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季羨林之治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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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季羨林之治學之道
季羨林先生是當代中國學術的驕傲。他的學術成就無比輝煌，而他的治學之道尤其值得我們學習借鑑。其一，惜時如金，以勤補拙，是他的成功祕訣；其二，治學要開創新開地，決不能因循守舊，人云亦云；而必須勇立潮頭，不主故常，鹹與維新；其三，對材料的竭澤而漁。綜觀先生的學術成就，無論是印度學研究，還是其他領域的研究，走的都是用弘取精的路子。
天資勤奮機遇＝成功
季羨林語錄：王靜安在《人間詞話》中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靜安先生第一境寫的是預期。第二境寫的是勤奮。第三境寫的是成功。其中沒有寫天資和機遇。我不敢說，這是他的疏漏，因為寫的角度不同。但是，我認為，補上天資與機遇，似更為全面。
季羨林認為天資、勤奮、機遇是成功的三個條件，缺一不可。
在成功的三個條件中，季羨林覺得勤奮是最重要的。用季羨林的話來說，是因為天資是由“天”來決定的，我們無能為力。機遇是不期而來的，我們也無能為力。只有勤奮一項完全是我們自己決定的，我們必須在這一項上狠下工夫。
季羨林經常給自己的學生講魯迅講過的一個笑話：一個江湖郎中在市集上大聲吆喝，叫賣治臭蟲的妙方。有人出錢買了這個郎中的一個紙卷，它是層層用紙嚴密裹住的，開啟一看，裡面寫著的妙方只有兩個字“勤捉”。你說它不對嗎?不是，它是完全對的，但是說了等於不說。不過這個故事卻告訴我們一個道理，要做成一件事，沒有捷徑可走，只有依靠勤奮。季羨林把自己最重要的經驗壓縮成兩個字，就是“勤奮”。他治學靠勤奮，也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人們都知道，靈感這東西不能說沒有，但是，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勤奮出靈感。季羨林的歷程，無一不在證明著這樣一個真理。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條件，天資，天資與勤奮的關係究竟如何呢？有人說“九十九分勤奮，一分神來（屬於天才範疇）”。但季羨林認為，這個百分比應該糾正一下。七八十分的勤奮，二三十分的天才（才能），更符合實際一點。因為如果沒有才能而只靠勤奮，一個人發展的極限是有限度的。
1983年，哈佛大學發展心理學教授加德納博士提出了著名的多元智慧理論，揭示了每一個人都有數種不同的先天智慧，這些智慧包括了人際智慧、內省智慧、音樂智慧、自然觀察智慧、邏輯數學智慧、肢體運動智慧、空間智慧和語言智慧。這些智慧彼此統合運作，展現一個人的外顯能力。它更肯定了一個重要的概念：每個孩子都具有在某些領域成才的能力。天分人人都有，只是不能人人都能把自己的天分充分發揮出來。在其中有外在的環境條件，也有內在的感悟，我們平時說某個人有天分，其實只是這個人比較幸運有條件發揮出了自己的潛能而已。
如果一個人天分被發覺，也很勤奮，是不是就一定可以成功呢？季羨林認為，如果沒有得到機遇，天才也會白白浪費了。
著名作家林語堂的成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有一天，一位先生宴請美國名作家賽珍珠女士，林語堂先生也在被請之列，於是，他就請求主人把他的席位排在賽珍珠之旁。席間，賽珍珠知道座上有許多中國作家，就問他們有沒有作品願意在美國出版。如果誰有這個打算的話，她願意幫助介紹出版社。座席上的人都以為這是一種普通敷衍的說詞而已，並沒有太在意。唯獨林語堂當場一口答應，並蒐集他發表在中國的英小品，整合一冊，送給賽珍珠，請她指正。賽珍珠因此對林語堂印象非常深，並由此結緣，林語堂著名的英作品《吾國吾民》最初就是由賽珍珠向他約稿，該書1935年在美國出版取得了轟動性的效果。出版僅4個月間，就印了7版。在當年美國暢銷書的排行榜上位居榜首，後又被定為bestseller十大名著之一。
其實那天參加宴會的中國作家中不乏極有天分者。但抓住這次機會的只有林語堂一人，所以，後來林語堂的取得的成就也是最高的，由這段故事看來，一個人能否成功，雖然要靠天才，要靠努力，但及時把握時機，不因循、不觀望、不退縮、不猶豫，想到就做，有嘗試的勇氣，有實踐的決心，也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機遇只光顧有準準備的人，當一個人沒有成功的實力的時候，即使機遇出現在你面前，也不能起到任何作用。所以，只有天分、勤奮、機遇這些因素全都具備，才可以獲得成功。
一日一心得：
想到一個比喻，人生就像一齣戲，成功就是自己上演的一出好戲。每個人一出生都有自己擅長的潛質，如果我們選擇的角色與自己的潛質相符，我們就擁有天分這個要素，接下來就是付出勤奮練習節目，這是成功的第二個要素，勤奮，最後當的節目已經練得很精彩時，我們需要的是有人幫我們搭起表演的舞臺，這是成功的第三個條件，機遇。
一寸光陰不可輕
季羨林語錄：我總覺得，在無量的無論在空間上或時間上宇宙程序中，我們有這次生命，不是容易事；比電火還要快，一閃便會消逝到永恆的沉默裡去。我們不要放過這短短的時間，我們要多看一些東西。
