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孤獨的南行座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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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孤獨的南行座機1
1969年10月22日清晨，父母親早早起來，與奶奶和鄧林一起，上了一輛來接他們的吉普車，行李由另外的車拉。那一天，是一個陰天，天雖亮了，但仍感昏暗。陰霾之中的北京，天低低的，雲厚厚的，空氣中充滿了深秋的寒意。
那輛載著父母親、奶奶和鄧林的簡陋的吉普車，車窗緊緊地關著，厚厚的窗簾也嚴嚴實實地拉著。車子駛出中南海後，顛顛簸簸地在北京轉呀轉的。在車內，他們什麼也看不見，只是憑感覺知道車子有意轉來轉去地繞了很多的彎。一路上大家無語。走了很長時間，車子終於停了下來。下車一看，是一個不大的軍用機場。
到了機場，趕緊忙著往飛機上搬行李。飛機機組只讓上了一部分行李，說是因為載重的問題。剩下的行李，主要是那幾個大書箱子，不讓上飛機，只好留下以後再說。
看著身邊忙碌著的人們，鄧林不禁悵然。樸方癱瘓在三零一醫院，鄧楠被學校疏散到北京郊區，毛毛和飛飛分別在陝北和山西插隊，來送父母奶奶遠行的，只有她一個人。到了分別的時候，鄧林望著父親、母親和奶奶三人從一個臨時架上的簡陋的舷梯上了飛機。奶奶是小腳，年紀又大，上起來特別費力。到了飛機艙口，父親回首望了一下，似乎是想再看一眼北京。自從1966年被批判起至今三年，他寸步沒有離開過中南海，這次赴機場的路上，又被拉得嚴嚴的窗簾擋住視線，什麼也看不見。此時，他想看一看北京，看一看這個住了近二十年的古城。但在視線之內，除了一個空曠的機場，什麼也看不見，他回頭即進了艙門。
上午九時零三分，在引擎發出的越來越大的轟鳴聲中，飛機開始滑行，加速，並晃動著翅膀飛向天空，飛向那低垂而厚重的雲層，漸遠漸小，漸小漸遠，終為雲層所淹沒。
這是一架老式的伊爾－14型軍用飛機，機號為3287，機長李駿。起飛地點是北京沙河機場，飛行目的地是江西南昌。飛機上的乘客共有五人，除父母親和奶奶三人外，還有負責押送的“鄧小平專案組”組長和一個工作人員。飛機前部靠艙門的地方放了一張鋪著褥子的摺疊鋼絲床，這是怕年邁的奶奶不慣乘機臨時放的。媽媽與奶奶就坐在上面。床邊臨窗處放了一個摺疊桌，父親就坐在桌旁。“鄧專案組”兩人坐在機艙後部。
在沒有隔音裝置的機艙中，只有引擎的轟響，始終沒有人說話。機組人員拎著暖水瓶，也只是用手拍拍鐵皮，用動作問大家是否喝水。回答也只是搖頭或擺手而已。
沉默，無語。不沉默又能說什麼呢？這次離開北京，究竟是禍多還是福多？雖然是戰備轉移安置，但是否帶有結論性處理的性質？此一南去，什麼時候能夠再回北京、還能不能夠再回北京？在江西的生活，與中南海的囚禁生活不會一樣，但又會是什麼樣子？兩年多的囚禁，連中南海外的北京都不知道是什麼樣子了，千里之外的江西又會是怎樣的景象？可以和孩子們往來了，但是天各一方，他們生活得怎麼樣，能來江西嗎？
在飛往江西南昌的飛機上，即使腦海中想到這些問題，也不可能得到答案。“革”的前景，國家的前途，政局的發展，都沒法預料，更不要說個人的命運了。在“革”運動的政治風雲中，決定政治前景的，決定個人命運的，往往是許許多多出人預料的變數。而這些突發的、有時甚至帶有鬧劇色彩的變數，給個人，給社會，給國家所帶來的，是意外，是損失，是政治的大悲劇。
飛機飛行了幾個小時之後，緩緩降落在江西南昌向塘機場。
一群接機的人早已在機場等候。父親下機後，前面所提到的江西省革委會辦公室主任程惠遠上前與他握手，自我介紹並微笑著說：“鄧小平同志，**叫你來江西，我們非常歡迎。”
一聲久違了的“同志”，一個久違了的微笑，開始了在江西的歲月。
一個三輛車的小車隊——是小轎車，不是吉普車——行駛在江西的紅土地上。父親一行三人坐在中間的車上。車窗的窗簾沒拉上，坐在車裡可以往外看，可以看見外面的世界。這又是一個久違了的感受。
一眼望去，江西那綿延不絕的紅色的土地，是那樣地熟悉和令人感到親切。三十多年前，就是在這片土地上，父親經歷了蘇維埃的戰鬥生活，經歷了他政治上的第一次坎坷與沉浮，並踏著這片紅色的土地，邁向了長征的道路。一晃三十年過去了，真可謂風物依舊“人非昨”。
