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回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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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回家啦！
在陝北的黃土高原上，山山相連。那峰頂連成一片的，就是塬。塬，是山頂上的平原。塬又大又平，大得走一兩天都走不到邊，平得一點起伏都不見。塬是純黃土的，塬是貧瘠的。塬上沒有石頭，沒有水。要造房，得用黃土夯。要喝水，得打二十多丈深的井。塬上不愛長樹不愛長草，只有在有人家有村落的地方才有樹，才有綠的顏色。我插隊的富縣，就在這黃土高原的黃土塬上。
那是1969年的10月，在一望無際的黃土塬上，天高高的，雲白白的。秋來了，天涼了，莊稼也收完了。村村落落打糧分糧，家家戶戶喜氣洋洋。村子裡，小毛驢拉著碾子在場上轉呀轉呀，軋著黃澄澄的糜子穀子。收了的蕎麥，用草繩紮起來，一點兒也不重，一個娃子一背就是大大的一捆。富縣不富，陝北窮呀。平常晚上“喝湯”（吃晚飯），只有不見米粒兒的小米湯，和帶糠渣子的又黑又硬的硬糜子饃。收了莊稼可就好了，可以吃到新鮮玉米饃，可以吃到那一點兒也不白的白麵饃，還可以用新鮮蕎麥麵和著榆皮面軋出餄餎，拌上油潑辣子，一盛一大碗，熱熱呼呼香噴噴。陝北老鄉心眼兒好，看著我這個北京女子娃一個人在村子裡，心裡覺著怪“悽惶”，家家戶戶的女子婆姨都會叫我去吃飯喝湯。她們架上柴，拉上風箱，把火燒得旺旺的，燒得火苗從灶眼兒裡躥出老高老高。黃米做糕甜甜的，雜麵麵條又辣又熱。女子婆姨們一邊給我盛給我拿，一邊連聲勸著：“多吃點兒，多吃點！”
看著拉著碾子打場的漢子，看著推著磨子轉的媳婦子，看著滿山滿坡跑的娃子，大家高興，我的心裡更高興。我高興，不僅僅是因為秋收的喜慶，更是因為我收到了媽媽從江西的來信。
是媽媽的來信呀！我把信揣在兜裡，攥在手裡，看了一遍又一遍。白天在陽光下看，晚上在小油燈下看，甚至走到戶外，走到曠野，在明亮皎潔的月光下看。最讓我高興的，是媽媽信裡說，允許他們和子女見面，也就是，允許子女去江西探親。我興奮極了，興奮得覺都睡不著。我想回家，想回家去看幾年未見的父母親，想回家去看帶我長大的奶奶。但是，在這裡，我是一個被“管制”的“可教子女”，是“第二號走資派”的女兒，沒有隊裡和公社的批准，我不能擅自離開隊裡。去五里路外的公社都要請假，更何況回家去看我的“走資派”父母。我把母親的來信拿出來，向大隊申請回家。大隊說不能決定，要請示公社。到了公社，又說要請示縣裡。到了縣裡，則說要請示延安地區。最後地區來了訊息，說要回江西，必須要有江西省革委會同意的證明。回家探親，還要證明！跑了半天，就是這麼個結果。我又氣又急，趕緊寫信給母親，讓他們儘快想辦法讓江西省革委會發來同意探親的證明。
母親接到我的信後，即請黃幹事報告江西省革委會，請他們出具證明。省革委會卻說他們決定不了，要向北京中辦報告請示。母親心急如焚地等待著，沒想到等到的結果，答覆竟然是子女可以來，但江西省革委會不出證明。聽此答覆，母親再也控制不住，頓時淚如雨下。為了見到孩子，為了讓孩子們回到身旁，父母親就再次申請，再進行聯絡。最後終於得到了結果，江西省革委會出具了相當於同意的證明。這就是說，孩子們可以回來探親啦。
在陝北，日日盼，夜夜盼，盼了一個多月，我得到了通知，可以回家了。我一聽就樂得合不上嘴，立即用最快的速度收拾好東西，背上揹包就要走。那些平日裡和我一起勞動、一起生活的老鄉，聽說我要回家看爹孃，也喜得什麼似的。他們才不管什麼“走資派”什麼“黑幫”呢，那些大嬸子大嫂子，連夜在大鍋下架上柴，生起火來，用新打下來的糧食磨成的雜麵，烙成一張張又薄又大的煎餅，疊成四四方方的一大摞子，再用自己織的粗布布包，包上一大包剛剛用黃米做的米糕，軟的硬的乾的鮮的，一古腦塞進我的揹包裡。走的那一天，生產隊裡平日常和我在一起的女子和婆姨們，一直把我送到村口。她們用頭巾捂著眼圈紅紅的臉，不住地叮嚀，要一路小心。
我揹著沉甸甸的揹包，在黃土高原的塬上溝裡，一口氣走了三十里路。到縣城後等了一夜，第二天搭上長途汽車，在土裡灰裡坐了九個小時到了銅川。從銅川坐小火車到西安，等了一夜，再坐火車到河南鄭州。從鄭州坐火車到湖南株洲，又等一夜，第二天搭上火車到江西向塘，再坐小火車兩小時，總算到達江西南昌。從插隊的村子裡出來到南昌，花了整整的七天七夜。要回家，心裡急，腳步急，七天七夜，過得是慢是快，也顧不得想了。
