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故地重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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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故地重遊1
1972年12月5日，父母親出發，再下贛南。
此次南行，與上次有所不同。上次去的地方，父親是第一次去，特別是井岡山，是他久已嚮往卻一直沒有機會參觀的革命聖地。而此次要去的地方，則是他所熟悉的中央蘇區故地。在那裡，他曾經工作過，曾經戰鬥過，曾經經歷了他生活上、特別是政治上的第一次坎坷際遇。在那裡，他被王明路線批判為“右傾錯誤路線”，也就是**批示中說的“毛派頭子”。四十年前，他因為這個“毛派頭子”而被批判。四十年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他又因這個“毛派頭子”而得以復出。這難道是歷史的巧合，是命運的刻意安排嗎？父親不是一個宿命論者。歷史，從來就是這樣不經意地反覆重複著，而每次的重複，既有相同，又是那樣的截然不同。
中辦指示待遇和接待規格可以提高，所以這次出行，省裡派了兩輛車。一輛伏爾加，由省裡派的警衛陪同鄧夫婦坐，另一輛吉普車，給黃幹事坐。兩輛汽車相跟著一路南下。中午在吉安吃了午飯後，再往南行，入夜方才抵達贛州。
贛州是贛南最大的城市。父母親受到了地方黨和軍分割槽幹部的熱情招待。6日，他們離開贛州，驅車興國。
興國縣地方和軍分割槽的領導十分熱情地安排接待，讓父母親住在以前他們為**準備的興國招待所二號房。興國的同志們請鄧夫婦吃飯，拿出了當地最有特點的名菜。父母親很是感動。父親對興國的同志說：“來興國參觀是多年的願望，可惜一直找不到合適的機會。”父母親在當地同志陪同下參觀了當年的革命舊址。在參觀昌宮革命舊址時，仔細的父親還挑出了錯誤。他看到介紹中把原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山的名字寫成曾珊，就說：“曾山的名字是大山的山，不是珊瑚的珊。曾山同志很有名氣，不要搞錯了。”這裡的幹部介紹，興國是個貧困地區，這裡的水土流失嚴重，農民生活十分窮困，農村的問題比較嚴重。父親聽後沒有言語，但表情凝重。中午，興國縣準備了豐盛的很有地方特色的菜餚。父親說：“吃到興國的飯菜，就讓我回想起當年興國人民招待紅軍的深情厚意。那時興國人民對紅軍可好了，把自己家最好吃的東西拿出來招待紅軍。凡是到過興國的同志都有這個印象。蘇區時你們興國的人口有二十三萬。我記得你們縣參軍、參戰的人很多，出了很多將軍。”
在興國，招待所的人看到鄧夫婦帶了兩個箱子，裡面除了一點換洗衣服外，都是書，有些還是那些見也沒見過的厚厚的書。母親給他們解釋說：“我們就是愛看書。這些都是小平同志的寶貝。”
7日，父母親離開興國。臨別時，父親暢然地說：“總算了了心願。”
同日上午，父親到達于都。
對於于都，父親並不陌生。1931年，他和妻子金維映從上海中央來到江西中央蘇區。父親在瑞金任縣委書記，阿金就在於都任縣委書記。後來父親在會昌任中心縣委書記時，也常來於都。不久之後，他被王明“左”傾機會主義批判，阿金也離開了他。在反對國民黨軍的第五次“圍剿”失敗後，就是從這裡，紅軍渡過於都河，踏上了二萬五千裡的長征之路。轉眼間四十年過去了，今天的于都，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擁有幾萬人口的縣城。光陰荏苒，歲月流逝，天變了，地變了，人也變了，只有這于都河水，一樣地滔滔不絕，向北流去。四十年前的情景，仍舊曆歷在目。父親幾次提到他的前妻。他問于都的同志：“蘇區時你們的縣委書記是女的，知道嗎？”他還說：“我長征離開于都時，專門在於都彈了一床四斤重的棉被，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過長征。”在參觀革命紀念館時，可能覺得介紹的內容中有渲染成分，父親只說了一句：“要求真實，符合歷史原貌。”晚餐時，看見有一盤“泥鰍燜芋頭”，父親對陪同的人說：“過去在蘇區吃紅米飯、青菜、芋頭湯，有時候紅軍戰士到田頭地角、水圳裡捉點泥鰍、小蝦，燜上一鍋芋子，也算打‘牙祭’。我對泥鰍燜芋子有很深的印象，今天重吃它，別有一番風味。”
畢竟是重回故地，看見這麼多熟悉的風物人情，心情一定是激動的。在招待所，夜很深了，父親還未睡覺。陪同的人提醒他早點休息。他說：“千里迢迢，來一次故地不容易，已經四十年了，才來上一次。看來，這一輩子也就只有這一次了。”寥寥數語，表達了一片拳拳之情。
辭別于都之後，8日到達會昌。
