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貴金屬和匯兌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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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貴金屬和匯兌率二
英格蘭銀行總裁詹·莫利斯指出：雖然自1847年8月以來，匯兌率已對英國有利，因此已經有金輸入，但銀行的金屬準備還是在減少。
“由於國內的需求，已經有220萬鎊金從銀行流入國內。”（第137號）——這神情況，一方面要由鐵路建築工人就業的增加，另一方面要由“危
644機時期銀行家都想握有自己的金準備的願望”來說明。（第147號）
英格蘭銀行前總裁帕麥爾（他從1811年以來就是英格蘭銀行的董事）：
（第684號）“從1847年4月中到暫停執行1844年銀行法的那一天止，整個期間的匯兌率都對英國有利。”
因此，在1847年4月曾引起一次獨立的貨幣恐慌的金屬流出，在這裡和往常一樣，不過是危機的前奏，並且在危機爆發以前已經扭轉。1839年，在營業嚴重不振時，為了支付穀物等等的款項，金屬大量流出，但沒有引起危機和貨幣恐慌。
第七，一旦普遍的危機結束，金和銀——撇開新開採的貴金屬從產地流入的現象不說——就會按金銀在平衡狀態下在各國形成特別貯藏的比例再行分配。在其他條件不變時，各國的相對儲藏量，是由各國在世界市場上所起的作用決定的。貴金屬會從存額超過正常水平的國家流到別的國家去；這種流出和流入的運動，不過是恢復金屬貯藏在各國之間原來的分配。但是這種再分配，是透過各種條件的作用進行的，這些條件，我們在研究匯兌率時將會提到。一旦恢復正常的分配，從這時起，先是會出現增長，然後又會流出。“最後一句話，顯然只適用於作為世界貨幣市場中心的英國。——弗·恩·”
第八，金屬的流出，在大多數情況下總是對外貿易狀況變化的象徵，而這種變化又是情況再次接近危機的預兆。（在紐馬奇看來，金流出可以有三個原因。1．由於純貿易上的原因，即由於輸入超過輸出，1836年到1844年間的情形，以及1847年的情形就是這樣，當時主要是田於大量穀物的輸入；2．為了籌集資金，以便把英國資本投到國外，例如1857年，對印度鐵路的投資；3．用於國外的絕對支出，如1853年和1854年用於東方戰爭的支出。）
第九，支付差額對亞洲來說可能是順差，而對歐洲和美洲來說
645都是逆差。（（第1918號）紐馬奇：“如果您把印度和中國合在一起，如果您考慮到印度和澳大利亞之間的交易，考慮到更為重要的中國和美國之間的交易，——而在這種情況下，營業是三角形的，結算是透過我們的中介進行的，——……那末，說貿易差額不僅對英國是逆差，並且對法國和美國也是逆差，看來是正確的。”——（銀行法，1857年））
貴金屬的輸入主要發生在兩個時期。首先是在利息率低微的第一階段，這個階段尾隨危機之後，並且反映生產的縮小；然後是在利息率提高但尚未達到平均水平的第二階段。在這個階段上，資本回流容易實現，商業信用的規模很大，因而對借貸資本的需求的增長趕不上生產的擴大。在借貸資本相對地說是富裕的這兩個階段，處於金銀形式，即處於首先只能作為借貸資本執行職能的形式的過剩資本的迴流，必然大大影響利息率，因而影響全部營業的調子。
另一方面，只要迴流不暢，市場商品過剩，虛假的繁榮單靠信用來維持，就是說，只要對借貸資本已有極為強烈的需求，利息率因此至少已達到它的平均水平，流出，即貴金屬不斷的大量輸出就會發生。在這些正是透過貴金屬的流出反映出來的情況下，資本在直接作為借貸貨幣資本存在的形式上的不斷提取所產生的影響，就會顯著加強。這必然會直接影響利息率。但利息率的提高不會限制信用業務，反而使它擴大，使它的一切輔助手段過分膨脹。因此，這個時期發生在崩潰的前夕。
紐馬奇被問道（銀行法，1857年）：
（第1520號）“這麼說來，流通匯票額，會隨著利息率的提高而增加嗎？——好象是這樣。”——（第1522號）“在平靜的通常時期，總賬就是現實的交換工具；