季羨林在《燕園幽夢》一書的序言中，對年青人提出了“一寸光陰不可輕”的寄語，“一寸光陰不可輕”這句話，來自宋代大儒朱子的一首詩。詩的全是：少年易老學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未覺池塘春草夢，階前梧葉已秋聲。季羨林認為這一首詩，不但對青年有教育意義，對老年人也同樣有教育意義。他說：“這首詩字明白如畫，用不著過多的解釋。光陰，對青年和老年，都是轉瞬即逝，必須愛惜。“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這是我們古人留給我們的兩句意義深刻的話。
時間的價值是多少，我們無法度量。但我們都知道，人最寶貴的是生命，因為生命對於人來說只有一次。其實時間的價值就是生命的價值；如果說生命的價值在於過程，那麼這過程是按時間來計算的，詩人艾青寫過一首短詩：
離開了時間
就沒有了生命；
生命和時間
緊密相依連；
失去了時間
生命就成了虛幻；
沒有了生命
時間就成了雲煙。
在這首詩中，詩人把時間和生命聯絡在了一起，表達了時間和生命不可分割、時間就是生命的主題。
怎樣利用寶貴而有限的時間呢？我們可以從量和質兩方面來談，一是充分利用，二是合理利用。
人的生命有限，時間也有限。上天對每一個人都是公平的，因為每個人被給於的時間都相同。不周的在於我們怎麼去利用。魯訊先生說：時間就像海綿裡的水，只要願擠，總還是有的。
這充分利用時間方面，季羨林深有體會。季羨林一直擔任著各種各樣的職務，每天的行政管理工作佔去了他大部分的時間，但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季羨林在學術上的成果還是很豐碩。因為季羨林也很善於擠時間，他每天凌晨四點一刻起床，到七點半這幾個小時，都是他的寫作時間，上午與下午，季羨林的時間雖然多半被名目繁多的會議、各色人等的拜訪時斷時續地佔用，但他常常能忙中偷空。他寫章，多在會上、飛機上、路上(散步)，也可以叫‘三上’吧。時間於他只能按分鐘計算，他只得這樣利用時間的“邊角餘料”。由於季羨林善於利用時間的一點一滴，把時間積少成多。所以我們才常常可以看到他一篇接一篇佳作見諸報刊、一本又一本著作問世。
季羨林的一本翻譯著作《羅摩衍那》也是他利用“邊角餘料”時間完成的。那是在革後期，受到迫害的季羨林當時的任務是看門，當門房。當時，季羨林是改造的物件，是一個人民的“不可接觸者”，政治地位非常低，並且可能還有再受到批判的危險，季羨林不敢把厚厚的原著公然拿到門房裡去。他想來想去，終於想到了一個好辦法。《羅摩衍那》原是詩體，季羨林決心也要把它譯成詩體，這樣才能傳達出原的風格。於是他就用晚上在家的時間，仔細閱讀原，把梵詩句先譯成白話散。第二天早晨，再把散潦潦草草地寫在紙片上，揣在口袋裡，帶著它去上班。在去上班的路上，在上班以後，看門、傳呼電話、收發信件的間隙之中，在閒坐無事的時候，他就把紙片拿了出來，一字一句地推敲、琢磨。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歷經五年多的時間，季羨林終於把《羅摩衍那》翻譯出來了。
同季羨林一樣，很多有成就的人物，都是非常珍惜時間。比如，魯迅先生“把別人喝咖啡的工夫用在寫作上”，從而一生著作頗豐，成為一代壇巨匠。著名數學家陳景潤十分珍惜時間，他曾給自己擬訂出一張工作時間表，把一天24小時的分分秒秒都充分利用起來。即使在路上走，也在讀讀背背，他的英、俄、法、德四門外語的單詞，就是這樣掌握的。
但是，有時候我們發現，即使非常珍惜時間，但時間還是不夠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應該想想，是不是我們管理時間的方法需要改進了。在有限多的時間裡，如何合理安排時間，處理輕重緩急各類事宜呢？
我們先看看下面這個小故事。
一個大學講師為了更形象地講解時間管理的概念，在上課的時候帶了一袋沙子、一袋小鵝卵石、幾塊大石頭和一個木桶，問有沒有人能把這幾種不同形狀的東西都裝進木桶。一個熱心的學生自告奮勇走上講臺隨手抓起沙袋就往木桶裡倒，然後把小鵝卵石也放了進去，但是輪到大石頭的時候，他發現木桶裡的空間已經不夠了。
講師遺憾地搖了搖頭說：“如果你先放大石頭，再倒小鵝卵石，最後裝沙子，木桶就能容下它們了。時間管理也是同樣的道理：如果先執行重要的任務，你就給一般和不重要的任務留下了時間；相反，如果先執行無關緊要的任務，你就會因為在這上面花費太多時間而無法圓滿地完成一般和重要的任務。”
接著講師親自演示了一遍：他先把那幾塊大石頭放進木桶，再把小鵝卵石放進去，然後倒沙子。最後他搖了搖木桶，只見這三種不同形狀的東西配合得天衣無縫，把木桶擠得滿滿的。
這個故事可以看出，當在給定時間內要處理的事情很多時，千萬不要抓著一件是一件，不加選擇的來處理，這樣只能使自己成為事情的奴隸，到最後可能焦頭爛額，而且最糟糕的是，可能沒有處理好最重要的那一件事情。應該先把事情按輕重緩急排好序，然後把主要的時間先留給最重要的事情，處理好重要的事情後，如果還有時間，再去處理其他的事，如果沒有時間了，對我們的影響也不會很大，因為至少已經把最重要的事情處理好了。
時間一去不再回，我們無法留住時間，所能做的就是好好的利用時間，我們既要利用好時間的量，即珍惜時間，不浪費時間。也要利用好時間的質，即合理安排時間。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和生命賽跑，真正做自己時間的主人。
一日一心得：
