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導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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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導論四
我們在這裡不談這樣一些情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還不存在，租地農民自己還不是產業資本家，或者他的經營方式還不是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但地租這個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土地所有權的方式，在形式上已經存在。例如，愛爾蘭的情況就是這樣。那裡的租地農民一般都是小農。他作為租金支付給土地所有者的東西，往往不僅佔去他的利潤——即他自己的剩餘勞動，他作為自己勞動工具的所有者對這種勞動享有權利——的一部分，而且還佔去他在其他情況下以同量勞動得到的正常工資的一部分。此外，對土地改良根本沒有做一點事情的土地所有者，還把租地農民大部分透過自己的勞動投入土地的小額資本剝奪去，這和
705高利貸者在類似情況下的做法完全一樣。不過，高利貸者在這樣做的時候，至少要用他自己的資本來冒一點風險。這種不斷的掠奪，成了愛爾蘭土地立法上爭論的物件，這種立法主要是要強迫土地所有者在對租佃者解除租約的時候，補償租佃者在土地上進行的改良或投入土地的資本。對於這個問題，帕麥斯頓通常總是恬不知恥地回答說：
“下院就是土地所有者的議院。”
我們也不談以下的例外情況：甚至在進行資本主義生產的國家，土地所有者也能榨取高額的、與土地產量毫無聯絡的租金，例如，在英國工業地區，把小塊土地租給工廠工人用作小菜園，或用於閒暇時的業餘耕種。（《工廠視察員報告》）
我們要談的是資本主義生產發達的國家的農業地租。例如，在英國的租地農民中，有一定數量的小資本家，他們由教育、教養、傳統、競爭以及其他條件所決定，不得不作為租地農民把自己的資本投到農業上。他們被迫滿足於平均利潤以下的利潤，並把其中一部分以地租形式交給土地所有者。只有在這個條件下，才允許他們把資本投入土地，投到農業上。因為土地所有者到處都對立法有顯著的影響，在英國甚至有壓倒一切的影響，所以這種影響就會被利用來欺詐整個租地農民階級。例如，1815年的穀物法，——這種加在國內居民身上的麵包稅，顯然是為了保證有閒的土地所有者繼續得到在反各賓戰爭期間異常增大的地租收入，——除了個別例外的豐收年，確實起過這樣的作用，就是把農產品的價格維持在穀物自由進口時會下降到的水平以上。但是，它沒有能夠把價格保持在主持立法的土地所有者作為外國穀物進口的法律界限而規定的標準價格的水平上。可是，租約是在
706這種標準價格的影響下締結的。一旦錯覺破滅，就會制定新的法律，規定新的標準價格，這種新的標準價格和舊的一樣，不過是貪得無厭的土地所有者的幻想的無力表現。從1815年到三十年代，租地農民一直就是這樣受著欺詐。因此，在這整個時期，農業凋敝成為經常的話題。因此，在這個時期，整整一代租地農民遭到剝奪，歸於滅亡，並被一個新的資本家階級所代替。（見幾篇反穀物法的得獎論。可是，穀物法總是把價格維持在人為的高水平上。這對上層租地農民是有利的。他們從大多數租地農民（不管有沒有理由，他們總是指望例外的平均價格）因保護關稅而處於的停滯狀態中得到了利益。）
但是，一個更普遍得多更重要得多的事實是，真正農業工人的工資被壓低到它的正常平均水平以下，以致工資的一部分由工人手中扣除下來，變為租金的一個組成部分，從而在地租的偽裝下流到土地所有者而不是工人的手中。例如，在英格蘭和蘇格蘭，除了幾個位置有利的郡以外，情況一般就是這樣。在英國實行穀物法以前成立的議會工資水平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直到今天，還是關於十九世紀工資史的最有價值的、但幾乎完全未被利用的獻，同時也是英國貴族和資產階級為他們自己樹立的恥辱柱；這些報告毫無疑問地證明了，在反各賓戰爭中，地租率高以及與此相適應的土地價格的上漲，部分地只是由於工資的扣除，以及工資甚至被壓低到身體需要的最低限度以下，也就是說，由於正常工資的一部分交給了土地所有者。在租地農場主收入異常增加，土地所有者大發橫財的時候，各種各樣的情況，如貨幣貶值，農業地區濟貧法的實施等等，使這種做法成為可能。然而，租地農場主和土地所有者主張實行穀物關稅的主要論據之一都是，從身體需要方面來說，已經不可能把農業短工的工資再降低了。這種情況一直沒有發
