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出賣變法
冷總裁誘上不純女傭 當殺手淪為保鏢 步步逼婚：總裁的替嫁新娘 罪妃指腹為婚 貴女策 食色 女配是無辜的 帝王業：豔骨沉歡 該死,做我女朋友你跑不掉 新鹿鼎記
第三章 出賣變法
甲午中日戰爭後，中國的民族危機更加嚴重了，人們都開始尋求御之道，這中間以先進知識分子為代表的改良主義更是時代的代表並不斷高漲，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就在清廷大力推行“練兵自強”政策的時候，資產階級改良派，大膽地提出了“變法自強”。領導這場運動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康有為。
目光敏銳的袁世凱，憑著他那巧於變化，善觀風向的本領，悟出變法維新很有可能發達。於是，袁世凱投靠了康有為。在“飲酒商談”中，他隨風倒柳，大談練兵、變法。還把康有為稱為“大哥”，顯得異常親切。他還常向康有為吹噓自己在朝鮮時，與日本人如何如何打過仗以及主張**等“英雄壯舉”，一時間產生了“人皆喜聆其言論，目為一世之雄”的效果。袁世凱很快便取得了康有為的信任。1895年6月，康有為寫了一份萬言書，各衙門都拒絕遞呈，惟有袁挺身而出，把此書交給了督辦軍務處代遞，康有為對袁世凱十分感激。
由於遭到頑固勢力的阻撓，康有為多次上書，都沒有結果。於是決定組織學會、製造輿論，集聚力量。8月底，康就和學生梁啟超共同發起了“強學會”，袁世凱不但捐款入會，而且表現得非常活躍，商議興辦書館時，袁慷慨解囊捐銀五百兩；決定在後孫公園設立會所時，袁又到處募捐鼓動。經他賣力活動，官僚中捐款頗為踴躍，有3人竟每人捐銀五千兩。從此康有為等維新派將袁視為“同志”並對他寄以無限的希望。
其實，康、袁兩人本質上講是不同的。康系知識分子，因受西方資產階級學說的影響，在思想上認識到：要國富民強，光靠仿造西方的“堅船利炮”還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學習西方的先進政治制度。而袁則不同，他出身官僚家庭，始終在上流社會里轉來混去，而且一直順利“步步青雲”。他夢寐以求的東西是充分利用社會的**，來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他把一切可乘之機都當成了往上爬的階梯。“洋務派”盛興時，他侈談洋務靠攏李鴻章；如今，維新派時髦了，他又附和維新，但骨子裡根本就沒有接受改良主義的思想。可見，袁世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隨聲附和，不出於心”的假維新派，一個地地道道的投機派。
帝國主義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紛紛地搶佔中國港口，劃分其勢力範圍。爭先恐後地搶佔中國港口，劃分勢力範圍。亡國之禍，迫在眉睫。在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推動下，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維新派透過光緒皇帝，頒佈了一系列改革詔令，在歷史上頗有進步意義。
想在仕途上大放異彩的袁世凱，一直密切關注著新舊兩派之間的鬥爭。他看到光緒帝主張變法卻苦於無權，維新派又都是些空談的書生；相反，慈禧太后掌權30多年，心腹極多，樹大根深，是很難動撼的。兩派的實力已經越來越清楚了，如若靠了慈禧太后，說不一定將來會取代李鴻章呢。於是他下定了決心，然而表面上仍然耍弄著兩面派的手段，用以應付複雜的時局。
就在這時，發生了所謂的“帝后衝突”事件。
1897年9月14日，皇帝與太后因對變法的看法不同大起衝突，頤和園玉瀾堂酒宴不歡而散。那一天，政變和反政變的活動都進入了最後階段，在表面的平靜下面，新舊兩黨都躁動不安，活動頻繁。當日，光緒召見了隨駕值班的小軍機楊銳，授予了第一道密詔：
近來朕仰觀皇太后聖意，不想將舊法盡行改變，並且不願將這些老耄昏庸的大臣罷黜，而升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怕失去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並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母意旨堅定，最後恐怕無濟於事。就如十九日的來諭(即罷免禮部六堂官之事)，皇太后已以為(處分)過重，所以不得不慢慢想辦法，這就是近來實在為難的情形了。朕豈不知道中國積弱不振以至於危迫，全是被此輩人所誤。但必要朕儘早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行改變並盡行罷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的權力實有不足。如果真這樣做，則朕的皇位且將不保，何況其他?如今朕問你們，可有何良策，使舊法可以全部改變，將老邁荒謬昏庸的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違背太后的意旨。你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位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在不勝緊急翹首盼望之至。特諭。
玉瀾堂酒會，光緒頂撞了慈禧，受到“太后大聲呵斥”後，非常驚懼，想找人調停卻無合適人選，“恭王卒，慶王疏遠，端王載漪兄弟及各位大臣全都是怨恨皇上的人。因而想到楊銳通達世故，告訴了他。楊銳說：‘這是陛下的家事，應當與大臣商量，臣人微言輕，徒取罪戾，沒有益處。’皇上因此命令四參政與康有為商量，而吐頒賜有密詔”。不想這個楊銳不但不能為光緒分憂，還把密詔整整壓了三天，使維新派落入了完全沒有機會的境地。偏見害了光緒，使他看不到老臣中也有同情新政的人，真不如找李鴻章做調解人，新政還可能有保全的希望。從下達這道密詔開始，守舊派的訓政和維新派的反政變鬥爭進入了倒記時的最後階段，我們將逐日追溯各派人物的活動，對袁世凱在戊戌政變中的角色，作一番較為客觀和可信的分析。
就在密詔發下的當天(9月14日)，袁世凱、伊藤分頭進京，乘的是同一趟火車。與袁世凱同行的有他的幕府密友、翰林院編修徐世昌。到京後，徐先赴頤和園安排報到、請安等召見前的準備事宜，袁則派人前往海淀尋租寓所，因為皇上當時駐蹕在頤和園，就近住下，可免於路途奔波和時間上的耽誤。下午，袁等人住海淀法華寺中的裕盛軒。伊藤一行到京後則下榻日本公使館，總署大臣張蔭桓隨即來訪，並與伊藤商定在京期間的日程安排。
同一天的同一趟車中，還有一位神祕的乘客：張翼。“是日早車有榮相(即榮祿)密派候補道張翼進京謁見慶親王，呈遞密信並稟告要事。據見到過此信的人說，有四五十頁八行書之多”。從此事可以看出，榮祿對召見袁世凱和伊藤訪華這兩件事感到了很大的不安，尤其是後者，所以榮祿在宴請伊藤的宴會上才會有“慘沮不歡”，中途退席等不合禮儀的反常表現。從密信的篇幅上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榮祿詳盡陳述了自己對局勢的看法，並權衡、分析了訓政的利弊，由守舊派接到此信後緊鑼密鼓的活動可以確知，榮祿的意見是：發動政變，此其時也。
還是同一天的晚間，大概是在光緒召見楊銳，下達密諭的同時，康有為向頭天趕到北京的畢永年交了底：