天可補，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復追。世界上的許多東西都能盡力爭取和失而復得，只有時間難以挽留。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時間永不回頭。普通人只想到如何度過時間，有才能的人卻會設法利用時間。
訣竅就在於他們的“笨”
季羨林語錄：德國書中的錯誤之少，是舉世聞名的。有的極為複雜的書竟能一個錯誤都沒有，連標點符號都包括在裡面。讀過校樣的人都知道，能做到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國人為什麼能做到呢？他們並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們比別人高出一頭的訣竅就在於他們的“笨”。
德國書中的錯誤非常少，一些極為複雜的書竟能一個小錯誤都沒有，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季羨林覺得很不解，德國人是怎麼做到的呢？後來他明白了，德國書的質量這麼高，原來並沒有什麼巧方法，只是因為德國人肯多花時間，肯下“笨”功夫，一字一句的認真核對，這樣任何一個小錯誤也逃不過他們的眼睛。季羨林發現，德國學者寫好一本書或者一篇章，在讀校樣的時候，都是用這種笨辦法來一一仔細核對。一個研究室裡的人，往往都參加看校樣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樣，也可以協議分工。他們是以集體的力量，來保證不出錯誤。季羨林說：“這個法子看起來極笨，然而除此以外，還能有“聰明的”辦法嗎？”
人人都希望在遇到麻煩費時的工作時，能夠有巧方法，這樣既節省時間，又節省精力。但是事與願為，我們會發現很多時候，要想真正獲得成功，並沒有捷徑可走。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我們只能踏踏實實一步一步地走，該費的時間必須要費，該花的精力也必須要花。比如，做學問時，要保證論的準確性，就只能用這種“笨”辦法才能做好，這一點季羨林也深有體會。
在德國留學時，季羨林的老師瓦爾德施米特讓他把博士論從頭到尾認真核對一遍。這可是一項巨大的工程，不是一般的校對清樣，而是要首先核對從卡片上抄別人論的篇、章、字、句；再核對所有引用過的書籍、報刊、雜誌。要知道，季羨林寫論的三年內，他從大學圖書館，甚至從柏林的普魯士圖書館，借閱過大量的書籍和報刊蒐集資料，已經耗費了大量的時間。並且季羨林在寫完論後，早已把這些書刊還給圖書館了。現在又要把這些書刊，再借出來，把論中引用過的大量引重新核對一遍，並且不能發生任何一點錯誤，季羨林真是感到太痛苦了。季羨林在寫論查閱資料時，就感到太繁瑣，心裡十分煩膩。而現在又要從新再來一遍，心裡要多膩味有多膩味。然而老師的教導不能不遵行，季羨林只好硬著頭皮，耐著性子，再來了一遍。??經過五年的努力，1941年，季羨林的博士論終於核對完畢，並在德國的學術刊物上發表，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季羨林的這次論能得到了非常高的評價，他核對論所用的的“笨”辦**不可沒，因為這種不取巧的“笨辦法”，保證了論的正確性和權威性。從德國感受到的這種嚴謹治學的精神，對季羨林以後的學術生涯產生了很深的影響。
季羨林的一本著作《糖史》也是在這種“笨”精神指導下完成的。《糖史》需要蒐集大量的資料，引用別人的著作甚至觀點，而引他人的著作和觀點，又必須註明出處，這是一個工作量巨大的工作。季羨林採用的就是一個最原始、最笨、可又決不可避免的辦法，這就是找出原書，一行行，一句句地讀下去，像沙裡淘金一樣，搜尋有用的材料。季羨林曾經從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除了禮拜天休息外，每天來回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圖書館，風雨無阻，寒暑不輟。他面對汪洋浩瀚的《四庫全書》和插架盈樓的書山書海，枯坐在那裡，夏天要忍受書庫三十五六攝氏度的酷暑，揮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時候偶爾碰到一條有用的資料，便欣喜得如獲至寶。
2001年，季羨林的《糖史》榮獲“長江讀書獎一等獎”。這部《糖史》，雖不是一部純粹的科技史，但是它仍然是一部在最嚴格意義上講的科學著作。這是因為季羨林在寫作中採用了最嚴格的考證方法，“言必有據，無徵不信”。
在科學的園地中，用看似笨的辦法，卻能結出豐碩的的成果，這隻能說明一個問題，“笨”辦法才是對辦法。
可是，在生活中，總是會有很多“聰明”人，不管是在學習還是在工作中，他們都不喜歡用這種“笨”辦法，用他們的話來說，太費時費力了。這些所謂的聰明的人，雖然省下了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卻留下了很大的隱患。
最近發生在郴州的兩輛火車相撞的事故，就是由於火車在生產過程中存在質量問題而造成的。“629”郴州鐵路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現已查明：這是一起因k9017次列車第二位車輛在製造過程中，操作人員安裝制動軟管時違反操作規定，將防塵堵底蓋遺留在折角塞門內，堵塞制動主管風道，列車制動力突然喪失而造成的責任事故。
