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多事的1966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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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多事的1966年1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透過《中國**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以此為標誌，爆發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化大革命”。
“革”的爆發，並不偶然，它是黨內“左”傾錯誤發展到極端的一個必然的產物。
建國以後，經過七年多成功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實踐，在國際國內諸多因素影響下，我們黨內開始滋長一種集勝利、自信與頭腦發熱並存的喜悅與驕傲。對現實和成就的過高估計，對及早進入**的急切，使得不切實際的想法滋生膨脹，違反經濟規律的冒進措施大行其道。經過幾次反覆，“左”的理論逐步升級，最後終於在黨內佔了上風。
與此同時，在黨內民主日益削弱的基礎上，個人崇拜和專斷髮展，黨內生活已不正常。對國際國內形勢，特別是對階級鬥爭形勢的錯誤估計，使此時已樹立絕對權威的**，對不同意見日漸不滿和不容，開始在政策上和組織上，並最終下決心在人事上，採取非常舉措，排除一切阻力和障礙，以確保他認定正確的革命路線暢通無阻，順利進行。
1966年的開年，似乎與往年沒有什麼不同。一樣的三九嚴寒，一樣的北風凜冽。冬日的陽光照耀大地，給萬物帶來生機和活力。
在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後，由於從中央到地方的多方努力，經濟形勢大大好轉，自然災害及其他原因帶來的巨大困難得到克服。人們心中那沉重的負擔已經減輕，緊鎖的眉頭也開始舒解。黨中央正在放眼未來，開會討論第三個五年計劃。雖然還是食有定量，物資不足，畢竟人們已可以基本吃飽肚子，可以以較為輕鬆的心情生活和工作。人們以善良的心，期盼著在新的一年裡，日子過得更平靜，生活過得更有意義，社會主義祖國建設得更好。
但是，事物的發展，常常超出人們的預料，更常常有悖於人們善良和單純的願望。
人們沒有注意到，在上一年——也就是1965年年末，發生了幾件意想不到的事件。
11月10日，上海《彙報》發表了一篇姚元的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章批判了撰寫戲劇《海瑞罷官》的歷史學家吳晗，並藉此批判所謂彭德懷的“翻案風”。這篇章是由**和張春橋祕密策劃，姚元執筆寫成的。
1965年2月，**到上海，在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支援下，與張春橋共同策劃，由姚元捉刀寫成上述批判章。章報經**前後三遍審閱，而後批准發表。這篇章具有極強的政治批判目的，對未來“革”運動的爆發產生了重大影響。該章的策劃出籠，經過了一個長期而又縝密的過程，並且是在對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嚴格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
這篇批判章於上海發表後，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中央領導因不明就裡，並未引起太大注意。對於該，中央書記處採取了慎重和保留的態度。父親作為總書記，對批判吳晗很不贊同，當彭真對他說吳晗心理有負擔時，他說：“馬連良演的那個海瑞的戲我看過，沒什麼錯誤嘛。有些人總想踩著別人的肩膀往上爬，對別人一知半解，抓著一點辮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我最看不起這種人。你告訴教授，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照樣打牌嘛。政治和學術一定要分開，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險的，會堵塞言路。”父親照常和吳晗打橋牌，並對吳晗說：“教授，別這麼長吁短嘆，凡事都要樂觀。怕什麼，天還能掉下來嗎？我今年六十一歲了，從我參加革命到現在，經歷了那麼多的風浪都熬過來了。我的經驗無非兩條，第一不怕，第二樂觀，向遠看，向前看，一切都好辦了。有我們給你往前頂，你可以放心了吧！”父親不贊成這種批判，他勸慰吳晗，想保吳晗，卻沒料到，事態的發展很快脫離了正常軌道。中央書記處在瞭解到姚元章發表的背景後，不得已讓北京各報進行了轉載。表面上看來，這只是一件不經意的事情，但是，卻正是這件事情，引起了**的不滿，並進而演變成為掀起一場政治大風暴的導火線。