夜九時，召我到他的居室，對我說：“(你)知道今日面臨的危急嗎?太后打算於九月天津大閱兵時殺害皇上，到時候怎麼辦呢?我想要效法唐朝張柬之廢武后之舉，然而天子手無寸兵，很難舉事。我已奏請皇上召袁世凱入京，想要他起李多祚的作用”。我說：“袁是李鴻章之黨，李是太后之黨，恐怕不可以用吧。而且袁也不是可以與謀此等事情之人，聽說他在高麗時自請撤回，極無膽量”。康說，袁前兩天已到京，我已令人去往他那裡行反間之計，袁深信不疑，已經深恨太后和榮祿了。而且我已奏知皇上，在召見袁時，隆以禮貌，撫以溫言，又當面賞給茶食，這樣袁必愈生感激而圖報答了。你且等待著，我還有重要事情用你來辦。
畢永年(18681902)，字松圃，湖南善化人。出身於大戶人家，“性豪宕，喜結納，又耽於聲色，毀家資過半”。光緒丁酉年(1897）舉拔貢(即不經考試，保送而得的舉人資格)，“曾在長沙組設湘學會，日與唐才常、譚嗣同、林圭輩講論”，是湖南知名的維新志士。他於政變前夕趕到北京後，正趕上康、梁等策劃引袁世凱發動兵諫，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陰謀，事後流亡日本，改名安永松彥。他所撰寫的《詭謀直紀》詳細記載了事情的經過，為戊戌變法中維新派的反政變活動留下了第一手珍貴資料，也為解開戊戌變法中的若干疑團提供了重要的證據。畢永年後來參與自立軍和同盟會的起義，失敗後入寺為僧，憂勞成疾，死時才34歲。
9月15日(舊曆七月三十日)，袁世凱的活動沒有記載，他在法華寺的寓所內閉門不出，不知道他在幹什麼。以袁世凱的賦性，不會安居於寓所之內，但書闕有間，只能存疑。伊藤則於午前拜訪了總署的親王、大臣們，出席者為慶親王、崇禮、廖壽恆、張蔭桓，然後專程登門拜訪李鴻章，午後則拜防各國駐華公使。在與總署王大臣座談時，伊藤強調圖強首先要改革兵制，而改革兵制首要的是基層軍官(即士官)的培養，“改革兵制的要著，為士官的培養；須精選一、二學校培養士官，並置於貴國大皇帝直接管轄之下，此為最先要務，其他再分緩快慢，漸次實行”。伊藤的這個建議很可能使警覺的守舊派將其與光緒召見袁世凱之事聯絡起來。
本日，王照“往頤和園上請袁(世凱)兵南去之折”，試圖亡羊補牢；而那個接受了密詔的楊銳則陷入困境，無所作為，我們可以想象得到他焦慮害怕，繞室彷徨的場面。
9月16日(舊曆八月一日)，凌晨四鼓袁世凱即趕赴頤和園宮門等候召見，黎明時分，光緒在玉瀾堂召見了他，整個過程袁世凱記憶如下：
皇上垂詢軍事上的事情甚為詳盡，(我)均據實際奏對。
(問話)間歇時，就奏請說：“九月有巡幸大典，督臣榮祿命臣督率修理操場，並先期商議演練方陣，亟須回津料理，倘若沒有垂詢事件，請即訓示”。奉到的上諭是，等到四日後請訓，可無大耽擱等話。
召見結束後，袁世凱回到居處吃了些早點，躺下補覺。“忽有蘇拉來報，(我)已以侍郎候補，並有軍機處交來的通知，奉旨令初五日請訓”。清代官員的任用方式，一直是“內重外輕”，即同樣品級的官員，京官比地方官的身份要來得尊貴，三品的地方官到了中央，往往只能屈居四品、五品官員的位置。所以，袁世凱以地方三品的按察使，一下子擢升為中央的二品候補侍郎，真可以說是恩出格外了。但袁世凱的反應卻令人意外，通常應該大喜過望的他卻“自知非分，汗流浹背，立意上疏辭謝，隨即有郭有琴諸友人前來賀喜。都告以無功受重賞，決不是好事，有何可賀?即商量草擬疏稿，將力辭，諸友人全都勸阻，於是託友人代辦謝恩折”。以袁世凱這樣熱衷官場和事功的人，往常進京，公事之外，終日奔走於勢要權門，舊雨新知，酬酢往來無虛日。而此次進京，則一反常態，閉門不出，十分低調。知道自己被越級提拔，不僅不喜，反而驚得“汗流浹背”，甚至立意辭謝。這種種反常行為透露給我們的資訊是，袁世凱已經充分意識到局勢的嚴重性，稍有不慎，就會捲入帝、後兩黨政爭的漩渦，而使自己的事業、前程毀於一旦。所以到北京的頭一天，他既沒有去拜會熟識的中樞大佬，也沒有去看望過去的維新同志，寓居郊外，閉門獨處，皇帝召見這麼難得的機會，他也不知珍惜，竟要求馬上請訓回津。凡此種種，都表明袁最初的想法是，不惹是非，置身事外。但政治這種東西無處不在，你不找它，它要找你。聽到自己被皇帝不次擢升，他立刻就應該意識到這是維新同志們使的勁兒，因為徐仁祿6月在小站許過願；於是午後他開始出動，遍訪各位大佬，為的是瞭解他們對此事的反映和看法，表白自己的心跡。他先去拜訪慶親王，沒有在家。然後拜訪了剛毅、裕祿和王韶三位軍機大臣，都見了面，袁備述自己無功受賞，萬萬擔當不起的心情；剛、裕二位什麼反映，不得而知，恐怕都是言不由衷的官話，內心裡卻在暗暗冷笑吧。在與之相熟的王韶那裡，袁世凱又提出上疏辭謝的事情，王韶告訴他，既然出自特恩，辭謝也沒有益處，反而會讓人覺得矯情，一再說不能如此。但袁世凱仍舊“此心怦怦，殊不自安”。對於自己的維新派同志們，袁世凱當然也不能不敷衍，但因分不開身，只能以書信暗通款曲；而康、梁等得知袁世凱被提升的訊息後，認為第一步已經成功，於是開始了更深的策劃。
夜八時，忽然傳來上諭，袁以侍郎候補。康(有為)與梁(啟超)正在晚餐，於是拍案叫絕說：“天子真聖明，比我們所獻之計還要隆重，袁必更喜而圖報了”。康當即起身命我(即畢永年)隨往他的居室，詢問我下一步怎麼辦。我說：“事已至此，沒有別的辦法，只能按預定計劃行事了。然而我始終懷疑袁不是可用之人”。康說：“袁極可以用，我已得到他允諾的憑據了”。於是從茶几間取出袁寫給康的書信給我看，信中極力感謝康的引薦提拔，並且說：“赴湯蹈火，亦所不辭”。康對我說：“你看袁說出這樣的話，還不可以用嗎?”我說：“袁是可以用了，但先生打算要我做什麼呢?”康說：“我想派你前往袁的幕府中作名參謀，以監督他，怎麼樣?”我說：“我一個人在袁幕府中有何用?而且袁世凱如有異志，不是我一個人所能製得住的”。康說：“或者以百人交給你統率，怎麼樣?到袁統兵圍頤和園時，你則率領百人奉詔命前往捉住西太后廢了就可以了”。我說：“那麼我應當在哪天見袁呢?”康說：“等再商量吧”。正在談話之時，康廣仁、梁啟超也入座加入。梁說：“此事老兄不必懷疑，但當盡力去做就是了。然而老兄敢做此等事情嗎?”我說；“有什麼不敢的?然而我應當深思熟慮地處理。況且尚未見過袁，我還是不知道他是何等人嘛”。梁說：“袁決無問題，老兄但說答不答應此事吧?”我此時在心裡謹慎籌劃，未敢馬上答應，而康廣仁就有了憤怒之色。我於是說：“此事我終不敢單獨承當，為何不急催唐(才常)君來京共同謀劃呢?”康、梁均大喜說：“好極了!好極了！但我們的意思是，想馬上於數日內發動此事，若等候唐君，則又要很多天時間了，怎麼辦呢?”躊躇片刻，於是同到譚(嗣同)的房間商量此事。譚說：“稍緩時日不妨，如果催得唐君來，則更為安妥”。梁也大為贊成道：“畢君沉毅，唐君深摯，可以稱為兩雄了”。我知道這是面子上的恭維話，於是遜謝不敢當。康說：“事情已經定計了，你們可以儘快調兵遣將了”。於是共同草擬快電兩道，迅速發出，催促唐氏。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看了畢永年對當年康、梁策劃政變情況的敘述，我們就會明白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諺語了。
本日，伊藤一直在公使館，午前，李鴻章回訪；午後，總署王大臣回訪。
9月17日(舊曆八月二日)，在袁世凱謝恩時，光緒帝再次召見，袁向光緒帝陳述自己對無功受祿、破格提拔的慚愧惶悚的心情。光緒卻笑著說：“人人都說你練的兵，辦的學堂非常好，此後可與榮祿各辦各的事”。退出後，他又在宮門外等候昨天沒有見到的慶親王，見面後只說了幾句話，就下起了大雨，慶親王入宮，他則直到中午才回到法華寺，疲憊不堪，倒頭酣睡至晚，吃過晚飯，接著睡覺。
