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貨幣資本和現實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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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貨幣資本和現實資本
至少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只有當主要食物或者最重要的工業原料普遍歉收的時候，才可以談到生產資本的實際不足。
不過，除了這種商業信用外，現在還有真正的貨幣信用。產業資本家和商人互相的貸款，同銀行家和貸款人對他們的貸款交織在一起。在匯票貼現時，貸款只是徒有其名。一個工廠主出售他的產品而得到一張匯票，他把這張匯票拿到匯票經紀人那裡去貼現。事實上，這個匯票經紀人只是發放他的銀行家的貸款，而銀行家貸給他的又是自己的存款人的貨幣資本，這些存款人就是產業資本家和商人自己，也有工人（透過儲蓄銀行），以及那些地租所得者和其他非生產階級。因此，每一個工廠主或商人個人無須握有鉅額的準備資本，也不必依賴資本的現實迴流。但是另一方面，部分地因為有單純的空頭匯票，部分地因為有那種專門以偽造匯票為目的的商品交易，全部過程就變得十分複雜，以致在資本回流實際上早已只有一部分靠犧牲那些受騙的貸款人，一部分靠犧牲那些受騙的生產者才能實現之後，營業紮實可靠、迴流十分順暢的假象，還能平靜地保持下去。因此，正好在崩潰的前夕，營業總是顯得幾乎安然無恙。關於這一點，例如1857年和1858年的《銀行法報告》提供了最好的證據。在那裡，所有銀行董事，商人，總之，以548奧維爾斯頓勳爵為首的所有被邀請的專家，都互相祝賀營業的繁榮和穩定，——這正好是在1857年8月危機爆發前的一個月。而令人奇怪的是，圖克作為研究歷次危機的歷史學家，在他的《價格史》一書中，再一次陷入這種錯覺。在總崩潰一下子到來之前，營業總是非常穩定，特別興旺。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談貨幣資本的積累。
借貸貨幣資本的增加，並不是每次都表示現實的資本積累或再生產過程的擴大。這種情況，在產業週期的緊接著危機過後的那個階段中，表現得最為明顯，這時，借貸資本大量閒置不用。在生產過程緊縮（1847年危機後，英國各工業區的生產減少三分之一），物價降到最低點，企業信心不足的時候，低微的利息率就起著支配作用。這種低微的利息率僅僅表明：借貸資本的增加，正是由於產業資本的收縮和萎縮造成的。當物價下跌，交易減少，投在工資上的資本收縮時，所需的流通手段就會減少；另一方面，在對外債務一部分由金的流出，一部分由破產而償清之後，也就不需要追加的貨幣去執行世界貨幣的職能了；最後，匯票貼現業務的範圍，隨著匯票本身的數目和金額的縮小而縮小，——這一切都是一目瞭然的。因此，對借貸貨幣資本的需求，不論是用於流通手段，還是用於支付手段（這裡還沒有談到新的投資），都會減少，這樣，借貸貨幣資本相對說來就顯得充裕了。不過，正如我們以後將要談到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借貸貨幣資本的供給也會實際增加。
例如，1847年危機後，就發生了“交易緊縮，貨幣過多”的現象（《商業危機》1847——1848年證詞第1664號）。“因為商業幾乎完全停頓，投資的可能性幾乎完全沒有”，所以利息率是很低的（同上，549第45頁，利物浦皇家銀行董事霍奇森的證詞）。這些紳士（而霍奇森還是其中最出色的一個）為了說明這種現象而發表過什麼謬論，從下面一段話就可以看到。
“貨幣緊迫＜1847年］是由國內貨幣資本的實際減少所引起的，而這種減少部分地是由於從世界各地進口的貨物必須用金支付，部分地是由於流動資本（floating＿capital）轉化為固定資本而造成的。”［同上，第63頁］
