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樸方的遭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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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樸方的遭遇1
正當我們一家人在江西沉浸在節日的喜悅中時，一場不幸，在遙遠的北京發生了。
1月27日，是1971年的農曆春節。春節，是中國人最為隆重的傳統節日。當人們都在忙著準備辭舊迎新之時，罪惡之手又伸向了不幸的人。
有那麼一些人，看到樸方安安穩穩在三零一住院治療心裡就不高興。他們總想在樸方身上做些章，最起碼也要把他趕出三零一去。前一段，他們要把樸方從三零一醫院弄出來送江西，因父親寫信給中央而沒有得逞。元旦一過，他們就又動手了。
對於這些陰謀企圖，樸方當然不知。新年過後，醫生剛剛給他照過一個片子，說脊髓半通，正在研究如何治療。他完全沒有想到，一場災難又要降臨。
1月21日，離過年也就還有一個星期了。醫院的病人們都在忙著，有的接待提著大包小包前來探望的親人，有的則收拾東西準備出院過年。這一天，吃過午飯，病人們各自回房，準備休息。樸方住的病房裡，突然來了幾個北大的人。他們態度嚴厲，生硬地對樸方說：“組織上決定讓你換一個地方療養。”對這一“通知”，樸方感到非常突然。從內心來講，他當然不願意離開三零一醫院。但來人說得清清楚楚，這是組織上的決定，而且根本沒有徵求意見的意思。還有什麼好說的呢，樸方面無表情地說：“同意。”接著簡單地問：“什麼時候走？”來人的回答則更簡單：“現在就走。”
現在就走！從人來到現在，也就不過幾分鐘，卻要“現在就走”！樸方不再言語，連到什麼地方去都不再問了。問有什麼用呢？到了這種地步，他的命運，只能任人擺佈。來三零一醫院時，他沒帶任何東西，離開三零一醫院，也沒有任何東西可收拾。沒東西可收拾，就馬上走。樸方任人抬出病房，任人抬上車子，沒有再說一句話。
車子從北京西郊的三零一醫院出來，走了很長的時間，拐進了一個大院子。車子停下後，北大的人把樸方抬下來，再七手八腳地抬進一間屋裡，了事之後一刻都不多留，趕緊走了。
這裡是北京市社會救濟院，坐落在京郊清河鎮。那時候的北京，城市老舊，交通也不方便。清河鎮，對於當時的城裡人來說，可真遠啊。
社會救濟院裡，收容的都是殘廢軍人、軍烈屬，還有無依無靠無人照顧的老年人、殘疾人和殘廢小孩。樸方住的，是一間很大的屋子。這個屋裡，一共住著十一名殘疾人。在寒冷的十冬臘月裡，屋裡生了兩個爐子，以供取暖。這個屋裡能走能行動的只有兩人，一個是一位七十九歲的老頭兒，他的耳朵半聾，主要幫助大家生火爐、打飯、送收尿布。另一個是一個弱智的“傻孩子”，也能夠幫助不能行動的人做些事情。屋裡其他不能動的病人，基本就靠這一老一少兩人照顧。
樸方來到這裡以後，孑然一身，什麼也沒有。救濟院給他發了一個被子、一床褥子，還發了一套黑布的棉衣棉褲。他沒有襯衣，也沒有襯褲，就空著心兒穿上了棉衣棉褲。同屋的人看見新來一個病友，都很熱情，幫著招呼，幫著介紹情況。
那是在“革”期間，什麼社會福利，什麼人道主義，統統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偽善”，統統受到批判。所以福利機構不能叫“福利院”，而要叫“救濟院”，或是美其名曰“榮譽軍人療養院”。名為救濟院，福利當然是很差的了。當時，整個社會生產低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都相當艱難，更不要說社會救濟院中受“救濟”的殘疾病人了。在救濟院裡，病人每人每月要付二十一元的生活費，其中八元是伙食費，其餘為醫療等費用。早、晚飯吃粗糧鹹菜，中午吃一頓細糧，過節才有肉吃。病人們交自己的糧食定量，也就是每月的糧票，但吃飯不限量。整個院內房屋陳舊，衛生條件就更差了。按樸方的情況，截癱部位這麼高，沒有地方借力，連自己翻身都不容易。在三零一醫院時，病**有一個吊環，可以拉著自己活動。可在這裡，根本不可能有這些條件，翻身、吃飯、大小便，都十分困難，一不小心，還把大腿給磨破了一塊。如果是個沒病的人，破一點皮算不了什麼，但一個截癱病人，胸部以下的肢體整個萎縮了，即便是破一塊皮，也很不容易長好。從三零一醫院被遣送至此，生活艱難如此，樸方的心，已不是淒涼二字可以形容的了。只有一點令他略感安慰，就是這裡的病友對他都很好。也難怪，“同是天涯淪落人”嘛。