本日由於楊銳處遲遲沒有訊息，焦急的光緒皇帝透過入值的小軍機林旭帶出第二份密詔(即所謂“衣帶詔”)，同時釋出上諭，督促康有為速赴上海督辦官報局。這一明一暗兩份詔書傳遞出來的資訊是，政變發動在即，光緒已嚴重感受到了異常的氣氛，他希望康有為的離京有助於緩和反對派的情緒，同時也是對康的保護。這份密詔的原如下：
朕今命你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的苦衷，非筆墨所能盡呀。你可迅速出外，不可以延遲。你一片忠愛熱腸，朕深有所知。你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還可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於你)啊。特諭。
本日據說也是慈禧太后最後決定訓政的日子，“楊崇伊於初二日至頤和園呈遞請求訓政的摺子，西太后(訓政的)心意確定了下來”。原來慶親王收到榮祿的長信後，即與楊崇伊等策劃實施，“是日慶親王、端親王同赴頤和園，哭請太后訓政，而且說伊藤已定於初五日覲見，等到事機一洩，中國恐怕不復為太后所有了”。“慶親王與李蓮英皆跪請太后訓政，立山等甚至說皇上派太監到各國使館請求除去太后，太后大怒”。其實慈禧是在做戲，從裁撤冗官衙門時起，十幾天來到她跟前跪哭請求訓政的老臣就沒有斷過，她就是不答應，因為她認為火候還不夠足。她完全知道這些
康廣仁
人是為了激怒她而在編瞎話，但她要的就是這種效果，這樣才顯得她出山是迫不得已。但伊藤到京覲見皇帝，她不能不重視，擔心發生什麼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情。榮祿、楊崇伊等正是抓住慈禧害怕洋人的心理，策動訓政的，楊崇伊所上奏摺的題目就叫“為大同學會蠱惑士心，紊亂朝局，引用東人，深恐遺禍宗社，呼籲懇求皇太后即日訓政，以遏止亂萌”折。所謂“東人”，指的就是伊藤；而“大同學會”是已被革職的廷式在家鄉辦的維新派學會，加到摺子裡，為的是牽連打擊，報復廷式從前糾眾彈劾李鴻章的舊恨。折中雖也攻擊康、梁，但重點還是放在了伊藤身上。
今春會試，公車駢集，康有為偕其弟康廣仁及梁啟超來京講學，將以煽動天下士人之心。……不知何種緣故，引入內廷，兩個月以來，變更成法，斥逐老成(的大臣)，藉口廣開言路，用以安插黨羽。風聞東洋前首相伊藤博即日到京，將要專權執政。臣雖得自傳聞，然而近來傳聞之言，無不應驗。果真用伊藤，那麼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於拱手讓給別人了。臣身受國恩，不忍緘默，再三思維，惟有仰懇皇太后，追溯祖宗締造之艱難，俯念臣民呼籲之懇切，即日訓政。
值得注意的是，楊崇伊的摺子中沒有提到袁世凱被召見這件事，可見此時守舊派還對維新派的政變計劃一無所知，否則不會用伊藤專政這麼拙劣藉口作為訓政的根據。召見袁世凱是皇帝想要插手軍隊的訊號，但對袁世凱本人，守舊派似乎並沒有什麼不放心。
林旭很可能是受光緒的委託，先找楊銳追問第一份密詔的落實情況，因此17日白天康有為等人仍不知道有密詔這麼一回事，當天晚上，維新同
志們仍有興聚飲於宋伯魯家，“李苾園尚書、徐子靜侍郎在我左右，唱崑曲極樂，而聲帶變微，曲終哀怨動人。談世事變遷之急，相與憂嘆”。但當康有為回到寓所時，看到來訪不遇的林旭留下的敦促他出京的詔旨，和要他明日不要外出，有要事相告的字條，康有為才感到，大事真的不妙了。但維新派們並沒有放棄，他們還對袁世凱抱有希望，決定第二天面見袁世凱，向他交底。
夜七時，忽奉旨催康有為出京，我(畢永年)說：“如今必敗了，未知袁那裡訊息怎樣?”康說：“袁那裡有位幕友徐世昌，與我交情極好，我將令譚、梁、徐三個人往袁處明說此事，成敗在此一舉”。
9月18日(舊曆八月三日)，林旭一早攜帶兩份密沼(包括三天前被楊銳壓住的那份的抄本)趕到南海會館，大家“跪誦(密詔)，痛哭激昂”。於是“召集卓如(梁啟超)及二徐、幼博來，籌劃救皇上之策。袁幕府的徐菊人也來了，我(康有為)乃相與痛哭以感動他，徐菊人也哭了，於是大眾痛哭不成聲。於是囑譚復生(即譚嗣同)入袁世凱寓所，遊說袁勤王，率敢死之士數百人，扶皇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原準備派到袁世凱那裡執行特殊任務的畢永年並沒有被告之密詔的事，他只看到“康氏兄弟等紛紛奔走，意甚忙迫”。但在午餐時，同住一室的好友錢維驥向他透露了一個驚人的訊息，使他原本就不堅定的意志發生了動搖。
午餐時，錢君(維驥)告訴我說：“康先生要殺太后，怎麼辦?”我問：“兄怎麼知道?”錢說：“剛才梁君(啟超)對我說：‘(康)先生的意思是，在奏知皇上的時候，只說是廢黜；等到去頤和園時，抓住殺掉就可以了。不知畢君肯不肯辦這件事，老兄為何不去探一下他的口氣’等話。看來此事是真的了，(你)打算怎麼辦呢?”我說：“我早就料到，他想要我充當成濟的角色。老兄且等著看吧”。當晚，康、譚、梁一夜未歸，大概是去袁世凱那裡商量此事了。
在維新派諸君悲憤痛哭，康、譚等人密謀策劃之時，袁世凱也進了城，正在賢良寺拜望他的老上司李鴻章。兩人談了一上午的“兵事”，用過午飯，袁告辭出來，轉赴慶親王府上拜訪，慶親王當時正在頤和園與一幫老臣苦勸太后訓政，但留下話叫袁世凱等他，袁在門房裡等到天快黑了還不見他回來，卻接到了榮祿傳來的命令，說是大沽口一帶有英**艦遊弋，要他儘快回防。因為已定於初五召見請訓，袁世凱便回到寓所，吩咐幕友辦折說明需要提前回津的原因，打算明天奏請提前請訓，正在燈下擬稿之際，忽聽到外屋人聲嘈雜，隨即寓所差役稟報有位軍機處的大人來訪，已下車進了客廳，袁世凱拿過名帖一看，原來是譚嗣同來了。
譚嗣同夜訪袁世凱，是百日維新史劇中的經典一幕。具體情況如何，其說不一，我們這裡只根據當事人的說法進行判斷。譚嗣同、袁世凱是確定無疑的當事人，譚嗣同幾天後被殺，沒有留下有關這次會見的隻言片語，只能從梁啟超等人的轉述中得知夜訪的情況。袁世凱則在數日之後寫了一篇《戊戌日記》，是意在表明心跡的備忘錄。在場的還應該有徐世昌，但他事後絕口不提此事，也沒有留下任何字記錄。我們先來看譚嗣同方面的說法。
白天哭過以後，維新派勤王救主的惟一希望就是袁世凱了。晚間，譚嗣同(應該還有徐世昌)一同前往法華寺見袁。稍後，梁啟超進內城金頂廟容閎(純齋)寓處等候訊息；康有為則拿出李提摩太交給他的一張列強瓜分中國的示意圖，要前來慰問告別的維新同志楊深秀、宋伯魯、李孟符、王照等人以抗禦外侮為名，找更多的人上折，請求調袁世凱所部進京勤王。到了半夜內城城門開啟後，康有為也前往金頂廟聽候訊息。譚嗣同與袁世凱談過之後按約定來到金頂廟，向康、梁通報了談話的情況，據梁啟超事後的轉述，當時的情形是：
初三日晚上，君(譚嗣同)徑直造訪袁所寄寓的法華寺，直接問袁說：“你認為皇上為人如何?”袁說：“曠代(才有的)聖主啊”。譚說：“天津閱兵的陰謀，你知道了嗎?”袁說：“當然，早有所聞”。譚於是直接出示密詔說：“今日可以救我們聖主的人，全在足下。足下想救就可以救的”。又以手撫摸著自己的脖子說：“如果不想救，請到頤和園出首我而殺我，可以得富貴的”。袁正色厲聲說：“君把我袁某當成什麼人了?聖主是我們共同事奉的君主，我與足下同樣受到非常的知遇，救護之責，不是足下一人之事。若有所教誨，我當然願意與聞了”。譚說：“榮祿密謀，全在於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福祥)、聶(士成)三軍，全都受榮祿節制，將要挾持這些兵力以行(廢立)大事。雖然如此，董、聶不足道，天下強健者惟有足下。若變亂髮生，足下以一支軍隊對抗他們的兩支軍隊，保護聖主，恢復(皇上的)大權，清君側，整肅宮廷，指揮若定，是不世之業啊”。袁說：“若皇上閱兵時疾馳進入我的軍營，傳號令以誅殺奸賊，那麼我必能夠跟從諸君子之後，竭盡死力以圖補救”。譚說：“榮祿素來優待足下，足下又如何待他呢?”袁笑而不答。袁幕府某人(即徐世昌)說：“榮賊並非誠心對待慰帥(指袁世凱)的人，以前某公(指翁同龢)想要增加慰帥的兵額，榮說漢人不可以授予大的兵權，所以向來不過是籠絡而已。……慰帥豈能不知道呢?”譚於是又說：“榮祿固然是(曹)操、(王)莽之才，但絕世之雄，對付起來怕沒那麼容易吧”。袁怒目而視說：“如果皇上在我的軍營之中，殺榮祿還不就像殺條狗嗎!”因而與他深談救護皇上的條理。袁說：“現今營中槍彈火藥全在榮祿之子，而且各營哨官也多是守舊的人，事態緊急，既已定策，那麼我急需歸營，更換選拔將領軍官，而設法貯備彈藥，就可以了”。於是叮囑而去。時間已是八月初三夜漏三下了。