這次事故，靠成了多人死亡，如果工人們當時能夠踏踏實實地一處一處排查，把每一道程式都認真完成，有一點“笨”思想的話，可能悲劇就不會發生了。對於那些“聰明”人來說，也許只有等到發生慘痛的教訓之後，他們才能意識到，什麼才是真正的“聰明”。
一日一心得：
如果有人把認真、踏實、不投機取巧叫做“笨”的話，那這種“笨”，其實是一種聰明，生活和學習之中並沒有太多的捷徑可走，一心只想走捷徑的人，最後可能會發現，走到了一條死衚衕面前。而那些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走下來的人，才可能真正達到成功。
開卷有益
季羨林語錄：如果讀書也能算是一個嗜好的話，我的唯一嗜好就是讀書。人必須讀書，才能繼承和發揚前人的智慧。人類之所以能夠進步，永遠不停地向前邁進，靠的就是能讀書又寫書的本領。
“開卷有益”這個成語來源於《澠水燕談錄》：太宗日閱《御覽》三卷，因事有缺，暇日追補之。嘗曰：“開卷有益，朕不以為勞也。”意思是：宋朝初年，宋太宗命人編寫一部規模巨集大的分類百科全書《太平總類》。對於這部鉅著，宋太宗規定自己每天至少要看兩、三卷，一年內全部看完，遂更名為《太平御覽》。當宋太宗下定決心花精力翻閱這部鉅著時，有人覺得皇帝讀這麼一部大書，太辛苦了，就勸他少看些。可是，宋太宗卻回答說：“我很喜歡讀書，從書中常常能得到樂趣，多看些書，總會有益處，況且我並不覺得勞神。”
季羨林也常向青年學子們講上面這個典故，他認為，故事的內容雖然可以有恭維皇帝的成分在裡面，但故事中提到的“開卷有益”還是十分可取的。季羨林認為自從人類創造了語言，發明了字，抄成或印成了書，書就成了傳承化的重要載體。人類要生存下去，化就必須傳承下去，因而書也就必須讀下去。
確實，書是歷史的傳承。如果沒有字的記錄，歷史早已散失得沒有蹤影，我們就不會知道有“西施浣沙”的動人，也不會知道“火燒赤壁”的壯烈，過去對今人來說將只是一片黑暗的迷霧。正是因為前人把歷史事實、化思想、科技知識，等等，以書為載體，一代一代的傳承至今，人類的明才能薪火相連、綿延不誤。
季羨林認為讀書是“天下第一好事”，他的理由如下。人類千百年以來儲存智慧的手段不出兩端，一是實物，比如長城等等，二是書籍，以後者為主。在發明字以前，儲存智慧靠記憶；字發明了以後，則使用書籍。把腦海裡記憶的東西搬出來，搬到紙上，就形成了書籍，書籍是貯存人類代代相傳的智慧的寶庫。後一代的人必須讀書，才能繼承和發揚前人的智慧。人類之所以能夠進步，永遠不停地向前邁進，靠的就是能讀書又能寫書的本領。我常常想，人類向前發展，有如接力賽跑，第一代人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過棒來，跑第二棒，以至第三棒、第四棒，永遠跑下去，永無窮盡，這樣智慧的傳承也永無窮盡。這樣的傳承靠的主要就是書，書是事關人類智慧傳承的大事，這樣一來，讀書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什麼呢？
所以，想獲取知識的人都會選擇書做為自己的老師。世界名人培根說過：“史鑑使人明智，詩歌使人巧慧，數學使人精細，博物使人深沉，倫理之學使人莊重。”這諸多意思，可一言以蔽之：開卷有益。
許多名人，都非常喜歡讀書，魯迅先生說的“隨便翻翻”，意思也是說要多看看書。他之所以能博聞強記，博古通今，與“隨便翻翻”是有密切聯絡的。魯迅少年時，在江南水師學堂讀書，第一學期成績優異，學校獎給他一枚金質獎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樓街頭賣掉，然後買了幾本書，又買了一串紅辣椒。每當晚上寒冷時，夜讀難耐，魯迅便摘下一顆辣椒，放在嘴裡嚼著，辣得額頭冒汗。魯迅就用這種辦法驅寒堅持讀書。由於苦讀書，後來終於成為我國著名的學家。
讀書雖然是一件值得鼓勵的事情，但也要注意方法，不能“死讀書，讀死書”否則開卷也可能會變成無益。不能“死讀書”是說不要與現實脫節，讀書時要牢記，讀書是為現實服務的。不能“讀死書”是告誡人們不要看錯誤百出、內容不健康的書。
“死讀書”的人，常常被人們稱作“書呆子”。書呆子讀書或是與實際脫節，在實踐當中不能讓自己的知識發揮作用；或是生搬硬套，把書奉為至尊，不知變通。這樣“死讀書”其實已經偏離了讀書的本來目的。讀書的本來目的是為了讓人提高能力，更好的處理現實中的問題，而不是讓人成為書的奴隸，為書所累。
有這樣一個例子，《莊子列御冠》中的朱澤漫，他從書中學到了一門特殊的殺龍技術，但是學完後，他卻發現其實沒有什麼地方有龍可殺，這時他才明白世間無龍，他從書中學到的本領，一點用處也沒有，白學了。可見如果如不加選擇地拿起書就看，總會事倍功半，予人無益。
現在我們生活的時代是資訊爆炸的時代，不但每天接觸的資訊是海量的，而資訊的載體也越來越豐富，除了書刊，還有報紙，電視，網路，等等。在當今我們必須及時得到資訊。只有這樣，人才能瀟灑地生活下去，否則將適得其反。資訊怎樣得到呢？季羨林覺得，現在資訊的來源渠道雖然更多了，看能得到資訊，聽也能得到資訊，但讀書仍然是重要的資訊源，所以非讀書不可。我們也相信，雖然現在有了報紙，有了收音機，有了電視，有了網際網路，但書是不可替代的，因為書有厚度。
一日一心得：
書是歷史的傳承，書是化的積澱，我們可以從書中學知識、看世界，書能豐富人生。讀一本好書，可以讓人受益終生，但不好的書也像不好的朋友，可能會把人引入歧途。所以讀書不可盲目，也不能不加選擇，應該帶著自己的標準來讀。
廣通聲氣，博採眾長