也是在這一年的11月，**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被免職，“罪名”是“揹著中央私設竊聽器”。楊家與我們家一向交往甚密，當**作出處理楊尚昆的決定時，父親卻認為楊尚昆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問題。後來在被迫“檢討”時，父親曾說過，他曾長期不認識這是一種“特務”行為，作為總書記，他對此事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這個“檢討”，說明了他對批判楊尚昆的不贊成和不以為然。楊尚昆從中央降調廣東工作，父母親還專門安排他在北京上學的女兒妞妞在我們家住了一段時間。
如果說，批判楊尚昆還可以算作一個相對獨立的事件的話，那麼，在此以後發生的事情，意義就不同尋常了。
是年12月，**中央副主席、主持軍隊工作的中央軍委副主席**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誣告**中央書記處書記、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有篡軍企圖。**聽信了**的誣告，在上海親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羅瑞卿進行背對背的揭發和批判。
據我的母親回憶，那次在上海，會議的氣氛非常而又緊張，所有與會者均沒有了往日的和諧與談笑，會議件連祕書都不能看。母親覺得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但不敢問。父親也是什麼都不說，整日沉著臉，少有的嚴肅。12月10日，中央用專機把羅瑞卿夫婦接到上海後，**派周恩來和鄧小平找羅瑞卿談話。那天，父親叫母親，說：“今天我們去看羅瑞卿。你也去，看看郝治平，勸勸她。”在汽車上，母親看見父親和周恩來都沉著臉不說話，她雖不明就裡，但心中甚感緊張。到了羅瑞卿被隔離的地方，周恩來、鄧小平與羅瑞卿在樓下談話，母親與郝治平上樓。母親對郝治平只說了一句：“你放寬心些。”便控制不住地哽咽起來。後來批鄧時，造反派曾抓住此事，說鄧小平包庇羅瑞卿，說卓琳與郝治平抱頭痛哭。
父親說過，他對**向無好感，因此，對**的惡意誣陷根本就不相信。對於批判羅瑞卿，父親是消極和牴觸的。後來在“革”中“檢討”此事時，他說：“對於這個鬥爭的嚴重性質一直沒有理解”，坦言“實際上是在開脫羅瑞卿”。此後軍隊在北京開會批判羅瑞卿時，**指定鄧小平等主持會議。父親的態度仍然消極。他後來說：“我是被指定為主持者之一，但我在開始後即到西北三線去考察了，而交由彭真一人去主持，這也表明我對這個鬥爭是不積極、不熱情的。”批判羅瑞卿，是**一手製造的。父親對**的這一惡行，反感而厭惡。他同情羅瑞卿，卻又無回天之力，到外地視察工作，是他當時唯一能夠採取的迴避方式。
批楊批羅，已使黨內相當多的高階幹部感到震驚和不解。但此時，他們還不知道，一場更大的更具災難性的批判，已在醞釀和準備了，而且事發之緊之急，讓人不容思索也不容迴避。
1966年一開年，一系列事情、事件，目不暇接地連續發生了。
1月，**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大講“突出政治”，為覬覦權力做理論準備。
2月，**在**支援下，於上海召開“部隊藝工作座談會”。3月，該座談會《紀要》經**親自修改並批發全國，為借用軍隊力量進行“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礎。
3月，羅瑞卿被撤銷職務，後被投入監獄。
同月，河北省邢臺地區發生強烈地震，三十餘萬人受災。
同月，**多次同康生、**等人談話，說如果中央機關做壞事，就要號召地方造反。並說，要支援左派，建立隊伍，進行“化大革命”。
從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回看，恐怕任何一個人，僅從以上這一簡單的時間表，就可以充分地感覺到那已經十分濃烈的火藥味道。可是，在當時，絕大多數黨內領導幹部，卻都還沒有從中品味出暴雨欲來前那滿天狂風的氣息。就是對一些事情不甚贊同或心存疑慮，也絕對想象不出今後事態的發展，竟然會演進到那樣一種瘋狂、混亂而最終無法控制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