袁世凱方面的說法出自袁9月29日(舊曆八月十四日)所寫的日記，追記了他進京覲見期間及回津後的經歷，頗像是為了表明自己心跡的一份備忘錄。此時距政變發生已有8天，距六君子就義菜市口只過了一天。袁世凱死後十年，由《申報》分期刊出，據說是得自曾任袁世凱幕僚的張一麐(仲仁)。《戊戌日記》對譚嗣同來訪談話的內容記載較為詳盡，可與梁氏的轉述相互參校，更能瞭解事實的真相。
正在內室秉燭草擬疏稿，忽聞外屋有人聲，看門人持名帖進來，稱軍機譚大人有重要公事來見，不等傳請，已下車到客廳。急忙索看名帖，原來是譚嗣同。
我知道他是新貴近臣，突然來此夜訪，或有應該商量的事情，(於是)停筆出迎，，他身著便服(向我)道賀，說是有密語相告，請進內室，屏去僕從家丁。我心裡很驚訝，請他進入內室。各道寒暄，申說久仰、相見恨晚等周旋(客套)的話語。譚以相面之術，說我有大將格局。繼而忽然說：“袁公初五請訓嗎?”(我)告訴他現在有英國兵船遊弋海上，打算備折明天就請訓，馬上回天津。譚說：“外侮不足憂，大可憂慮的是內患啊”。急忙詢問其緣故，於是說：“公受此破格的特別恩典，必將有所圖報。皇上方有大難，除了公沒人能救”。我聞言失色說：“我世受國恩，本應力圖報答，況且自己又身受不次之賞，敢不肝腦塗地，圖報天恩，但不知難在何處?”譚說：“榮某近日獻策，將要廢立弒君，公知道嗎?”我答以在天津時常與榮相國晤談，察其話中的意思，頗有忠義，毫無此項意思，一定是謠言，斷不足以相信。譚說：“公是個光明磊落的人物，不知道此人極其狡詐，外表與公很好，心裡甚多猜忌。公辛苦多年，中外欽佩，去年僅升一階(指袁去年由道員升按察使之事)，實際上是榮某壓制的。康先生曾在皇上面前多次力保，均為榮某所阻撓。皇上常說，袁世凱很明白的人，但有人說他不可用。此次越級提升，費了很大的力，公如果真心救皇上，我有一策，與公商量”。於是掏出一份草稿，如名帖的式樣，裡面開列榮某陰謀廢立弒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皇上皇位不能保，就連性命也不能保。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面付硃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天津，面見榮某，出示、宣讀硃諭後，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為直隸總督，傳諭僚屬，張掛告示，佈告榮某大逆罪狀。隨即封禁電報局和鐵路，迅速載袁某所部士兵進入北京，派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衛皇宮，大事可定，如不聽臣之策，即死在皇上面前等話語。我聽到後，魂飛天外，因而追問：“圍頤和園要做什麼?”譚說：“不除去這個老朽，國家不能保，這件事有我，公不必問了”。我說：“皇太后聽政三十餘年，迭平大難，深得人心。我的部下，平常以忠義教訓他們，如令他們作亂，必不可行”。譚說：“我僱有好漢數十人，併發電報給湖南召集好將才多人，不日可到北京，除去這個老朽，在我而已，用不著公出面。但要求公的有兩件事，誅殺榮某，圍頤和園而已。如果不答應我，就死在公面前，公之性命在我之手，我之性命也在公手。今晚必須定議，我即進宮謁見，請旨辦理”。我說：“此事關係太重，斷不是能夠草率決定的。今晚即使殺了我，也決不能定，而且你今夜請旨，皇上也未必允許批准呀”。譚說：“我有挾制之法，必不能不準。初五日定會有硃諭一道面交袁公”。
我見他氣焰凶悍，類似瘋狂，然而他是天子身邊的近臣，又不知道他有何來頭，如果公開拒絕而變臉，恐怕激生其他變故，所造成的損害必多，只好藉詞推脫。因此說：“天津為各國聚處之地，若忽然殺害總督，中外官民，必將大起內訌，國家勢將瓜分。而且北洋有宋(慶)、董(福祥)、聶(士成)各軍四五萬人，淮、練各軍又有七十多營，京內旗兵也不下數萬。本人軍隊只有七千人，出兵至多不過六千，如何能辦此事?恐怕在外一動兵，而京城之內必會立即設防，皇上已先危險了”。譚說：“公可出以迅雷不及掩耳，在動兵時，就向各軍分發硃諭，並照會各國，誰敢亂動?”我又說：“本軍糧械子彈，均在天津，營內所存極少，必須先將糧彈領取運輸到足夠使用，方可用兵”。譚說：“可以請皇上先將來諭交給你存收，待佈置妥當，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動手”。我說：“我萬不敢惜死，只恐怕洩露，必將連累皇上，臣子死有餘辜。一經紙筆，便不縝密，切不可先交硃諭。你先回去，容我深思熟慮，佈置半月二十天後方可再告訴你怎麼辦”。譚說：“皇上的意思很急，我有硃諭在手，必須即刻定準一個辦法，方可覆命”。等他出示硃諭，卻是墨筆所書，字甚工整，也彷彿是皇上的口氣，大概意思是說：“朕銳意變法，諸老臣均不順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聖(即太后)不悅，令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另議良法”等語。
大概的語意，就像是這四人請加速變法，皇上以婉言謝絕一樣。我於是追問道：“這不是硃諭，而且沒有誅殺榮相，圍頤和園的說法”。譚說：“硃諭在林旭手中，此為楊銳抄給我看的。確有此硃諭，在三天前交發下來的。林旭等極可惡，不立即交給我，幾乎誤了大事。諭旨內另議良法，即有這兩件事情在內”。我更知他是挾制捏造，不足與辯，因而回答說：“青天在上，袁世凱斷不敢辜負天恩，但害怕連累到皇上，必須妥善籌劃，詳細商量，以期萬無一失。我無此膽量，決不敢魯莽行事，成為天下的罪人”。譚再三催促立即會議，以待入奏，幾乎是聲色俱厲。腰間的衣服隆起，似乎藏有凶器，我知道他必不肯空手而歸，就這樣告訴他：“九月即將巡幸天津，到時候軍隊全都集中在一起，皇上下一寸紙條，誰敢不遵從，又有何事不成?”譚說：“等不到九月，即將廢弒，形勢非常急迫”。我說：“既然有皇上巡幸的命令，必不至於馬上有什麼意外，必須等到下個月方可萬無一失”。譚說：“如果九月不出巡，又將怎麼辦呢?”我說：“現在已經預備妥當，計已花費了數十萬金，我可以請求榮相力求慈聖，必將出巡，可保證不至於中止。這件事情在我，你可以放心”。譚說：“報君恩，救君難，立奇功大業，天下事入於公手，在於公。公如果貪圖富貴，告變封侯，害及天子，也在於公。由公自己裁定吧”。我說：“你以為我是什麼樣的人?我三世受國家恩惠深重，斷不至於喪心病狂，貽誤大局，只要能有益於君主和國家，必以生死承當”。譚似乎相信了，起身揖拜，稱我為奇男子。我又說：“我二人素不相識。你夤夜突然來訪，我隨身帶來的員弁必生疑心，假設洩露於外人，將會說我們有密謀。因為你是近臣，我有兵權，最容易招疑。你從現在可以稱病多日，不可入直大內，也不要再來”。譚甚以為然。