27日，是中國人傳統的節日——春節。春節，過年，本該是團圓喜慶的日子。可對於不幸的人來說，別的人家人團聚、歡度佳節的日子，也正是他們最為傷懷、最為孤寂的時候。
我們的小姑姑鄧先群和姑父慄前明，從工作的天津回北京過年。初一，他們提著東西，去三零一醫院看望侄兒，到了那裡才被告知，樸方已被轉走了。姑姑、姑父一聽，心裡就著急了，趕緊趕到清河社會救濟院。在那裡，他們見到了樸方。看樸方穿著一身皺皺巴巴的黑棉襖，躺在這樣一個擁擠簡陋的地方，姑姑和姑父十分心痛。姑姑關切詳細地問清了樸方的情況，看著他連一件內衣都沒有，就說要給他做一套棉衣。樸方堅決不讓，多一件少一件衣服，對於他現在的處境，都是毫無意義的。
姑姑和姑父回家後，立即給在江西的大哥大嫂寫信，詳細地向他們通報了樸方的情況。姑姑不僅為樸方的處境擔心，也為大哥大嫂怎樣面對這個問題而擔心。她憂心忡忡地在信裡寫道：“究竟怎麼辦好呢？如果把他留在那裡，能保證有個人給他洗尿布，維持他基本的生活，但他仍很困難。如果跟你們在一起，有些好處，但問題更大了。你們都是上年紀的人了，他才二十幾歲，你們活著能照顧他，那以後怎麼辦呢？就是眼前，你們也沒有多大能力來照看他，你們的身體也不好，自己能料理自己的事就算好了。我看最好的辦法還是靠組織好。胖子（樸方的小名）的問題是比較難的。我特別希望能把他治療得能夠自己大小便了，然後到一個小工廠做些工作就更好些。”信的最後，姑姑怕哥嫂得知這些情況後著急，特別寫道：“希望你們不要憑一時的感情衝動，一定要慎重，仔細考慮出一個處理的辦法來。”
記得那時，正是剛剛過完春節。我們一家人忙碌著送走回來探親的鄧楠，父母親也開始像往常一樣地去工廠上工。正在一切恢復日常的時候，突然接到了姑姑的來信。讀此信後，看到災難從天而降，樸方處於如此悲慘的境地，原本沉浸在歡愉之中的一家人，頓時變得又悲又愁。媽媽怎麼忍心讓自己的兒子落到這樣悲慘的狀況？她不會讓兒子就這樣留在北京。她只有一個願望，要想盡辦法，讓兒子快快來到她的身邊。姑姑信中替他們三老所想的困難，她一點兒也不考慮。她要把兒子接回來，以她的多病之軀，親自照顧他。
在這種時候，還是父親做主。2月3日，也就是收到姑姑信的當天，父親就毫不猶豫，立即提筆，給汪東興寫信。
父親在信中寫道：“東興同志：又為我的大兒子鄧樸方的事麻煩你。鄧樸方現在的情形，我的妹妹鄧先群最近去看了他，把情形寫信告訴了我們。現將她的來信附上，不贅。我上次給你寫信，希望鄧樸方能夠繼續治療。現在既然無法繼續治療，清河療養院的條件又是如此，我們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丟去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慮，覺得還是把鄧樸方接到我們住地，同我們一塊生活較好。當然，把他接回來，我們三個老人在護理上是有困難的，因為他上下床都要人幫助搬動的。如果組織上能批准我們，有一個人幫助我們買買東西，做些什務，同時護理一下鄧樸方，那我們是非常感激的。如果組織上認為這個要求不合理，那我們夫婦也願意自己料理鄧樸方，因為這是我們不應迴避的事情。不管領導上是否批准有一人幫助我們，我們決心請求組織上照上次決定，派人把鄧樸方送來南昌，懇請領導批准。如果領導上批准，請早點告訴我們，好做準備，免得臨時倉猝。靜候你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