季羨林語錄：從整個世界自古至今化發展的情況來看，一個化，不管在某一時期內發展得多麼輝煌燦爛，如果故步自封，抱殘守缺，又沒有外來的新成分注入，結果必然會銷聲匿跡，成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比較學研究出現了亂比、瞎比的混亂歪風，表面上興旺發達，實際上在一片繁榮的掩蓋下，章空泛膚淺、誇誇其談，言不及意。針對比較學這種難以深入的局面，季羨林提出了“廣通聲氣，博採眾長”的救治方針。
那時許多人並不理解比較學的真正含義，不少作者喜歡進行中外學家的比較。在中國選一個大作家，比如屈原、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等等。又在外國選一個大作家，比如荷馬、但丁、莎士比亞、歌德、托爾斯泰等等，選擇哪位學家非常隨意，沒有什麼標準。一旦選定，他們就比開。章有時還寫得挺長，而且不缺乏嶄新的名詞、術語。但結果呢？讀者往往不知其所云，季羨林也看得如墜五里霧中，摸不著邊際，他覺得章沒有搔著癢處，寫了猶如不寫。對此，季羨林感到非常憂慮，這種沒有深度的比較學的論一篇篇地出，發展下去，比較學會有名存實亡的危險。
什麼是比較學呢？我們先來看看比較學的定義：比較學是對兩種或兩種以上民族學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以及學與其他藝術門類和其他意識形態的相互關係的比較研究的藝學分支。可見比較學並不是簡單把國外與國內的學家進行比較的學作品。“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濃厚的外學學和中國學相關知識是寫不出比較學的好論的。所以季羨林才會發出“廣通聲氣，博採眾長”的建議。
所謂廣通聲氣，指的是同國內外，省內外的同行學者加強聯絡，互通訊息，互通有無，切莫坐井觀天，閉關自守。要學人之長，避人之短。既接受，也給予。博釆眾長，必有所得。
季羨林認為不光在比較學方面需要“廣通聲氣，博採眾長”，化、經濟、社會交流等方面同樣也應該這樣。他覺得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告訴了我們一個非常可貴的經驗：在我們國力興旺，化昌明，經濟繁榮，科技先進的時期，比如漢唐興盛時期，我們就大膽吸收外來化，從而促進了我們化的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到了見到外國的東西就害怕，這也不敢吸收，那也不敢接受，往往是我們國力衰微，化低落的時代。季羨林打了一個比方，一個胃口健康的人什麼好東西都敢吃，決不嘀嘀咕咕什麼膽固醇多了呀的。到了連雞蛋黃和動物內臟都不敢吃的地步，終日愁眉苦臉，怕這怕那：“哎呀，這個吃不得呀！”那也就說明，此人的胃病或者幻想的胃病，已經不輕了。
歷史也證實了這一點，盲目自大，閉關鎖國，只會把自己隔離於發展的潮流之外。清朝政府夜郎自大，實行閉關自守政策。結果卻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經發生了變化，直到鴉片戰爭後被英法聯軍用大炮轟開了國門，才意識到自己已經不再強大。乾隆曾在寫給英國女王信中稱：“天朝物產豐富，無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貨物以通有無。”，清朝君主不重視與國外互通有無，沉浸在自給自足的小日子中，可是這種關起門來過日子的想法，過於狹隘，沒有遠見。最終在晚清時期使中國陷入淪為半殖民地的屈辱境地。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現在的中國，已經融入到世界大家庭中，成為地球村的一員，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年取得的成就翻天覆地，再次印證了，閉關鎖國就會落後，開放交流才能發展的道理。
我們提倡“廣通聲氣，博採眾長”的目的是為了自己的發展，是為了在學習他人的基礎上，借鑑對方的長處，並與自己的特色相結合，形成自己的東西，最終的目的是為了創新。整個過程是一個引進、消化、吸引、創新的過程。但是，現在有一些人，只知道引進，並不會消化、吸收，更談不上創新。
這個問題季羨林在上世紀80年代就已經注意到，並提出了他的看法。關於化交流，季羨林提出了三句話：“開放開放再開放，拿來拿來再拿來，交流交流再交流。”季羨林反對“全盤西化”。他說：“現在有些青年的思想，說好聽點叫‘活躍’，說不好聽叫‘混亂’。‘全盤西化’和化交流有聯絡。西化要‘化’，不‘化’不行，創新、引進就是‘化’。但‘全盤’不行，不能只有經線，沒有緯線。”他堅持，要以我為主，把對我們有用的東西‘拿來’，無用的糟粕堅決拒絕。
季羨林這些話在今天看起來很平常，沒有什麼驚人之處。但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非但驚人，而且大膽。在當時化界思想頗為混亂的情勢下，仍能保持如此清醒的頭腦和辯證的思維，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得到的。
一日一心得：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要保持進步，就要經常與外界交流，學習別人先進的方法、思想和理念。在日常的學習生活中做一個有心人，敞開心胸，多見多識。但是積累知識只是第一步，我們還需要常把學到的知識與自己的特長和特色聯絡起來，形成自己的東西，“採得百花成蜜後”，必有所得。
抓住一個問題終生不放
