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全面整頓三個檔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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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 全面整頓三個檔案2
從現在的觀點來看，鄧小平的講話和國家計委《工業二十條》中所強調的，都是毋庸置疑的道理。但是，“化大革命”是一個砸爛一切規章制度、無法無天、是非混淆和造反派當家的時代。在工業企業及全社會中，按勞分配，引進先進技術，加強科研，建立規章制度，嚴格管理，發揮職工、幹部和科技人員的積極性等等，不但不能提倡，反而統統遭到批判。因此，鄧小平關於工業發展的講話和國家計委的《工業二十條》中所講的每一點，都有著明確的針對性，都是切中時弊的。要糾正“革”中的混亂狀態，要恢復和發展生產，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絕不只是嘴上說說、口中喊喊那麼輕鬆的事情。“革”九年了，對錯、是非、人生觀、道德觀，一切一切全都被人為地扭曲了。不下狠心，不真抓實幹，不痛改前非，不“得罪人”，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為了得到廣大幹部群眾的認可和支援，中央決定將這個件下發徵求意見。儘管後來因為鄧小平再次受到批判，《工業二十條》沒有正式下發，但由於人們對安定團結、發展生產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熱烈渴望，在起草和徵求意見的過程中，這個件就得到了各級領導幹部和工業界廣大群眾的普遍歡迎，並對當時的工業整頓，起到了重要的積極的影響。
第二個件，是中國科學院黨組的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這個件，是根據鄧小平的多次指示，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胡喬木的協助下，由中央派到科學院工作的胡耀邦主持，從7月份開始起草的。《提綱》主要內容如下：一，科技部門一定要做到既有堅強的政治領導，又有切實具體的業務領導。黨政領導幹部應當朝又紅又專方向努力。二，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動生產向前發展。沒有現代化的科學技術，也就不可能有工業、農業、國防的現代化。三，必須充實和加強專業隊伍，必須逐步建設一批新的專業科研機構。科學實踐也是一種社會實踐，生產鬥爭是不能代替它的。不能不加區別地要求任何科學研究工作都要實現“以工廠，農村為基地”，不宜籠統地提“開門辦科研”這樣的口號。四，自力更生，又不閉關自守。我們的科學技術同世界先進水平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為了爭取時間，爭取速度，有必要從國外引進一些先進的技術和裝置。五，在搞好大量的應用研究的同時，要重視和加強理論研究工作。不能把理論研究與“三脫離”等同起來。六，在科技戰線要大力加強學術活動，廣泛開展學術交流，鼓勵學術上不同意見的爭鳴和討論，改變學術空氣不濃和簡單地以行政方法處理學術問題的狀況。並提出要落實政策，把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調動起來。
鄧小平十分重視這個《提綱》的起草工作，多次開會討論，發表了許多講話，並親自對《提綱》進行修改。9月26日，在聽取胡耀邦代表科學院作工作彙報時，鄧小平多次插話，對《提綱》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科學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議一下。”“如果我們的科學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個國家建設的後腿。”他說，現在科技隊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少數人祕密搞，像犯罪一樣。陳景潤就是祕密搞的”。究竟算紅專還是白專？“說什麼‘白專’，只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好處，比鬧派性、拉後腿的人好得多。”他說，老科學家改行教別的，“這種用非所學的人是大量的，應當發揮他們的作用”。“給他配黨委書記，配後勤人員。”他指出：“歸根到底是領導班子問題。”“一不懂行，二不熱心，三有派性的人，為什麼還讓他們留在領導班子裡？科研人員中有水平有知識的為什麼不可以當所長？”他還指出：“要後繼有人，這是對教育部門提出的問題。大學究竟起什麼作用？培養什麼人？有些大學只是中等技術學校水平，何必辦成大學？”他針鋒相對地指出：“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拖住了。”在談到教師地位問題時，他說：“只是捱罵，怎麼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他認為，這個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學院，而且對整個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門也能起作用。在鄧小平的明確指示下，《彙報提綱》衝破“革”中的禁區，鮮明地指出：“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