流動資本轉化為固定資本，怎麼會減少國內的貨幣資本，這是不可理解的。因為，拿鐵路這個當時的主要投資專案來說，無論或紙幣都沒有用來架設橋樑和鋪設鐵軌，並且購買鐵路股票的貨幣，只要它的存入是為了交付股金，就同一切其他銀行存款完全一樣地執行職能，正如上面指出的，甚至還會暫時增加借貸貨幣資本；而這些貨幣在實際用在建築上的時候，它們就作為購買手段和支付手段在國內流通。如果僅僅說固定資本不是可供出口的物品，由於不能出口，就會失去出口貨換來的收入所形成的可供支配的資本，從而也就會失去現金或金銀條塊形式上的收入，如果只是就這一點來說，那末，貨幣資本會由於流動資本轉化為固定資本而受到影響。不過，當時英國的出口貨，在國外市場上也是大量堆積，賣不出去。當時曼徹斯特等地的商人和工廠主，把自己企業的一部分正常資本投在鐵路股票上面，於是不得不靠借入資本來經營自己的企業，對他們來說，流動資本實際上已經固定下來，因此，他們不得不自食其果。如果他們把屬於自己企業的資本提取出來，不是投到鐵路方面，而是投到比如說採礦業方面，並且採礦業的產品鐵、煤、銅等等本身也是流動資本，其結果還是一樣。——550當然，由於歉收、穀物進口、金的流出而造成的可供支配的貨幣資本的實際減少，則是一件和鐵路投機毫不相干的事情。
“為了把自己的貨幣投到鐵路方面，幾乎所有商行都開始程度不等地縮小自己的營業。”［同上，第42頁］——“各商行都把這樣大量的貨幣貸給鐵路，結果這些商行不得不透過匯聚貼現的方式再向銀行取得大量貸款，以便維持自己的營業。”（同一位霍奇森，同上，第67頁）“在曼徹斯特，鐵路投機使許多人遭到巨大損失。”（羅·加德納，同上，證詞第4884號。在第1卷第13章第3節c及其他地方曾多次提到過這個人。）
1847年危機的主要原因，是市場商品的驚人過剩和東印度貿易上的瘋狂投機。但是還有別的情況促使這個部門的一些十分富有的商行遭到破產：
“它們有雄厚的資金，但這些資金不能流動。它們的全部資本都固定在模里西斯的地產或靛藍廠和製糖廠上了。後來，當它們的債務達50——60萬鎊時，它們已經沒有流動資金來兌付它們的匯票了，最後才發覺，為了兌付它們的匯票，只有完全依靠它們的信用”（查·特納，利物浦經營印度貿易的大商人，同上，第730號）。
再看看加德納的證詞（同上，第4872號）：
“中國條約簽訂後，國內立即出現了竭力擴大對華貿易的廣闊前景，因此，除了現有的全部工廠外，又有許多大工廠專門為了做這種生意而建立起來，以便製造那種主要是銷往中國市場的棉織品。”——（第4874號）“這種生意做的怎樣呢？——倒黴透了，真是一言難盡；我不認為，1844年和1845年對華出口總額的三分之二以上已經收回；因為茶葉是主要的回頭貨，並且因為使我們產生很大的期望，所以我們工廠主都確信茶葉稅會大大降低。”
請看英國工廠主所特有的信念的天真流露：
“我們對國外市場的貿易，不是受國外市場購買商品的能力的限制，而是受國內我們對作為我國工業品的回頭貨而得到的那些產品的消費能力的限制。”
（那些和英國通商的比較窮的國家，當然可以對任何數量的英國工業品進行支付和消費，而遺憾的是，富有的英國竟不能消化作為回頭貨的產品。）
（第4876號）“起初我運出一些商品，出售時大約虧損15％，因為我完全相信，我的代理商購買茶葉的價格，可以使我在英國轉賣這些茶葉時，獲得一筆足以補償上述損失的利潤；結果我非但沒有獲得利潤，有時反而虧損25％，甚至50％。”——（第4877號）“工廠主出口是自負盈虧嗎？——主要是這樣的；商人好象不久就發覺，他們從中得不到什麼好處，所以他們慫恿工廠主採取委託銷售的辦法，而不必親自參與。”
可是，在1857年，損失和破產主要落到了商人身上，因為這一次是工廠主讓商人對國外市場商品過剩承擔了“自負盈虧”的責任。
隨著銀行制度的發展（參看下面舉出的關於伊普斯威奇地區的例子，在1857年以前的幾年間，那裡的租地農民的存款增加了三倍），從前的私人貯藏貨幣或鑄幣準備金，都在一定時間內轉化為借貸資本。這樣造成的貨幣資本的擴大，和倫敦股份銀行開始對存款支付利息時存款的增長一樣，並不表示生產資本的增加。在生產規模保持不變時，這種擴大隻會引起借貸貨幣資本比生產資本充裕。因此實行了低利息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