不久，車到南昌，到了省委第一招待所（當時又被稱為濱江招待所）。江西省革委會副主任、江西省軍區司令員楊棟樑來見剛剛抵達的鄧小平，談話無非是讓他們在江西好好勞動接受改造等等，算是“歡迎”，也算是例行公事。
當鄧小平一家三人在招待所安頓之時，隨同來贛的“鄧專案組”兩人，便忙了起來。
根據臨行前中辦副主任王良恩的交待，“專案組”人員急於為鄧一家找一個符合要求的住處和勞動的地方，片刻不敢耽擱。到南昌的當日，他們便和江西的人一起看了幾處地方，但均不滿意。第二天，他們接連再看，還是沒有滿意的。第三天，省裡的人帶他們來到原福州軍區南昌陸軍步兵學校，看了原步校校長住的小樓，還有一個離步校二三華里的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專案組”人員認為此處甚好。當晚，他們電話報告北京“二辦”。“二辦”表示同意並報中辦。最後，獲得中辦認可。
也算是經過一番努力，完成任務後，“專案組”人員來到招待所，與鄧小平進行了十多分鐘的談話。他們向鄧通告了關於住處和勞動地點的安排情況，並問鄧有什麼要求，以便回京向中央反映。鄧說：“我同意中央對我的安排。我到江西來了，但我還會出來工作的，我還能為黨工作十年。”這樣一個回答，令“專案組”人員十分意外。這樣明確的表態，實在不像一個“犯了錯誤”的被審查物件應作的答問。鄧隨即又對“專案組”人員說：“有一件事，就是我大女兒今年二十八了，為她個人的事我有點擔心。”聽了鄧的回答，“鄧專案組”組長說：“關於前一個問題，要看你自己了。會不會出來工作，那將由中央作出決定。至於後一個問題嘛，孩子是國家的，你要相信她自己會處理好自己的事，國家也會關心她的。”
這次談話，是“鄧小平專案組”與他們審查的物件第一次面對面的“正式”談話。“專案組”設立一年多了，他們連與鄧小平見面的機會都沒有，更別提當面提審取證了。直到這次送鄧小平來江西，他們才第一次見到了這個被“審查”的物件，而在完成任務臨走之時，才得以與鄧進行了“談話”。這十分鐘的談話，是“鄧專案組”與鄧的第一次談話，也是最後一次談話。這真是一個只有在“革”這樣一個不可以常理論之的時期才會產生的奇談怪事。
其實，說怪也怪，說不怪也不怪。鄧小平的情形，在“革”中，是絕無僅有的。一方面，**要批判鄧小平，在**、**等人的鼓譟下打倒了鄧小平；另一方面，**又保留了鄧小平的黨籍，而且自始至終讓中辦，也就是讓汪東興直接管鄧小平的事情，從未讓**、**等人插手。可以說，在批判打倒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鄧小平，包括他的人身安全。現在想起來，如若**不想保鄧小平，如若讓**、**等人得到處置鄧小平的權力，那鄧小平的命運，將會截然不同。
在“革”中，**保護，或者說保留了的，不僅僅是鄧小平一個人，而是一批老幹部，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要從**選擇接班人說起。**選定**為接班人，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戰爭年代，從井岡山起，**就是**的得意部將。**能打仗，有戰功，特別是在許多次黨內或軍內出現矛盾時，能夠站在**的一邊，甚至不惜以其少年好勝之勢與人爭執。解放後，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極力附和批判彭德懷；60年代，**大力號召學習**思想；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在中央一線工作的**、周恩來、鄧小平與廣大幹部致力糾“左”，**卻與眾不同地對**吹捧阿諛。**是一個偉人，但同時又是一個性情中人，他記怨又記恩，看人和處理問題不免帶有感**彩。**認為，歷史上，**是他的人；現實中，**不像劉、鄧思想那樣右，並會高舉他的思想旗幟和忠於他的革命路線。在**覺得“大權旁落”和把階級鬥爭擴大到黨內之後，毅然決定選擇**為新的接班人，並藉助**所控制的軍隊勢力發動了“化大革命”。不過，在**選擇**為接班人的同時，他對於**也並不是百分之百的滿意和放心。特別是在**的野心不斷膨脹而又有所顯露之時，**更是多了一份警惕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