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節：第二節 中外關係在六個時期的演化：一種綜合性的評估(6)
麻辣辦公室 總裁獨寵心尖嬌妻 緣份森林 雷痕 白玲的高考 空港疑案 鬼匠人 王爺休書拿來 三國秦皇 等待
第11節：第二節 中外關係在六個時期的演化：一種綜合性的評估(6)
對比江澤民的十三年的開始與結束，不難見證巨大的反差（與進展）：蘇東劇變及1989年政治動亂後，一度風雨飄搖、形勢惡劣，國際上多不看好中國的前景，認為它將步蘇聯解體的後塵；而當江澤民把接力棒交給胡錦濤時，這時的中國已儼然是國際力量格局中最有希望的新興大國（乃至出現了各種版本的"中國威脅論"）。
這當然與以江澤民為首的領導集體及外交部門的辛勞智慧有關，但它更是千百萬中國人的心血、力量與成就所致，是改革開放總體方針延續與昇華的結晶。
六 全新成長時期（2002年至今）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的這個時期，是繼鄧小平、江澤民之後以胡錦濤為首的新一屆領導集體推進改革開放大業的新階段，也是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達到新的高度、中國的全球影響力與對外關係持續發展的新階段。
站在全球角度觀察，當下的時期同時也是中國迅速成長為全球性大國以及國際力量格局發生深刻變革的全新時期，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待與壓力急劇上升、中國快速增長的海外利益同原有國際秩序經歷複雜磨合的全新時期。
在國內背景下，新一代領導集體制定並提出了"以人為本"、推進"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口號及目標，深化和豐富了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外交工作中，與內政的要求相適應，同樣制定和推進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義的舉措（及要求）。
例如，提出了"外交為民"的方針，外交領事保護制度出現了重大改革，不斷適應著中國公民和企業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新形勢；國家領導人在國務活動和世界講壇上大力倡導了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口號，外交部門在具體推動建設和諧的周邊關係、有協調的大國戰略對話與夥伴關係、實施與發展中國家的新型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以及積極參與國際多邊機制併發揮更大作用方面，實施了大量有創意、有成效的行動；胡錦濤主席近一時期在內外多個場合反覆強調的"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以及"統籌兩個大局"的指導方針，使得中國的對內、對外工作有了新的大國氣象和風範。
這一時期，與中國新的領導集體更加務實、親民、謹慎的要求一致，中國外交制度也有新的建設與發展。
例如，推動的新一輪外交禮賓改革，更加務實、精幹和節約；外交部增加了直接為百姓服務的諸多安排，像設立外交公眾活動日，成立公眾外交處，逐步開放外交歷史，各級外交領導上網與網民對話，設定應對緊急突發事件的機制，加入《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安全公約》，等等。
中國的多邊外交和大國外交均有創新與突破，如召開大規模、有影響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建立與美國、俄羅斯、日本、歐盟以及各個地區強國的雙邊戰略協作與對話方塊架等，豐富和加強了中國外交的渠道及影響。
在這一時期，中國外交在注重維護中國自身的發展利益和主權安全的基礎上，加大了對國際義務與責任的投入，中國人擔當了更多的國際組織和多邊制度的高官、參與了更多重大國際規則的制定，涉及世界衛生組織、國際金融機構、聯合國維和行動、世界貿易組織的上訴法庭、位於海牙的國際法院等不同領域和機制；中國在全球環境與氣候變化、全球貿易新一輪談判、全球金融改革與危機應對、全球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與反恐怖、聯合國系統的改革（包括安理會改革）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得到日益廣泛的承認。
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在21世紀之初就達到了歷史的新高：中國已和全球170個國家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與200多個國家及地區建立了經貿聯絡和其他合作關係；中國成長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最大的新興市場和外資投向地、主要大國中增長速度最快和持續能力最強的國家、對世界經濟新時期發展有顯著拉動作用的金磚四國的"領頭羊"。
在這一時期，中國國家權益的保障程度、與周邊國家的合作關係、重大外交方略的出臺次數、中國對於全球經濟發展的帶動力和對於國際安全的保障力乃至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和外交學的進步步伐，等等，都是以往任何時期無法比擬的。
然而，也應當看到，當中國人站到全球新的高地上，既看到更大更美的風景，享受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感受到"高處不勝寒"、"樹未大先招風"的特殊壓力與孤寂，一種在過去罕見的外部"呼籲與要求"：中國經濟的成長及強勁對外需求，被很多國家和聲音視為新的"中國威脅論"或"新殖民主義"的根源；中國和一些與西方有矛盾的國家的正常經貿交往，被解讀為"培植勢力範圍"和對抗現有國際制度；甚至北京奧運會的成功，也強化了外界對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自我定位的質疑；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曾經是中國傳統盟友的第三世界兄弟）以及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開始向中國伸手要錢、要援助、要承諾，其中很多超出中國能力所及和中國公眾的想象（思想準備）。
中國外交提供的戰略外援和國際公共產品，相對於其他世界大國，尤其是老牌西方國家，仍然有一定的差距；在當今的國際社會，北歐地區各國（瑞典、挪威、芬蘭、丹麥等）被認為是提供的國際公共援助在其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佔比重最高的國家群體。
大體上，這些國家的國民和政府把0.7%左右的人均GDP捐獻給了國際和平程序，特別是聯合國維和行動和各種地區熱點衝突的調解程序，如有關中東和平的"奧斯陸程序"、有關斯里蘭卡內戰的調停程序、有關柬埔寨政治和解和聯合國的介入程序、有關印度尼西亞政府與分裂省份亞齊相關政治勢力的對話程序，等等。
作為案例之一，下列作品可以供有興趣的讀者參閱（它屬於挪威政府釋出的白皮書之一）：Leiv Lunde & Henrik Thune, ed.,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Policy for a Globalised World, The Case of Norway, Report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Refleks Project, December 2008。
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與中國公眾的期待有距離，與中國的經濟成長速度和規模不太對稱，與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和當代政治、文化獨特大國的身份不一致。
中國在新時期的新起點上與外部世界的磨合仍然是一個任重道遠、充滿挑戰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