到了南昌，還沒到家呢。家在哪兒呢？好不容易找到江西省革委會，終於來了個人說要帶我去。我們先坐市內公共汽車，再換郊區長途汽車，過了八一大橋又走了半天，最後在望城崗車站下車。快到了，我用最快的腳步，走進步校，繞過原步校辦公大樓，走上沙石小丘，一棟灰色的小樓豁然在目。小灰木門一開，人還沒有邁進，我就大喊起來：“媽！媽媽！爸！爸！”我把背了一路背得灰塵撲撲的揹包扔在院子的地上，抬腳就跑，跑進樓門，跑上樓梯，跑進屋裡，一眼看見爸、媽。爸、媽兩人坐在椅子上，爸腿上蓋著一個毯子正在看書，媽正在縫著什麼。我撲上去，一手一個，摟住了他們。這時，他們才緩過勁兒來，也不管我的臉是髒還是淨，左邊一個右邊一個兩邊親了起來。淚水在我的臉上淌，也在媽媽的臉上淌。我們的臉頰緊緊地貼在一起，淚水也流在了一起。
媽媽看我胖了，黑了，長得不像原來了，長醜了。奶奶說我怎麼穿著這麼個到處露出棉花的破棉襖，趕快燒水讓我洗澡。爸爸身穿一件舊舊的灰藍色的中式棉襖，頭上戴著一頂一看就知道是奶奶做的藍布無簷小帽，看著媽媽和奶奶數落我，看著我又黑又髒又撒嬌又賴皮的樣子，一言不發，只是笑，笑得那麼的開心，那麼的舒暢。
這時是1969年的12月上旬。在北方，在陝北黃土高原，初冬已經來臨，雖然還未下雪，北風已開始凜冽。但是，在南國，在江西，在南昌，在步校，卻依然是陽光和暖，梧桐碧綠。這小樓，這小樓周圍的冬青，這小樓前的桂樹，這小樓後的柴房，無一不讓人感到可愛可親。
到家了。這裡就是我的家。爸爸媽媽在這兒，這兒就是家。媽媽和奶奶領著我，在房前屋後轉了一個夠。真是什麼都讓人感到新鮮，小柴房的木板牆縫中透過的亮光，剛剛劈好的木柴散發的清香，奶奶往灶中添柴時發出的嗶剝響聲，火苗在爐中耀眼閃爍的跳動，啊，還有幾隻養得肥肥的母雞，咕咕叫著在廚房後的沙土地上叼啄石子兒。
爸爸使勁往小鍋爐中加煤，好讓洗澡水快點燒好。奶奶往鍋裡倒了好多的油喲，鐵鍋碰著鐵勺噹噹作響，也不知道要做多少菜。媽媽把我帶回的所有衣物統統都給洗了，再放到開水中又燙又煮，說是怕我帶回蝨子。唉，大姐剛剛給我織好、千里迢迢用郵包寄來的一件漂漂亮亮的藍綠色的毛衣，經開水這麼一煮，可就全完了，不但顏色淡得發白，而且縮得又緊又短，真讓人心痛。
洗過澡，換上媽媽的衣服，我可真正是煥然一新。又吃到奶奶做的飯啦，真香真香。爸爸、媽媽、奶奶和我，一人一方，圍坐在小方桌邊，他們連筷子都沒怎麼動，光看著我一個人吃啦。
我一回家，鬧得雞犬不寧的這點亂哄哄的氣氛，到了晚飯後，總算消停了下來。我們一家人回到起居室，我緊緊地挨著媽媽坐著，他們問我答，我問他們答。幾年沒見的話，真想一下子全都說完；幾年沒見的問題，也想一下子全都問完。他們問我離開北京後在陝北插隊的生活，知道老鄉對我很好而由衷地高興。聽說我自學鍼灸，半夜還去給人扎針，媽媽急得不得了，不斷地警告我要注意安全。奶奶聽著我吹噓學會了擀麵條而且技術高超，搖著頭一點兒也不相信。我告訴他們，我們隊裡只有我一個北京插隊學生，我們那個隊在陝北算是富的，年成好的話，一個工（一個壯勞力勞動一天）可以掙一毛二三。爸爸邊聽邊皺著眉頭。媽媽告訴我，鄧林和鄧楠沒請准假，現在回不來。飛飛應該能夠回來，已請江西省革委會幫助和山西方面聯絡了，但他也不寫封信來，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到家。樸方還在北京三零一醫院，不知病情能不能好轉。至於他們自己，來江西后一切都好，只是擔心孩子們。奶奶則向我投訴，說你爸爸媽媽太節省了，不讓買肉也不吃肉，就是要留著給你們防個萬一。還好，養了幾隻下蛋的母雞，每天能吃個雞蛋，不然每天要去工廠勞動，家裡的活兒也不輕，身體壞了怎麼行？爸爸笑著說，怎麼不行？來江西以後我比在北京的時候還胖了呢！
我們在明亮柔和的燈下，聊呀聊呀聊個不停。夜越深，聲越低，但話卻說也說不完。我坐在媽媽身旁，摸著她身上穿的奶奶來江西后新做的厚棉襖，軟軟的，暖暖的。聽著她們說話，好像是音樂，好像是夢境，乍來時的亢奮轉換成了一種綿綿的適意。陝北的黃土高原，七天七夜的火車汽車，都似已變成了遙遠的記憶，飛向了天邊。
晚上，和奶奶擠著躺在一個**，蓋著剛剛晒過的聞起來還有太陽光味道的被子，窗外無風無雨無聲無息，一會兒不到，我就夢裡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