由於這一《彙報提綱》實在是觀點鮮明、態度明確，與“革”以來所奉行的極左思想大相徑庭，大有逆“革”而行的氣勢，因而在報呈**後，一直未能獲得他的同意下發。儘管這個《彙報提綱》沒能在**處透過，但它的起草，它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精神實質，它的使人振奮的感召力量，已經在整個科學教育界產生了巨大的反響，猶如沉沉黑夜中的一支火炬，點燃了人們心中的希望。
全面整頓的實踐，既要有敢於衝破“革”禁區的膽略，也要有明確的思想指導。在鄧小平親自指示下，由鄧力群主持，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從8月份起，開始起草一個重要件——《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這是第三個件，簡稱《總綱》。
《總綱》依據**提出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還是安定團結為好”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精神，提出要以這三項指示為綱，完成實現四化的巨集偉戰略目標。
“以三項指示為綱”，實際上是改變了“革”以來唯一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提法，而把“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兩個任務，放到與“階級鬥爭”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這種帶有綱領性質的提法，可以說是“革”九年以來的一大突破。《總綱》鮮明地提出：“我們要遵循**的教導，辯證地理解政治和經濟的對立統一關係，既要認識政治的統帥作用，又要認識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的保證，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可是我們一些同志至今還是用形而上學來對待政治和經濟、革命和生產的關係，總是把政治和經濟互相割裂開來，把革命和生產互相割裂開來，只講政治，不講經濟，只講革命，不講生產，一聽到要抓好生產，搞好經濟建設，就給人家戴上‘唯生產力論’的帽子，說人家搞修正主義。這種觀點是根本站不住腳的。”《總綱》指出：“在艱苦的革命戰爭年代，**都這樣重視經濟建設工作，這樣重視增強革命戰爭的物質基礎。現在我們的國家已經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有了進行和平建設的國內條件，而我們又面臨著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顛覆和侵略的威脅，難道我們還不應當爭取時間，加倍努力，儘快地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增強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嗎？”《總綱》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語言，尖銳地對“四人幫”進行了抨擊。章說：“這些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繼承**的衣缽，總是把我們的革命口號接過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塞進私貨，來混淆黑白，顛倒是非，把我們一些同志、一些群眾的思想搞亂，把一些地方、一些單位的黨組織搞亂，分裂黨，分裂工人階級，分裂群眾隊伍。他們打著反修正主義的旗號搞修正主義，打著反覆闢的旗號搞復辟，把黨的好乾部和先進模範人物打下臺，篡奪一些地方和一些單位的領導權，在這些地方和單位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總綱》指出：“列寧說過：‘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經濟狀況的改善來衡量。’**也說過：‘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區別真馬克思主義和假馬克思主義，區別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區別真幹革命和假幹革命，區別真幹社會主義和假幹社會主義，區別幹部所做工作的成績是壞是好，是大是小，歸根結底，只能也只應按照列寧和**所提出的這個標準來衡量。”《總綱》一針見血而又不無諷刺地指出：“一個地方、一個單位的生產搞得很壞，而硬說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騙人的鬼話。那種認為抓好革命，生產自然會上去，用不著花氣力去抓生產的看法，只有沉醉在點石成金一類童話中的人才會相信。”
如果說，《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和科學院的《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即《彙報提綱》）兩個件，是從兩個部門的角度批判和糾正極左錯誤的話，《總綱》就是從理論上全面論述整頓的指導思想及其方針政策，鬥爭矛頭直指“四人幫”和極左錯誤。“革”以來，張春橋、姚元等刀筆吏，利用他們手中的筆，利用他們控制的宣傳工具，製造了多少混淆視聽的謬論，聒噪了多少聳人聽聞的言詞，封殺了多少正義的聲音，誣陷和迫害了多少無辜的正義之士。今天，也就是自“革”以來九年，第一次有人拿起筆來，和他們公開地全面地進行較量。在鄧小平直接領導下，谷牧、胡耀邦、周榮鑫等國務院一些部門的領導和政治研究室的胡喬木等，向惡貫滿盈的“四人幫”展開了全面的反擊。以《總綱》為代表的一系列件，如萬馬齊喑之中的振鬣長鳴，是正義之聲，是希望之聲，是投向“四人幫”罪惡勢力的正義之矛，是與之進行不妥協鬥爭的宣戰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