季羨林語錄：學術問題，有時候一時難以下結論，必須鍥而不捨，終生以之，才可能得到越來越精確可靠的結論。有時候，甚至全世界都承認其為真理的學說，時過境遷，還有人提出異議。聽說，國外已有學者對達爾的“進化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認為，這不是壞事，而是好事，真理的長河是永遠流逝不停的。
季羨林觀察發現，一些學人往往集中一段時間，鑽研一個問題，蒐集極勤，寫作極苦。但是，章一旦寫成，就把注意力轉向另外一個題目，已經寫成和發表的章就不再注意，甚至逐漸遺忘了。季羨林覺得這是一個不好的習慣，因為季羨做學問的時候，往往抓住一個題目，得出了結論，寫成了章；但他並不把它置諸腦後，而是念念不忘。季羨林有一個習慣，一旦抓住一個學術問題就終生不放。
季羨林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其中有一個是這樣的。
1944年季羨林在德國哥廷根寫過一篇論，談佛典梵語中的音變問題，引起了國際上一些學者的注意。有人，比如美國的fedgerton，在他的鉅著《混合梵法》中多次提到這個音變現象。最初堅決反對，提出了許多假說，但又前後矛盾，不能自圓其說，最後，半推半就，被迫承認，卻又不乾淨利落，窘態可掬；因此引起了季羨林對此人的鄙視。回國以後，季羨林連續寫了幾篇章，對edgerton加以反駁。但在季羨林這方面，他始終沒有忘記進一步尋找證據，進一步探索。由於資料缺乏，一直到了1990年，上距1944年已經過了46年，季羨林才又寫了一篇比較重要的論《新疆古代民族語言中語尾amu的現象》。在這裡，季羨林用大量的新資料，證明了他第一篇論的結論完全正確，無懈可擊。
所以，在學術研究上堅持不懈，有咬定青山不放鬆的精神，才能夠有所突破。荀子說“鍥而不捨，金石可鏤，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雕刻東西，如果半途而廢，即使是腐爛的木頭也不能刻斷；如果不停地刻下去，就連金屬和石頭都能雕空。堅持就有著這麼大的作用，只要能堅持，許多事情都可以成功。
科學家愛因斯坦曾做過這麼一個實驗：他從一個村子裡找了兩個人，一個愚鈍且軟弱，一個聰明且強壯。愛因斯坦找了一塊兩英畝左右的空地，給他倆同樣的工具，讓他們在其間比賽挖井，看最終誰先挖到水。
愚鈍的人接到工具後，二話沒說，便脫掉上衣大幹起來。聰明的人稍做選擇也大幹起來。兩個小時過去了，兩人均挖了兩米深，但均未見到水。聰明的人斷定自己選擇錯誤，覺得在原處繼續挖下去是愚蠢的，便另選了一塊地方重挖。愚鈍的人仍在原處吃力地挖著，又兩個小時過去，愚鈍的人只挖了一米，而聰明的人又挖了兩米深。愚鈍的人仍在原處吃力地挖著，而聰明的人又開始懷疑自己的選擇，就又選了一塊地方重挖。又兩個小時過去，愚鈍的人挖了半米，而聰明的人又挖了兩米，但兩人均未見到水。這時聰明的人洩氣了，斷定此地無水，他放棄了挖掘，離去了，而愚鈍的人此時體力已經不支了，但他還是堅持在原處挖掘，在他剛把一杴土掘出時，奇蹟出現了，只見一股清水汨汨而出。
比賽結果，這個愚鈍的人獲勝。愛因斯坦後來對學生說：看來智商稍高條件優越，聰明強壯者不一定會得到成功，成功有時需要一種近乎愚鈍的力量啊!
但是，我們發現，目前學術界存在的一種急功進利的研究方式，卻與這種堅持不懈，“抓住一個問題終生不放”治學方法背道而馳。
從1993年至2003年，我國學者發表的sci論急劇上升，但世界各學科sci論被引用次數前20名中沒有中國學者的，在國際競爭中，我國科研人數和成果數量近年來增長很快，但科研成果的質量卻不容樂觀，科技創新能力仍處於中等水平，這與目前科研領域的浮躁之風有關係。
“板凳須坐十年冷，章不寫一句空”，這句名言說明，科研的精品不一定能按計劃產出，不一定年年都能產出，但為了迎合重數量的考核體系，許多人不願意做風險高、時間長的基礎性研究，而是謀求短期效應，造成大量低水平重複研究，東拼西湊寫論，再加上一些教育科研人員自律不夠，甚至出現了抄襲造假現象。
過去，許多科學研究通常是“十年磨一劍”。然而，隨著近年來“指標化”學術評價體系的引進和推廣，在我國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將發表論、爭取課題、獲得獎勵等方面的數量、級別，作為教師和科研人員年度津貼、職稱評定、高校實力的重要依據。這在激發科研積極性的同時，加重了學術的急功近利和浮躁之風。
今天，許多人在為名利奔忙，更有人因此失去了底線，全然沒有老一代知識分子為求真知，寧坐幾十年冷板凳的毅力與真誠。而這方面，季羨林無論是治學還是為人，皆堪稱楷模。胡適曾說，做學問要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這是對季羨林“抓住一個問題終生不放”治學思想的肯定，也給現在的青年科學工作者指出了一條治學之道。
一日一心得：
很多成功者，都有著相同的品質，那就是堅持不懈，做事情有毅力。他們往往認準一個目標之後，就會用全部的熱情和精力來追求自己的夢想。要知道，在追逐夢想的過程中沒有一帆風順，能夠排除萬難、堅持下來的人才能夠風雨過後見到夢想的彩虹，而半途而廢者，只能無功而返了。
沒有新意，不要寫章
季羨林語錄：見解不論大小，唯新是圖。論題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個人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只有這樣，學術才能“日日新”，才能有進步。否則滿篇陳言，東抄西抄，餖飣拼湊，盡是冷飯，雖洋洋數十甚至數百萬言，除了浪費紙張、浪費讀者的精力以外，還能有什麼效益呢？