又以兩宮不和究竟由何而起來問他，譚說：“因為變法罷去禮部六卿，內務府諸臣圍著慈聖哭求，紛紛進讒，危言聳聽。懷塔布、立山、楊崇伊等人，曾潛往天津與榮相密謀，所以(兩宮)意見更深了”。我說：“何不請皇上將必須變法的時勢詳盡陳述於慈聖之前，並且事事請示；也不妨將六卿開復(恢復職務)，以消除意見。而且變法宜順應民情，不可操之過急。緩辦可以，停辦也可以，又何必如此急迫，以至於激起其他變故呢?”譚說：“自古非流血不能變法，必須將一群老朽，全都殺掉，始可辦事”。我因他志在殺人作亂，沒辦法再說，而且夜已深，託詞趕辦奏摺，請他回去了。反覆籌思，(竟)如痴如病，於是也沒能來得及遞折請訓。細想如任這等人所為，必會釀生大變，危及宗室社稷。惟有在皇上面前稍微透露些口風，希望能有所補救。
9月19日(舊曆八月四日)，譚嗣同早飯後回到南海會館寓所，一夜未眠，氣色懨然。畢永年進來打探訊息時，他正在梳頭，很疲憊地告訴畢，袁世凱既沒有答應，也沒有斷然拒絕，而是想從緩辦理。畢問此人究竟可用與否，譚沒有正面回答，而是強調康有為堅持用袁。畢又問是否將密謀全都告訴了袁，譚說：“康(有為)全都說了”。康當晚並不在法華寺，譚所說或許是口誤。畢永年聽後，藉機退出，說：“事情敗露了，事情敗露了!這是何等事情，而可以說出來又中止嗎?如今眼見公等滅族，我不願同遭此難，現在馬上要搬出南海會館寓居他處，然而君也應該為自己打算，不要與他們同歸於盡，沒有用的”。午後，畢永年就搬到與南海會館相隔幾家的寧鄉會館，為的是便於打探訊息。在金頂廟容閎寓所，譚嗣同走後，容閎提出，他可以找美國公使想想辦法，康有為認為無濟於事，謝絕了。天快亮時，一夜未眠的康有為睡了一會兒，上午9時去李提摩太處商量辦法，但英國公使去北戴河避暑了，也沒有辦法。午後3時，康有為前往日本公使館拜訪伊藤，向伊藤詳細陳述了變法所遇到的諸多困難，希望伊藤能夠施以援手，謁見太后時“剴切陳說一切情形，感動太后回心轉意”。伊藤表示，按西方禮節，他謁見太后應當沒有問題，但中國不同，他未必能夠見到太后，如果能見到，他會向太后進以忠告。這是康有為為挽救新政所做的最後努力。當然，伊藤沒有機會覲見太后，而政變就已經發生了。傍晚康回到南海會館，友人黃仲韜為他餞行時，要他化裝走山東一線，不要途經天津，以免榮祿謀害。林旭也來了，傳言英國與俄國已經開戰，並告訴康，太后已於傍晚回宮的訊息。康有為以為外患嚴重之際，或許暫時不會出現內爭，反而鬆了一口氣。
本日白天宮內如常。維新派的御史楊深秀還根據康氏昨日的安排，上折建議向列強“借才”，並舉出了李提摩太和伊藤博的名字。在奏摺的附片(附件)，他還建議調兵發掘傳說的圓明園地底下埋藏的金銀，似乎是要給光緒調袁世凱帶兵進京提供一個藉口。光緒則似乎有了某種不祥的預感，對軍機大臣們說：“朕不自惜，死生聽天由命，你們如果肯於激發天良，顧全祖宗的基業，保全新政，朕死而無憾”。到了傍晚，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了，原定於初六回宮的太后突然於酉刻(下午57時)返回了紫禁城，據說所以匆忙回宮，為的是明天監視皇上接見伊藤。據惲毓鼎說，慈禧回宮後，“直抵皇上寢宮，將那裡的奏章全數搜走，召來皇上憤怒責問說：“我撫養你二十餘年，你卻聽小人之言來算計我嗎?”皇上戰慄著不發一言，很久才囁嚅著說：“我沒有這個意思”。太后唾他說：“傻子，今天沒有了我，明天還能有你嗎?”一切跡象表明，從這時起，政變已經發生，之所以沒有立即宣佈訓政，是因為明天還有一項重要的外事活動接見伊藤，非光緒出面不行”。
本書的主人公袁世凱，這一天全無訊息，他自己的日記在初四是個空白，他的活動也不見於任何公私記載。他去告密了嗎?不像，否則太后回城後的第一項舉措，就會是去抓還在北京的康、梁、譚等試圖謀害她的亂黨，而不是檢查光緒那裡的奏摺。合理的解釋是，像康有為、譚嗣同一樣，疲憊不堪的他首先睡覺，起來後便閉門謝客，與幕友同樣被捲入密謀的徐世昌一起商量對策，探討明天向皇帝請訓時可能碰到的各種情況和應對的辦法。
9月20日(舊曆八月五日)，天剛亮，畢永年到南海會館探訊息，康有為已離京赴津，譚嗣同也已遷至瀏陽會館，畢隨即向梁啟超、康廣仁告辭，維新派已作鳥獸散，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即將化作一場春夢，了無痕跡了。
本日一早，袁世凱進宮請訓，據他的《戊戌日記》所記，面見皇帝時，他說了如下一番話：
初五日請訓，借陳奏(的機會)說：“古今各國的變法都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不是有內憂，就是有外患。請(皇上)忍耐，等待時機(成熟)，一步一步經營料理，如果操之太急，必會產生流弊。而且變法尤其要得人心，必須有真正明達時務、老成持重如張之洞這樣的人贊襄主持方可以上承聖意。至於新進諸臣，固然不是沒有明達勇猛的人士，但閱歷太淺，辦事情也不能縝密，倘若有什麼疏忽失誤，連累到皇上，關係就太重大了。總求(皇上)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言陳奏”。等語。皇上(似乎)為這番話所打動，沒有答話和指示。請安退下，即赴車站，等候達佑觀察同行(迴天津)。
光緒此時已在太后的嚴密監視之中，說話行動都已不再自由，即使真有面授硃諭的打算，也沒有機會施行了。何以見得呢?跡象之一是袁世凱請安退下之後，有某侍衛大臣拍著他的後背稱讚他“好小子”，據說是“西太后派人監聽，而認為(袁)立言得體”。跡象之二是本日上午在西苑(即中南海)勤政殿接見伊藤博，對這位親身參與過明治維新的日本元老政治家，十分重視日本變法圖強經驗的光緒，本應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詳細請教一番，但卻只進行了例行的禮儀上的問候，接見為時僅15分鐘。據蘇繼祖說，“伊藤為日本改革領袖，皇上急於當面詢問變法方略，預定於(勤政殿)內間設酒果以便詳細詢問一切。而那天太后先在屏風後面坐著監督，皇上僅能按外交慣例交談幾句就退朝了”。跡象之三是，慈禧命令自本日(初五)起，四小軍機所簽署的所有件全要交到她那裡去”，顯然，慈禧是要對新政期間所有的件進行全面的大檢查。這些跡象從另一方面也確證了袁世凱在京期間不存在告密問題。而初四傍晚慈禧回宮之後，光緒就被控制了起來，政變實際上已經發生，接見伊藤的過場一走完，光緒就完全失去了自由。因而，政變由袁世凱告密而觸發的說法不能成立。
初五這天上午，袁世凱乘坐11時40分的火車返津，下午3時到津，因為受到皇帝的召見而又被越級提升，同城的武官員全都在車站迎接祝賀，在火車站的茶座應酬了好一陣子，到總督府見榮祿時，太陽已經落山了。
此時的袁世凱，在反覆思考權衡以後，已經作出了最後的抉擇。其實，從袁世凱被召見期間的活動分析，其傾向性就已十分明顯。先是，他閉門不出，新舊兩派的人物他誰也不訪不拜，召見後想要立即請訓回津，離開是非之地。得知被突然提升。不情願地捲入到新舊兩派政爭的漩渦之後，則連日走訪京城政要，表白心跡以避嫌疑；對助成這次提升的維新同志，則只去信感謝，派幕僚徐世昌前往聯絡，孰輕孰重，一目瞭然。在譚嗣同夜訪，洞悉兵諫密謀之後，袁知道自己已沒有可能置身事外，何去何從，需要時間來思考決斷，故虛以委蛇，藉故推託。初三夜向譚嗣同的建議、初五請訓時向皇上陳述的一番話，反映的都是他的真實看法，表達了改良派的鮮明立場。作為經驗豐富，頭腦實際的官僚，他清楚地知道帝后、新舊雙方的力量相差懸殊。維新派冒險蠻幹。成事的機會幾乎是零，所以他決不會將自己好不容易得來的事業前程、甚至身家性命押在這種冒險活動上。但是他知道了維新派的核心機密，已難以置身事外，更不能坐等陰謀敗露牽連自己，所以犧牲維新同志，告密自保幾乎可以說是他惟一的選擇。但是向誰告，怎樣告，卻大有講究，袁世凱為何不就近在北京向慶親王、剛毅或王韶告密，而是要等到迴天津後向榮祿告密，就是很見心思的做法。