會昌，對於父親來說，可謂意義非同一般。1932年，父親在當時被稱為中央蘇區的“南大門”的會昌任中心縣委書記時，在這裡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群眾工作和麵對面的對敵鬥爭。也是在這裡，因為反對王明路線的“左”傾冒險主義，他被扣上“右傾路線”代表人物的罪名，和**的弟弟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等人一起，被鬥爭、被免職，經歷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政治磨難。那時，他還不到三十歲。對於他來說，在會昌，既有光榮的回憶，更有悲壯的閱歷。在當年蘇維埃政府舊址，父親看到一棵濃廕庇日的大榕樹，他感慨地說：“都變樣了，只剩下這個大榕樹。當年我經常在這個樹下看書、看報。”話語中含有無限的眷戀。到周田參觀鹽礦，他回憶說：“蘇區時期，沒有鹽的苦頭我們是吃夠了。”他還與大家談起蘇區時熬硝鹽的情況。這次到會昌，恰逢縣裡召開物資交流大會，父親執意要看。他興致勃勃地走到會場裡，一一查問農產品的生產、銷售，及農民收入情況。8日下午二時，父親離開會昌。路上參觀了**舊居，父親說：“**在當時，也是受排擠、受打擊的。”
8日下午，父親一行到達瑞金。一到這裡，當地的同志就對父親說：“你是我們的老縣委書記，歡迎你。”一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話，溫暖了父親的心。四十年前，父親從上海中央到達江西蘇區，在瑞金任縣委書記，是**瑞金縣委的第一任書記。對於瑞金，父親懷著深厚的感情。那些革命舊址，還是四十年前的老樣子，太讓人熟悉了。
9日，他參觀了瑞金沙洲壩中央蘇維埃臨時政府舊址，再走一公里，就是原中央軍委舊址。對這裡，父親熟悉得很。不用人帶路，他也認得。他還主動帶著大家，翻過小山，到當年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的駐地。在那個坐落在竹林中的小村莊裡，父親向當地的人介紹，當年在這裡，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賀昌在哪裡辦公；他本人作為《紅星》報的主編，住在哪裡，在哪裡編輯和印刷報紙。參觀後，他看到一些在晒紅薯乾的老鄉，還特地去和他們打招呼詢問。
10日，父親一行在瑞金參觀了機床廠、電線廠和紅都製糖廠。在製糖廠，聽完彙報後，要去車間。工廠的人說有兩條路，近路不好走，父親說：“不要緊，為什麼有近路不走，偏要走遠路？中國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筆直的。走。”別人在路上要攙扶他，他說：“不要扶，我還可以幹二十年。”母親笑著說：“哪還能幹二十年？”父親不以為然地回答說：“我才六十九歲，我還可以幹二十年嘛，幹二十年沒有什麼問題。”
父親說，他還可以幹二十年。這絕不是信口所說，而是發自內心的信誓旦旦之言。雖已年近七十，但父親自覺身體很好，自覺精力很好，自覺還可以工作、還可以發揮作用。在黨和國家面臨巨大困難的非常時刻，他堅信，他還可以以他全部的生命和熱血報效黨、國家和人民。
在故地瑞金，父親睹物生情，興致很高，一改幾年來一向的沉默，變得很愛說話。在製糖廠的酒精車間，他向人發問：“酒精有什麼用？”當人一一介紹酒精的用處時，他不無風趣地說：“還有一樣沒有說到。酒精還可以用來開汽車。”接著他又無限回味地說：“你們不要忘記過去。我們在延安時，坐汽車都是用酒精做燃料的。”看到廠裡工人用手工包裝糖果，父親問為什麼不搞機械化。陪同的人回答：“廠里人多，不搞手工操作，許多人沒活幹。”父親對他們嚴肅地說：“不能這樣看問題。人多可以一部分學習，一部分工作。廠裡合理地安排好，這樣工人的素質才能提高，廠裡的現代化水平才能提高。”從工廠出來，父親一行到街上參觀，當地群眾有人認出了他，他也很高興。到一個商店參觀時，父親興致勃勃地回憶，當年瑞金的農民最愛站在路邊的鋪子邊上喝酒。晚上，瑞金地方幹部彙報情況，父親靜靜地聽完後說：“應該說，現在比過去好了很多。解放後我們做了許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和西方國家比起來，我們最少落後四十年。我們還需要努力。”贛南老區工農業生產的落後狀況，在父親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心裡清楚，在全國範圍內，像這樣沒有擺脫落後和貧困狀態的，絕不止贛南一個地方。還需要努力，還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不然，對不起老區的人民群眾，也對不起全中國的人民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