646但在發生困難時，例如在我以上所說的情況下，銀行的貼現率就會提高……這時，交易自然變為開匯票；這種匯票不僅更適合充當已經完成的交易的合法證據，而且也更便於進一步的購買，特別是作為信用手段來獲得資本。”
此外，只要銀行在比較危險的情況下提高它的貼現率，——同時，銀行很可能會限制它所貼現的匯票的有效期，——那就會產生普通的擔心，擔心這種情況會變得越來越厲害。因此，每一個人，而首先是信用騎士，都企圖把未來的東西拿去貼現，並且要在一定的時刻，支配儘可能多的信用手段。因此，根據以上所敘述的各種理由，可以得出：輸入或輸出的貴金屬量，不單純是作為量發生影響。它之所以發生影響，一方面，因為貴金屬作為貨幣形式的資本，有它的特殊性質，另一方面，因為它的作用，象加到天平秤盤上的一根羽毛的作用一樣，足以決定這個上下襬動的天平最後向哪——方面下墜。它之所以發生影響，因為它是出現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加在這邊或那邊的任何一點東西，都會起決定的作用。沒有這些理由，就根本不能理解，為什麼比如說500萬鎊到800萬鎊的金的流出（而根據過去的經驗，這就是界限）竟能產生重大的影響。日本的這種少量的增減，即使和在英國流通中平均有的7000萬鎊金相比，也是很小的，而在英國那樣的生產規模中，它實際上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量。（例如，我們可以看看魏格林的可笑的回答。他說，流出500萬鎊金就是減少500萬鎊資本。他要根據這一點，來說明在現實產業資本無限地漲價或貶值、膨脹或收縮時不會發生的各種現象。另一方面，同樣可笑的是，他還企圖直接把這些現象解釋為現實資本（即資本的物質要素）量膨脹或收縮的象徵。）但是，正是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的發展，一方面迫使所有貨幣資本為生產服務（也就是說，使所有貨幣收入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又在週期的一定階段，使金屬準備減少到最低限度，使它不再能執行它應執行的職能。正是這種發達的信用
647制度和銀行制度，引起了整個機體的這種過敏現象。在生產不夠發達的階段，貨幣貯藏少於或多於它的平均標準，相對地說是沒有關係的。同樣，即使金流出的數量非常可觀，但只要這不是發生在產業週期的危機時期，相對地說，就不會有什麼影響。
在以上的說明中，我們把由於農作物歉收等等而造成的貴金屬的流出撇開不說。在這種情況下，對生產平衡突然地遭到嚴重的破壞（它的表現就是金的流出）所產生的影響，不需要作進一步的說明。這樣的破壞越是發生在生產正全力進行的時期，影響就越大。
其次，我們也把金屬貯藏作為銀行券兌現保證和作為整個信用制度樞紐的職能撇開不說。中央銀行是信用制度的樞紐。而金屬準備又是銀行的樞紐。（紐馬奇（銀行法，1857年）：（第1364號）“英格蘭銀行的金屬準備，實際上……是中央準備金或中央金屬貯藏，國家的全部營業都是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的。可以說，它是國家全部營業的樞紐；國內所有其他銀行，都把英格蘭銀行看作中央的貯藏庫或它們取得硬幣準備的蓄水池；外匯率總是恰好對這個貯藏庫和蓄水池發生影響。”）我在第一卷第三章論述支付手段時已經指出，信用主義轉變為貨幣主義是必然的現象。圖克和勞埃德——奧維爾斯頓都承認，必須讓現實財富作出最大的犧牲，以便在危機時期維持住這個金屬的基礎。爭論的中心不過是數量多一些或少一些的問題，以及怎樣更合理地對待不可避免的現象的問題。（“因此，實際上，圖克和勞埃德兩人都主張用提高利息率，減少資本貸放，及早限制信用的辦法，來消除對金的過度需求。不過勞埃德憑他的幻想，作出了煩瑣的甚至危險的“法律”限制和規定。”（《經濟學家》1847年［12月11日］第1418頁））一定的、和總生產相比為數很小的金屬量，竟被認為是制度的樞紐。因此，即使把金屬在危機時期作為樞紐的這種特性的驚人例證撇開不說，這裡也產生了美妙的理論上的二元論。當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