季羨林提倡寫學術章一定要有新意，沒有新意，就不要寫章。因為只有有新意的章，才有價值，對學科的發展有利，別的同行才能從你的論中讀到有用的東西。否則，章雖然洋洋灑灑，所佔篇幅也不小，但卻全是沒有用的廢話，不能給讀者帶來一些有用的東西，起不到一點作用，那就是有害無益了。不但浪費了自己和時間，更浪費了別人的時間，說得遠一點，還浪費了資源，浪費了造紙印刷的原材料。
季羨林寫東西有一個金科玉律：凡是沒有真正使他感動的事物，他決不下筆去寫，這也是季羨林寫散不多的原因。季羨林認為他自己的章都不是擠出來的，而是流出來的。他的散都是真情的流露，而不是趨時應景之作
季羨林的學術論都很有針對性，他往往會一個問題入手，只要是有新意的問題，季羨林就會很有興趣，哪怕只是一個小問題，季羨林也不會放棄。他會提出自己的獨到的見解，這些見解有時候是非常大膽的，經常是在研究領域中沒有人提到過或還沒有解決的。針對這些問題，季羨林深入分析，小心求證，憑藉自己深厚的知識基礎和勤奮的求索，最後總是能比較完滿的解決問題。
季羨林寫散也是如此。季羨林的散內容雖然很廣，他的散中有他的一生經歷，有他的親朋摯友，有他的貓貓草草，無論他寫什麼，我們總能在他的字中讀出季羨林的個人情感，季羨林的工作主要是爬格子。幾十年來，他已經爬出了上千萬的字。有時候他也問自己，這些東西都值得爬嗎？他的答案是：值得的。季羨林自豪的認為，自己爬出的東西不見得都是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讓人飛昇成仙；但是其中絕沒有毒藥，絕沒有假冒偽劣，讀了以後，至少能讓人獲得點享受，能讓人愛國、愛鄉、愛人類、愛自然、愛兒童，愛一切美好的東西。
學術論更是如此，學作品中新意不多還不足為患，但如果學術論中的“新意”含量低的話，那這稿論的價值也就不高了。寫這樣的論，是對學術的一種不尊重。學術研究是嚴肅的事，因為一個學術的水平，代表了一個國家科學技術發展的水平。
目前，我國論的整體水平都不高，中國科學院近期一份報告指出：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影響因子排名前10(百分號)的國際一流期刊上發表的中國論，每兩年以45(百分號)的速度增長；國內有些大學每年發表的sci（《科學引索引》）論數量，甚至超過始終位列美國前五名的常春藤名校。但不容忽視的是，我國80(百分號)左右的國際論分佈在低被引用區和零被引用區。換言之論只是發表而沒有引起同行關注。
論水平不高，也說明論中有價值的新東西不多，缺少創意。**說，“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沒有創新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如果總是因循守舊，沒有創新，也就沒有進步和發展，慢慢地就會被擅長於創新的人超過。而那些敢於創新的人，不會被常規所困，在遇到困難時能夠另闢蹊徑，往往能出人意料的取勝。
下面這個故事中的問題就是透過打破常規思維來解決的。
從前，有個國王在大臣們的陪同下，來到御花園散步。國王瞧著面前的水池，忽然心血**，問身邊的大臣：“這水池裡共有幾桶水？”眾臣一聽面面相覷，全答不上來。國王發旨：“給你們三天考慮，回答上來重賞，回答不上來重罰！”眨眼三天到了，大臣們仍一籌莫展。就在此時，一個小孩走向宮殿，聲稱自己知道池塘裡有多少桶水。國王命那些戰戰兢兢的大臣帶小孩去看池塘。小孩卻笑道：“不用看了，這個問題太容易了！”國王樂了“哦，那你就說說吧。”孩子眨了眨眼說：“這要看那是怎樣的桶。如果和水池一般大，那池裡就有一桶水；如果桶只有水池的一半大，那池裡就有兩桶水；如果桶只有水池的三分之一大，那池裡就有三桶水，如果……”“行了，完全正確！”國王重賞了這個小孩。
大臣們為什麼解不開國王的問題呢？就在於他們都想從常規思維來解決這個問題，因此被思維定勢所困，越思考陷得就越深，困在其中不能自拔。而那個小孩並沒受到人們常規思維的限制，撇開了池塘裡水的多少，而從桶的大小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一下子就迎刃而解。這說明，跳出思維陷阱從新的角度思維，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做學問也是如此，平時就應該培養創新的意識，寫論不要總是把剩飯拿出來炒，多出新意，有新的靈感就要敢於抓住，哪怕只是一個很小的問題，只要是有新意的，就不應該放過。積少成多，科研水平才會有必展進步，不至於只是原地踏步，虛假繁榮。只要有創新，不管是多是少，就是在進步。
一日一心得：
現在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很多方面都還比較落後，特別是科學技術水平。現階段，我們首先要做的是模仿，但不能永遠跟在別人後面，永遠模仿別人，我們還需要有創新的意識，只有這樣國家才能有希望趕上發達國家。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季羨林語錄：少學欠術的人，屬於馬大哈一類的人，是搞不好考證工作的。死板僵硬，墨守成規，不敢越前人雷池一步的人，也是搞不好考證的。在這裡，我又要引用胡適先生的兩句話：“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假設，膽越大越好。哥白尼敢於假設地球能轉動，膽可謂大矣。然而只憑大膽是不行的，必須還有小心的求證。求證，越小心越好。