前面我們已看到，袁得到小站練兵的差事，離不開榮祿的支援，特別是遭到參奏時，是榮祿保護了他。他曾在給徐世昌的信中說，榮祿對他“相待甚好，可謂有知己之感”等等。確如維新派所說的，榮祿待他“素來甚厚”，所以徐仁祿6月間到小站刺探他的意向，說榮祿阻撓增添他的兵額時，他一聽便知是離間之術，因為恰恰相反，上奏提出增添新建陸軍員額的人，正是榮祿。但當時維新派大得皇帝的信任，正是炙手可熱之時，袁世凱當然不會當面揭破，而是故作恍然，逢場做起戲來。在做戲上面，康有為等當然不是袁世凱的對手，被袁玩於股掌之上而不自知，還自以為得計。
袁(世凱)與榮祿關係密切，我擔心他為榮祿所用，不肯相從。先於六月份，令徐仁祿毅甫(毅甫為徐仁祿的字)拜訪他的幕府與他接近，以觀察他的意向。袁非常傾向我，說我有悲天憫人之心，經天緯地之才。我授意毅甫用話激他，說：“我與卓如(梁啟超)、芝棟(宋伯魯)、復生(譚嗣同)屢次向皇上舉薦他，皇上說，榮祿說袁世凱跋扈不可大用，不知公因為什麼與榮祿不和?”袁恍然大悟說：“翁常熟(即翁同龢)想要增加我的兵額，榮祿說漢人不能任其掌握大的兵權。常熟說曾(國藩)、左(宗棠)也是漢人，怎麼就不能統率大兵?然而榮祿不肯增呀”。毅甫歸來告訴我，知道袁為我說動，決計舉薦他。
談到袁世凱的做戲本事，還要從他小時候說起。袁世凱的嗣父袁保慶根據自己作官的心得，曾撰寫了一本《自義瑣言》，閒時常講給袁世凱聽，譬如“作官如演戲”這一條：“人言官場如戲場，然而善於做戲者，於忠孝節義之事能做得情景畢現，使聞者動心，睹者流涕，官場如果無此等好角色，無此等好做工，豈不為優人(即戲子)暗自嘲笑嗎!”袁世凱自小隨長輩生活於官場之中，又先後有袁保慶、袁保恆、袁保齡等的加意培養，左右逢源的本領可以說是不學而通，學而更精。而後宦海浮沉十幾年，歷練和經驗都是一流的。維新派的這一套，在他那裡等於是小兒科，維新派既以權詐誘袁上鉤，袁報之以權詐反而沒有了道義上的顧慮。
但袁終究是個改良派，雖然不贊成急進，在政見上與康、梁等沒有根本的不同，並不反對變法。甚至榮祿出長直隸和北洋，成了他的頂頭上司之後，袁仍與維新派保持著熱絡的聯絡。8月中旬，他到天津謁見榮祿，請示有關9月天津閱兵的準備事宜。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他在天津一住十天，與榮祿談了些什麼，不得而知。但從後來他的表現來看，榮祿即使沒有向他交底，也很可能向他打了招呼。此後袁才與康、梁等拉開了距離，在新舊兩派之間保持中立的立場，這樣他可進可退，迴旋的餘地較大。
榮祿既與袁世凱有很深的關係，又是維新派所要剷除的主要物件，所以迴天津當面告密，比在北京向別人告密顯然更能見好於榮祿，這是袁世凱精明的地方。此外袁世凱並沒有講出維新派的全部陰謀，最明顯的，他沒有說出要殺害太后這件事，為的是把皇帝摘出來，避免激起守舊派的劇烈反彈，興起大獄，那樣保不住會把曾與康、梁走得很近，名列強學會和保國會的自己牽連進去，這又是袁世凱精明的地方。如果他揭露了此事，或者六君子不是匆忙被殺，而是被嚴刑逼供交代出此事，慈禧完全可以用“大逆不道”的罪名公開廢黜光緒，另立新君，後來的歷史很可能是另一副面目，這就是歷史偶然性的表現吧。
袁世凱見到榮祿後，因不斷有幕府人員進進出出，當晚並未能將細情和盤托出，《戊戌日記》的說法如下：
……即到府見榮相，略述內情，並說皇上聖孝，實在沒有其他意思(似乎是對提升自己的一種解釋)；但有一群小人結黨煽惑，陰謀危及宗社，罪過實在是下面的人犯下的，必須保全皇上，以安定天下。
話沒說完，葉祖圭進來入座，一會兒，(達)佑也來了，久等至將近二鼓(晚911時)，也沒有(單獨談話的)機會，只好先退出吃晚飯，約定明早再來造訪詳談。第二天早上，榮相到我住處，才將詳細情形完全說出，榮相失色，大呼冤枉說：“榮某若有絲毫犯上之心，天必誅我。近來屢有人來天津通告內情，但不如今天談的這麼詳細”。我說：“此事與皇上毫無關係，如果連累皇上的地位，我只有服毒自盡了”。
籌商好長時間，也沒有好的辦法，榮相回督署，又約達佑深入商量。當晚(初六)，榮相來函約我，楊莘伯(即楊崇伊)在座，出示訓政的電報，已經自京內先發動了。榮相手託茶杯笑著說：“這不是毒藥，你可以喝了它”。
上面提到的葉祖圭、達佑，都是榮祿北洋總督衙門的幕府人員，由於事關重大，袁只能單獨與榮祿談，故初五晚間沒能深談。榮祿第二天親自到袁世凱的居處，也是為了避開督署的人員和公事，所以，袁世凱告密的確切時間是在初六的早上。而同一時間的紫禁城內，慈禧也在逼審光緒，並迫使光緒釋出訓政諭旨。所以袁世凱的告密在後，政變和訓政在前，所謂袁世凱告密引發戊戌政變的說法也就成了無稽之談。
康有為
與袁世凱返津同一天，康有為也到了天津，住了一晚，第二天上午11時乘坐英國太古公司的輪船離京赴上海。直至三天之後，在吳淞口從前來救他的英國官員口中，康有為才知道北京已發生了政變。
9月21日(舊曆八月六日)上午，就在袁世凱和盤托出維新派的反政變密謀，康有為登上重慶號客輪之際，北京的紫禁城內，也正在上演“新政大審判”的活劇，根據蘇繼祖《戊戌朝變記》的記載，審判的經過如下：
那天，太后駕臨偏殿(即臨時軟禁光緒的地方)，召慶親王、端親王、軍機大臣、御前大臣，跪於御座的右邊，皇上則跪於御座的左邊，御座前面設有(實行家法用的)竹杖。(太后)疾聲厲色，訊問皇上說：“天下者，祖宗的天下呀，你怎麼敢任意妄為!諸位大臣，全是我多年來歷經挑選，留下來輔佐你的，你怎麼敢任意不用!還竟敢聽信叛逆蠱惑，變亂成法典制。康有為什麼東西，能勝過我選用的人?你怎麼這麼昏聵，不肖成這個樣子!”又看著眾臣說：“皇帝無知，你們為什麼不盡力諫阻，以為我真的不管，聽任他亡國敗家嗎!我早知道他不足以承當大業，不過時事多艱，不宜輕舉妄動，只好留心稽查管束。我人雖在頤和園，而心卻時時在朝廷之中呢，我惟恐有奸人蠱惑(他)，所以常常囑咐你等不可因為他不成器，就不肯盡心於國事。現在我好在還(身體)康健，必不辜負你們的(請求)。今年春天奕劻再三地說，皇上既然肯於勵精圖治，說我也可以省心了，我想的是外邊的臣子不知內情，並有不學無術的人，反而以為我是把持(朝政)，不許他放手辦事，今天可算是知道他不行了吧。他是我擁立的，他若亡了國，罪過在我這兒，我能不過問嗎?你們不盡力諫諍，就是你們的罪過了”。剛毅先回答說：“(我)屢次的苦諫，每次都被譴責訓斥，其餘六位大臣，有勸諫過的，也有不說話的”。(太后)又向皇上說：“變亂祖宗法制，臣下若犯了這條，你知道是什麼罪嗎?試問，你祖宗重要呢?還是康有為重要?背棄祖宗而推行康有為之法，怎麼能昏聵到這個樣子?”皇上戰慄看回答說：“自己固然是糊塗，但洋人逼迫太急，想要儲存國脈，通融試用西法，並不敢聽信康有為之法”。太后厲聲發怒說：“難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到重於祖宗嗎?康有為叛逆圖謀於我，你不知道嗎?還敢迴護嗎!”皇上本來已經魂飛齒震，竟不知道如何回答，(太后)再次厲聲問道：“你是知道呢?還是同謀呢?”皇上戰慄著回答說：“知道”。太后說：”既然知道還不正法，反倒要放走?”皇上就回答說：“捉起來殺了”。這就是密拿康有為，查抄南海會館之旨(的由來)。太后並且對諸位大臣說：“我常教你們小心，怕的就是近些年來這些佞臣賊子的煽惑啊”。於是幽禁皇上，帶同太監搜查皇上書房，追究查問御前的太監。這是第一次詢問皇上的大略情形，言語極多，傳出來的人不勝記憶。
從這次審訊的情形和上下的語意來看，慈禧和守舊派並不知道維新派的反政變密謀，所謂“叛逆”，指的是違背祖制，“改正朔，易服色”之類的建議，因為透過檢查維新派的奏摺，慈禧已經知道了這些事情，這在守舊的慈禧看來，當然是叛逆的言行。
