第2節：第一節 三個"三十年"：中外關係的重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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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節：第一節 三個"三十年"：中外關係的重大(1)
第一節 三個"三十年"：中外關係的重大
歷史參照系在筆者看來，具備大歷史的縱深感，是恰當把握新中國外交地位與作用的關鍵之一。當中國外交被放置在更加巨集觀的歷史鏡頭下時，人們很容易糾正原先的誤判與狹隘，立即看到新中國外交相對於舊中國的質變，看到新中國外交內部不同時期的躍進。
一 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中外關係（1919-1949）
評說當代中國外交成就及其對中外關係的作用，不能不對比近代以來的中國與世界關係，不能不提到以簽署喪權辱國條約、協定為重要特徵的近代中國外交以及中國的國際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講， 1919-1949年的三十年是研究新中國外交及中外關係的時間距離最近、反差最強烈的一個重要參照系。認識新中國頭三十年的外交方位，不能不深刻理解它此前的中國革命性質和中國共產黨人的目標。歷史是傳承的、影響是深刻的。這方面最好的作品，仍是毛澤東的名著《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有深入研究興趣的讀者，不妨閱讀一下這篇名作。參見《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2-344頁。
1919年以五四運動為標誌，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它高舉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旗幟，對新文化啟蒙運動的推動和各種國內外先進思想的強烈追求，使俄國十月革命的精神迅速傳開，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的中國有了一種全新的變革狀態，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隨後的中國革命鬥爭奠定了基礎。從那以後的三十年，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展可歌可泣的偉大解放鬥爭的三十年，是朝著結束百年來任人宰割的屈辱歷史和連年戰亂的局面、實現國家獨立的三十年，也是在全球範圍內打擊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勢力，壯大世界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力量的三十年。在這三十年間，在國內，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建立了一個堅強的政黨和強大的人民軍隊，摸索了一整套開展武裝鬥爭和建立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的經驗。在國際範圍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力量，逐步摸索"以俄為師"的各種辦法，在主要從事國內武裝革命的同時，爭取儘可能廣泛的國際支援和合作。革命根據地既是傳播革命思想、積聚革命力量的播種機，又是向外宣傳中國人民解放鬥爭之偉大意義的平臺。除了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不朽名著《西行漫記》外，另一位同樣經歷長征、同樣被視為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偉大朋友的美國作家、著名記者阿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也有一本廣泛流傳的作品《中國的戰歌》。閱讀《中國的戰歌》，就不難知道長征一代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什麼期待世界的理解與支援，也不難懂得為什麼他們只能做出革命和造反的抉擇，更由此聯想革命年代的氛圍與風骨如何持續影響了老一代革命領袖在新中國建立後一段時間的外交思維與決策。參見\[美\] 埃德加·斯諾著《西行漫記》，董樂山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美\] 阿格尼絲·史沫特萊著：《中國的戰歌》，江楓譯，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在反法西斯鬥爭和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軍隊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某些聯絡渠道，初步接觸和理解了近代國際外交的各種知識與手段。如果說，在1840年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中國人尚未完全從舊時的朝貢體系和"天下"概念中擺脫出來，仍然對於西方列強主導的近代國際體系困惑不解和無從應對；那麼，在1919年後，以中國共產黨人為核心展開的偉大革命思想和實踐，則接受了最新的世界進步理念，對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下的落後愚昧有了深刻的批判，創造出富有戰鬥力和創造力的革命做法。這是有趣而富有動感的嶄新畫面：一方面是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上的實際的落後與被壓迫狀態；另一方面是中國革命者所表現出的新的氣質與精神狀態在不斷孕育和壯大。這也是中國與世界關係一個破舊立新的過渡時期：中國整體上被視為一個積貧積弱的"東亞病夫"，中國的舊政權和各種舊勢力的確腐敗殘破不堪，中國遠遠離開了昔日的世界中心位置，處於受支配、受壓迫的邊緣地位；以西方列強為主宰的國際體系，表現著恃強凌弱的霸權特徵，對於維持中國弱小和被分割的實際狀態心滿意足；有關近現代史上世界列強對中國的凌辱、盤剝以及中國外交的軟弱應對的詳細描述和分析，參見熊志勇、蘇浩《中國近現代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版。雖然中國共產黨人尚未掌握國家政權和外交工具，但他們代表的新興力量日益強大和崛起，代表著中國廣大地域和民眾的要求，朝著奪取政權、實現革命的目標挺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