在學術考證方面，季羨林認為，胡適提出來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是不刊之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針。
所謂大膽，就是不為過去的先人之見所限，不為權威所囿，能夠放開眼光，敞開胸懷，獨具隻眼，另闢蹊徑，提出自己的假設，甚至胡思亂想，想入非非，亦無不可。但同時，一個人的假設，決不會一提出來就完全符合實際情況，有一個隨時修改的過程。我們都有這樣一個經驗：在想到一個假設時，自己往往詫為“神來之筆”，是“天才火花”的閃爍，而狂歡不已。可是這一切都並不是完全可靠的。假設能不能成立，完全依靠求證。求證要小心，要客觀，決不允許厭煩，更不允許馬虎。要從多層次、多角度上來求證，從而考驗自己的假設是否正確，或者正確到什麼程度，哪一部分正確，哪一部分又不正確。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實事求是，容不得絲毫私心雜念，一切以證據為準。證據否定掉的，不管當時顯得多麼神奇，多麼動人，都必須毅然毫不吝惜地加以揚棄。部分不正確的，揚棄部分。全部不正確的，揚棄全部
早在古代，藥王孫思邈對良醫的診病方法做總結時，就曾經提出：“膽欲大而心欲小”。“膽大”是要有自信和勇氣，不因循守舊；“心小”是要如同在薄冰上行走，在峭壁邊落足一樣時時小心謹慎，認真細緻。這是孫思邈對於良醫的要求。其實，何止於醫者，從為人、治學的角度上來講，也不悖此道。這和我們今天提倡的考證方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季羨林自己在學術研究時的考證也是這樣做的。季羨林1947年寫過一篇論《浮屠與佛》，用漢和英發表。但是限於當時的條件，其中包括外國研究水平和資料，中有幾個問題勉強得到解決，季羨要並不滿意，耿耿於懷四十餘年。一直到1989年，季羨林得到了新材料，又寫了一篇《再談“浮屠”與“佛”》，解決了那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心中非常喜悅。最令他欣慰的是，原來看似極大膽的假設竟然得到了證實，季羨林不禁心中有些沾沾自喜，對自己的研究更增強了信心。覺得自己的“假設”確夠“大膽”，而“求證”則極為“小心”。
但是，任何大膽的假設都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不是空穴來風，最後應該都是能夠可以求證的。如果脫離了這一點，假設也失去了它的學術價值，甚至成為別有用心的人的騙局。
水變油技術是一個曾經在中國名噪一時的騙局，此技術的發明者聲稱其原理是在水中加入極少量的“可燃炔”製劑，充分溶解，成為“水基燃料”，之後水就可以作為燃料，成本極其低廉。1987年中國國家計委撥款給發明者，讓他在河北省生產燃料。但此人拿到錢後，卻在哈爾濱買了兩套住宅。後來水變油技術被認為是騙局和偽科學，發明者也因為利用水變油技術和其他一些犯罪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
水變油的假設，不可謂不大膽，但脫離了科學的基本原理，事到如今，水變油是初中生化學課常見的考題，意在考察學生對元素守恆定律的理解。
我們再來看看同樣是化學方面的關於苯分子結構的假設。
凱庫勒等科學家們透過測定得出，苯的分子式為c6h6。苯分子中碳的相對含量之高，使化學家們感到驚訝。如何確定它的結構式呢？化學家們為難了：苯的碳、氫比值如此大，表明苯是高度不飽和的化合物。但它又不具有典型的不飽和化合物應具有的易發生加成反應的性質。
對此，凱庫勒提出了苯分子是環狀結構的假設，據他自己說這個靈感這來自於一個夢。那是他在比利時的根特大學任教時，一天夜晚，他在書房中打起了瞌睡，眼前又出現了旋轉的碳原子。碳原子的長鏈像蛇一樣盤繞捲曲，忽見一蛇抓住了自己的尾巴，並旋轉不停。他像觸電般地猛醒過來，整理苯環結構的假說，又忙了一夜。對此，凱庫勒說：“我們應該會做夢！那麼我們就可以發現真理，但不要在清醒的理智檢驗之前，就宣佈我們的夢。”
凱庫勒能夠從夢中得到啟發，提出超級大膽的假設，並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由於他勤于思考，才會夢到白天一直在想解決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他有豐富的化學知識，懂得化合價的真正意義，能夠捕捉直覺形象，要是換一個不懂化學的人，即使神仙給他託夢也沒有用；加之夢醒後凱庫勒以事實為依據，以嚴肅的科學態度進行多方面的分析和探討，這一切都為他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礎。
所以要先有豐富的知識積累，才能提出夠新夠有創意又科學的假設。當然，假設提出之後，還需以追求真理的精神去求證，這樣假設才不會像空中樓閣一樣，僅僅停留在空想階段。
一日一心得：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求新的精神和求實的態度的結合。思想上要敢於突破常規，不被舊有的條條框框束縛，思想可以縱遊九天，自由翱翔，但是心上天上，腳在地下，思想不能取代行動，沒有證實的假設，只是假設，不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