本日訓政的詔書公佈之前，在京的維新派也並不知道政變的發生。御史宋伯魯還上折建議“皇上速簡派通達外務、名震地球的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這樣的人，前往會見教士李提摩太及日本(前)首相伊藤博，與之商量(救亡)辦法，以工部主事康有為為參贊，必能轉禍為福”，不想撞到了慈禧的槍口上。當日即以“濫保匪人，平素聲名惡劣”的罪名，被革職永不敘用。
廷審結束後，守舊派把持的清延，根據皇帝那句“捉起來殺了”的話，以光緒的名義下達了第一道諭旨：“工部主事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經被人参奏，著革職。並其弟康廣仁，均著步軍統領衙門拿交刑部，按律治罪”。畢永年得知康有為出走後，也於本日早7時離開北京。本日緹騎先圍總署大臣張蔭桓住所(即在今北京東城八面槽附近的錫拉衚衕)，因為傳言康氏經常夜宿張家，搜查康有為不得，遂於二日後將張蔭桓下獄。上午10時，步軍統領崇禮即帶兵包圍了南海會館，將留在那裡的康廣仁和康氏的弟子程式谷、錢維驥及幾個僕人抓捕送交刑部監獄。午後，梁啟超等先到李提摩太處報告政變發生，朝廷正在四處緝拿康有為的訊息，託李氏相救，李氏等發電報給英國駐上海領事，請以政治犯的名義加以保護，經電報請示外交大臣同意後，於吳淞口外截住重慶號，康有為換乘英國輪船直達香港，逃脫了追捕。梁啟超當晚則避入日本公使館。
9月22日(舊曆八月七日)，諭令榮祿在天津查捕康有為。刑部則提訊康廣仁，讓他寫信叫康有為回來，否則不會釋放他，譚嗣同尚為他料理獄中的飲食鋪蓋。錢維驥等人則於次日被釋放。梁啟超得伊藤和日公使林權助之助，藏匿於日本使館，譚嗣同前去相見，勸梁出走日本。其時，譚已有一死殉國之志，故以所著稿和書信相托，並與梁訣別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尤以酬聖主。今日(康)南海生死未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相互擁抱而別。當晚，梁啟超“剪掉辮子，換上西服，”由使館派人送到天津日本領事館，三天後由塘沽乘坐兵艦流亡日本。本日抓捕的重點仍然只在康有為師徒身上，四小軍機仍是自由之身。所以，在得到榮祿的密報之前，清廷對維新派反政變的密謀仍是一無所知。但隨著本日榮祿密報的送達，密謀的帷幕就被揭開。據說慈禧本日曾“單獨訊問皇上一次”，想必與密詔有關，而新一輪的查抄隨即開始。這些才是袁世凱告密的直接後果。
9月23日(舊曆八月八日)，在得知榮祿通報的維新派密謀後，慈禧於本日採取了兩項行動，一是凌晨(五更)下密旨抓捕四小軍機，一是會同諸大臣再審光緒，據說這次審訊好像原被告一樣，顯然所為都是密詔事件。這次審訊的過程如下：
皇上率百官恭賀訓政。皇太后有旨，命皇上拜於階下。典禮完成後，再次在偏殿召叢集臣質訊皇上，將所抄皇上書房中及康有為寓所中的奏幸、說帖等件，逐條審訊，以眾大臣對證。內有楊銳、林旭轉述皇上之意催康迅速出京的函件，太后大怒，問皇上，皇上不敢承認，推說是楊銳之意。此時太后已知道北洋袁世凱出首告密之事，追問皇上是什麼意思，皇上只得推給康、譚，否則立刻就會受到廷杖。當即下令步軍統領捕拿張蔭桓、徐致靖及新進諸人(四小軍機等)，禁閉皇上於瀛臺，將皇帝身邊的各太監看押，另派太監二十名隨侍皇上，實際上是監禁起來了，二十名太監全都是太后的心腹啊。
本日，御史楊深秀不顧京城恐怖緊張的氣氛，竟然上折給太后，追問皇上被廢的理由，“請太后迅速撤簾歸政，援引史事，言辭甚為激烈”。甚至還想親自去南苑遊說董福祥部進京救護皇帝，還未出門，即遭逮捕。楊深秀並未參與密謀，最多不過是像宋伯魯一樣被革職永不敘用，但他太書生氣了，或者說見義勇為的憨勁兒把他送上了死路。譚、楊、林、康等維新志士的行事方式或許不足取，但他們的確是錚錚男兒，為事業獻身的精神足以彪炳千秋，激勵後人。本日王照、譚嗣同也分別謀劃營救被幽禁了的皇上，王照找的是日本人，譚嗣同找的是大刀王五，但只能是自我安慰的願望而已。王經日本人幫助，東走日本；譚嗣同則於次日被捕。
本日晚間，李鴻章宴請伊藤博，此時政變訊息已遍傳中外，所以也成為席間議論的主題，從中可看出李鴻章對此事的態度。伊藤的隨員大岡育造坐在李鴻章旁邊，問李康有為所犯何罪？李回答說：“無非煽惑人心，以至於動了眾怒”。大岡說：“據我的愚見，與其將康有為搜拿懲辦，不如加以培植以為振興中國留些餘地。近日中國創行的新法，大都出自貴爵相之手，卻歷久未見成效，為什麼?在於左右沒有協助料理的人罷了”。李表示同意。大岡又說：“近日康有為所行之事，無非是擴充貴爵相未竟的功業，所以我想不如令其完成他的事業為好啊”。李回答說：“你說的全對，康有為日後可以大有所為，只是從眼下的情況看，是沒有任何辦法的”。
9月24日(舊曆八月九日)，清廷釋出上諭，將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革職，交刑部治罪。楊銳被捕於家中，林旭在進宮當值時被捕。次日，劉光第、徐致靖聞訊自投監獄，譚嗣同被逮。張蔭桓已先一日被逮，張其實是改良派大臣，並未參與維新派的密謀，但作為光緒倚重的大臣，一直受到慈禧的厭惡，這次藉機一併除去。
9月25日(舊曆八月十日)，詔命榮祿即刻來京，後黨廢黜光緒的陰謀開始啟動。另一方面，袁世凱告密的正效應也開始顯現。首先，榮祿進京，詔命袁處理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的事務，相當於臨時總督，而這沒有榮祿的首肯是不可能的，表明榮祿已非常信任他了。其次，榮祿進京的第二天，就奏請協助袁世凱創設同、炮兵、步兵、騎兵四座武備學堂的監督段祺瑞，其真實意圖是為袁做鋪墊。再次，擔任軍機大臣的當天，“一再有人問榮相說：‘袁世凱曾奉有密詔嗎?’回答說：‘有。’‘詔中可曾有殺公的話嗎?’回答說：‘有的。’(於是)說：‘那麼袁世凱先前是個同謀者了，既同謀又檢舉，首鼠兩端，此人也無足可取嘛。’榮相說：‘袁乃我的人，無所謂首鼠兩端。’”“我的人”，是官場上至今沿用不衰的典型用語，榮祿對袁下這種評語，說明他已將袁劃入了自己的政治圈子。作為促成訓政的核心人物，榮祿備受太后倚重，進京大用，政治上正在走紅，與榮祿結成的這種更為緊密的關係，將成為今後袁世凱仕途上的有力保障。
9月26日(舊曆八月十一日），清廷下達政令，把新政的各項舉措一風吹掉，全面復舊。戊戌新政缺乏思想和社會基礎，加之推行速度過快，不僅收效甚微，而且怨聲載道。慈禧看到了這一點並加以利用，在抓捕維新派要員的同時，慈禧也在對新政進行清算。作為經驗豐富的執政者，她很重視並善於利用“合法性”、“民心”這類東西。本日，她連頒幾道詔令，封閉言路、停止將廟宇改設學堂、恢復被裁撤的衙門等等，從而大得“人心”，既得利益者們歡欣鼓舞，奔走相告說：“數月來寢不安，食不飽，今日始有命了，非我皇太后(做主)如何得了啊”。同時為了穩定京城和全國的人心，除繼續緝拿在逃的康、梁、(廷式)、王(照)，清廷宣佈除在押和通緝的人犯外，對於其他維新派人士，“概不深究株連”。皇帝已被控制起來，康、梁等已逃亡海外，維新骨幹基本上被一網打盡，足以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對於其他新政活躍分子，以行政手段撤換就可以了。本日上述穩定局勢的舉措一反幾天來緊張、恐怖的氣氛，是榮祿進京後才有的新氣象，反映出朝政開始趨向理性與務實。自本日起，軍機處、刑部和都察院連續三天對在押的維新派進行了三堂會審，都審出了什麼，不得而知。但從9月28日被處死的“六君子”來看，楊銳、劉光第實際上是改良派，並非康、梁急進派的成員，也未參與反政變密謀，其被殺只因名列密詔。康廣仁、譚嗣同、林旭是密謀的參與者，譚、林也名列密詔，康廣仁則是首犯康有為的弟弟。楊深秀也未參與過密謀，他的被殺是因為在太歲頭上動土，上折責問皇帝被黜的緣由，並要求太后退位，在頑固派看來簡直是膽大包天、怙惡不悛。所以整個審判的中心應該是密詔及由之而來的殺榮祿，圍頤和園的密謀，從參與密謀的畢永年和錢維驥等人事後並未遭到追捕來看，密謀中殺慈禧這個內容並未洩露。但僅上述事實在**時代就已經構成謀逆大罪，“六君子”遂於9月28日(舊曆八月十三日)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在菜市口處斬，“觀者人山人海”，戊戌變法運動最終在血腥中落下了帷幕。