707生重大的變化，並且在英國和在歐洲各國一樣，正常工資的一部分仍然是地租的組成部分。舍夫茨別利伯爵，當時又叫艾釋黎勳爵，貴族慈善家之一，對於英國工廠工人的狀況大為激動，於是在爭取十小時工作日運動中，充當他們在議會的代言人，這時，工業家的代言人為了報復，公佈了一份屬於該伯爵所有的幾個村莊農業短工的工資統計材料（見第1卷第23章第5節e：《不列顛的農業無產階級》）。這份統計材料清楚地指出了，這位慈善家的地租的一部分，不過是他的租地人替他從農業工人的工資中掠奪而來的。這個統計材料的公佈之所以有意思，還因為其中包含的事實，可以大膽地和1814年、1815年調查委員會所揭露的最壞的事實相媲美。當情況迫使農業短工的工資暫時提高時，租地農場主就立即叫嚷說，要把工資提高到其他產業部門所通行的正常水平，而不同時降低地租，是不可能的，並且必然會使他們破產。因此，這裡麵包含著這樣的自供：租地農場主以地租的名義，剋扣一部分工資交給土地所有者。例如，1849——1859年，英格蘭農業工人的工資由於下面的一系列有決定意義的情況而提高了：愛爾蘭的人口外流斷絕了從該地來的農業工人的供給；工廠工業異常大量地吸收農業人口；戰爭需要兵員；異常大量的人口移居澳洲和美國（加利福尼亞），以及其他一些不必在這裡詳細論述的原因。同時，除了1854——1856年歉收以外，這個期間的穀物平均價格下降了16％以上。租地農場主叫嚷要求降低地租。在個別情況下，他們達到了目的。但是總的說來，他們的這個要求並沒有成功。他們只好設法降低生產費用，如大量採用蒸汽發動機和新機器，這些機器，一方面代替了馬，把馬從經營上排擠出去，另一方面也把農業短工遊離出來，造成了一個人為的過剩人口，並由此引起工資的再度下
708降。這十年來，儘管和總人口的增長相比，農業人口普遍地相對減少了，儘管某些純農業區的農業人口絕對減少了，但上述情況還是發生了。1865年10月12日，當時劍橋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教授福塞特（1884年在郵政總長的任內去世），在社會科學會議上也說過：
“農業短工開始向國外遷移，租地農場主開始抱怨說他們將無力象往常那樣支付如此高的地租，因為向國外移民使勞動變得更貴了。”
因此，在這裡，高地租和低工資完全是一回事。只要土地價格的水平取決於這個使地租增加的情況，土地價值的提高和勞動的貶值就是一回事，土地價格的昂貴和勞動價格的低廉就是一回事。
法國的情況也是這樣。
“租價上漲了，因為麵包、葡萄酒、肉類、蔬菜和水果的價格上漲了，而勞動的價格卻保持不變。如果老人們檢視一下他們父輩的賬目，——這將把我們帶回到大約一百年以前，——他們就會發現，當時法國農業地區一個工作日的價格，正好和現在一樣。肉類價格從那時起卻上漲了兩倍……誰是這種變化的犧牲者呢？是租地的所有者富人，還是耕種租地的窮人？……租價上漲，是公眾不幸的證明。”（莫·律比匈《法國的和英國的社會結構》1837年巴黎第2版第101頁）
以下幾個例子，可以說明地租一方面是平均利潤扣除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平均工資扣除的結果：
前面引述的地產經理人和農業技師摩爾頓說：人們在許多地方已經注意到，大租地農場的租金，比小租地農場的租金低，因為
709“同後者的競爭，通常比同前者的競爭更激烈；並且因為小租地農民除了農業外，不大可能從事別的工作。他們由於必須找到合適的工作，而往往被迫同意支付他們明知過高的租金”。（約翰·洛·摩爾頓《地產的資源》1858年倫敦版第1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