關於袁世凱告密一事，還有另一種說法，出自張國淦。張國淦(18761959)，字乾若，湖北蒲圻人。晚清時歷任內閣中書、憲政編查館館員等職。辛亥革命時曾作為北方代表唐紹儀的隨員參加南北和議；民國時歷任國務院祕書長、總統府祕書長、教育總長、農商總長、司法總長等要職，解放後出任歷屆全國政協委員。他熟悉民國掌故，著有多種晚清、民國時期的回憶錄。他認為，袁世凱告密“地點在北京而不在天津，日期是八月五日”。他的這個結論據說是得自袁世凱寫給其兄長袁世勳的家書：
弟屢遭慈親(指母親)的亡故，以至於銷假到京，困難叢集於一身。全是因為皇上急於變法圖強，擢用康有為、梁啟超等一班維新之士佐治改革；康、梁於是設立保皇黨以資號召，知道我統率編練新軍，誘引入黨，密奏皇上將我破格超升投職為候補侍郎。我想保皇本是臣下的天職，慨然允諾入黨。其黨綱以革除**老臣，施行維新政策為宗旨。不料太后在頤和園得此訊息，立召榮相併滿漢大臣商議，想要廢皇上為庶人，另立端王之子溥儀以承大統。事機不密，為康、梁所探知，急奏皇上，降下密旨命我提兵圍困頤和園，將太后軟禁，榮祿等一班奸黨一律逮捕監禁。弟接旨後頗覺進退兩難，不奉詔是欺君逆旨；若提兵軟禁太后，是助君為不孝；逮捕榮相，是以怨報德。自問天良，弟無榮相特保，怎能有今日的權勢地位?若派他人殺之囚之，弟可以不問；由我卒兵捕捉，天理人情全都不合。此中的委曲，後世的明眼人自能諒解。弟彷徨終夜，這種重大機密又不能與幕友磋商，直到天明，決意提兵入京，見機而行。及到達不師，屯兵城外，隻身入宮，面見皇上，授我密詔，捕拿太后黨羽，榮相列第一名。我只得唯唯而退。快到宮門時，正遇到榮相入宮，攔路問我為什麼帶兵來此，弟被逼的沒話說，只得以實情詳告。榮相立刻帶弟入頤和園面奏太后。此非兄弟賣君求榮，實在是因為榮相是我的恩師，遂使忠君之心被天良所戰勝，斷送維新六君子之生命，弟之過錯啊。皇上於是遭到幽禁，榮相入京掌理朝政，保弟護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但弟資格太淺，斷無真除之理。如此反覆圖功，必受後世的唾罵。然而若是拘囚太后，後世又將責備兄弟助君為不孝之事了。
從信中所述分析，此信當寫於9月25日至28日之間，榮祿25日奉召進京，28日裕祿被任命為直隸總督，在他接任前，袁世凱雖然擔任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十幾天，但只有在總督人選未定之時，他才有可能說自己資歷淺、決無可能真被任命為直隸總督這樣的話來。短短三天時間，我們必須設想，袁世勳在北京得知袁世凱護理直隸總督的訊息後，立刻發信，此信到達天津，最快也得一天時間，而袁世凱在接到信後，必須馬上回信，這已讓人覺得勉強。這封信中的口氣不大像袁世凱。特別是信中所提到的事情、時間、地點顛倒錯亂得厲害。因為初三夜間袁才從譚嗣同處得知密謀，如果像他信中所說，天明方下決心回小站提兵，他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第二天清晨趕回北京請訓。況且，太后已於初四傍晚回到大內，榮祿又怎麼可能初五帶他到頤和園去告密呢?所以，此信如果不是出於偽造，就是有意撒謊，就事實而言，不值一笑。
簡略說一下維新派諸入的結局。
政變發生後，康有為、梁啟超逃到日本。譚嗣同與“通臂猿”胡七、大刀王五擬救光緒，因宮內戒備森嚴，未果。胡、王勸譚也去日本，被他拒絕：“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所以不昌也，如有，請自嗣同始”。說罷，閉門不出，等待緹騎來捕。“四京卿”中另一位人物楊深秀同樣“不識時務”，京城維新派聞訊紛紛逃避之際，“獨深秀抗疏，清太后歸政”，並詰問光緒皇帝被廢的原因，自然難被朝廷容忍。康廣仁是康有為的胞弟(也是光緒的英教師)。林旭是康有為的弟子，早已列入捕殺名單。楊銳原是張之洞的得意門生，由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薦進京參預新政(同時推薦的還有劉光第)，與林旭同列一班，遇林旭所擬籤語激進時，必強令改換，不料朝局變動也隨之遭禍，張之洞營救不及，遇難。以上六人被殺於北京菜市口刑場，史稱“戊戌六君子”。
張蔭桓是戊戌政變中的一位關鍵人物，他是京城惟一懂洋務的政治家，是清廷最高統治集團中的低階成員(戶部左侍郎)。但他所扮演的角色卻極其重要，是光緒皇帝最為倚重的一名重臣。政變事發後，張蔭桓還來得及轉移家中主要成員和細軟，銷燬了部分書扎、件。他在錫拉衚衕的房子，歸為以操縱賭博著稱的粵商劉學詢所有。慈禧太后原來是準備將張蔭桓與“六君子”一起處決的，後因英國公使竇納樂的干預以及日本署使林權助、伊藤博的警告，英日方面透過李鴻章經榮祿說服慈禧，曉以利害。懾於列強的威嚇，慈禧不得不改變主意，改判為流放新疆。張蔭桓性格狂狷，恃才傲物，目無餘子。謫戍新疆時，沿途仍然有官員按送，張蔭桓嘻笑謔稱：“老太太跟我開玩笑，差我到關外走一回”。把慈禧稱做“老太太”，嚇得地方官面無人色。庚子年，八國聯軍來犯，新疆巡撫饒應祺(湖北恩施人)不知就裡，以為處理外交正需要張蔭桓，乃上書請求開釋，誰知道這一提醒反誤了卿卿性命，慈禧太后怕張蔭桓為洋人所用，明旨下令就地斬決。
“戊戌政變”抓捕維新派後，慈禧親筆批“斬立決”的第一個人是徐致靖。李鴻章有心援救，又覺不妥，便求助於太后的紅人榮祿幫助。不料太后聽了榮祿求情的話後大怒，責怪他不該為維新派開脫。榮祿跪在地上申訴：“徐致靖是個書呆子，根本不懂新政，只是混在裡頭唱唱崑曲，玩玩圍棋，自從升任禮部右侍郎，皇帝連一次也沒接見過他”。太后派人一查，果然沒有皇帝召見徐致靖的記錄，這才由死刑改判死緩，保下了徐致靖的一條命。實際情況是，徐致靖50歲以後患了一場耳疾，耳聾得厲害，因此光緒召見變法人士的名單裡沒有他。
長子徐仁鑄時任湖南學政，也屬維新派，同時是個大孝子。徐致靖被捕後，他給朝廷上書要為父親頂罪，未被理睬。
徐致靖一直在牢中直到庚子年間。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太后、皇帝西狩，清政府機構已經癱瘓，大牢裡的犯人差不多都跑光了。可是徐致靖仍認為自己是大清國的犯官，不肯走出監獄半步。當時管監獄的司官喬樹楠是徐致靖的年侄，親自跑到大牢裡告訴他，明天獄中不開飯了，徐致靖這才跟著前來接他的兒子回了家。出獄後徐致靖依然“待罪京師”。兩個月後，得到朝廷恩准，離京去了杭州，居住在姚園寺巷，改名徐僅叟，意思是“六君子”之外僅有的一名老頭子。
除了兩個兒子徐仁鑄、徐仁鏡外，徐致靖還有個女兒，嫁給蘇州才子許直庵，生子名許姬傳。徐致靖晚年經常與幼孫姬傳為伴，教他讀書、習字、演唱崑曲。許姬傳後來成為京劇表演大師梅蘭芳的祕書，著有《許姬傳七十年見聞錄》和《憶藝術大師梅蘭芳》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