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鎮壓革命，巴結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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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鎮壓革命，巴結日本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辛亥革命的浪潮迅速席捲全國，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全國24個省區中先後有14個省宣佈脫離清廷獨立。清廷反動統治陷於土崩瓦解的局面。
武昌起義的訊息很快傳到東北，東北的革命志士也異常振奮，開始頻繁活動，準備響應關內各省的行動。奉天革命黨人張榕同新軍第二混成協(相當於旅)統領藍天蔚共同醞釀起義。
武昌起義爆發後，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正遠在哈爾濱視察。趙爾巽，號次珊，山東省蓬萊人。先世隸漢軍正藍旗，清朝進士，其兄趙爾震和其弟趙爾豐均為清末封疆大吏。趙爾巽聽到武昌起義訊息，嚇得魂不附體，連夜返回奉天省城瀋陽。他一面派出坐探，密赴上海、南京、北京探聽訊息；一面召集諮議局副議長袁金鎧等紳商親信商討對策。袁金鎧建議調張作霖所部進奉天，以便加強軍事力量，提高與革命黨人及新軍的對抗能力，達到鎮壓革命的目的。
趙爾巽沒有完全採納袁金鎧的建議，而是決定密調駐防通遼的後路巡防營統領吳俊升。這訊息很快被張作霖得知，他火速返回奉天，堅定地站在反對革命的陣營一邊。辛亥革命為張作霖登上政治舞臺提供了絕好的機遇。
(一)
張作霖駐防洮南，可在武昌起義後卻突然調防瀋陽。人們當時不知道，其調防命令是後來補發的。這是為什麼呢?
原來，張作霖早就打報告要求調防遼南，被趙爾巽婉言拒絕了。張作霖很會見風使舵，懂得急躁往往誤事的道理，所以耐心地等待時機的到來。恰在這時，張作霖的部將張景惠、張作相、湯玉麟、孫烈臣等人奉命去省城講武堂集訓。張作霖要他們在省城密切注視形勢的變化，隨時報告訊息，以便採取恰當的行動。
奉天省講武堂創辦於1906年，是為培養陸軍初級軍官而設。趙爾巽任盛京將軍時，稱為“東三省講武堂普通科”，學習年限為一年，地點在老將軍府，附於陸軍小學院內。1908年，徐世昌任東三省總督時，改稱“陸軍講武堂”，作為培養陸軍和巡防營軍官的學校，地點移至小東邊門外。辛亥革命後，該堂停辦。
辛亥革命前，駐紮奉省的有舊軍，也有新軍。舊軍屬地方警備部隊，也叫巡防營。新軍叫新編陸軍，屬於國家正規部隊，地方無權調動。當時新軍的第一混成協駐新民；第二混成協駐奉天省城北大營，其協統(旅長)藍天蔚是革命黨人。他與張榕等人密謀舉事，決定採取不流血的辦法，公推藍天蔚為革命軍關外大討虜都督，使東北脫離清政府而宣佈獨立。藍天蔚便在北大營召開中下級軍官會議，要求做好兵變準備，用武力脅迫趙爾巽放棄東三省總督的位置。藍天蔚還對各營的行動進行了安排。
但是，新軍中的軍官不都真心擁護革命，藍天蔚部下李際春(字鶴祥)因屢次得不到提升而懷恨在心，他當夜把第二混成協的行動密報給趙爾巽。
李際春的密告對趙爾巽是當頭一棒，嚇得魂不附體，他便連夜召集心腹袁金鎧研究對策。袁金鎧，字潔珊，遼陽縣山嶽鋪人，秀才出身，曾任遼陽警務提督。後結交趙爾巽，受趙關愛，認為門生。趙爾巽任東三省總督時，袁金鎧入督幕，參與政事。在趙爾巽支援下，袁金鎧任奉天諮議局副議長。趙爾巽心事重重地說：“眼下，革命黨到處煽動蠱惑，奉省岌岌可危，莫如離奉歸京為上策。”
袁金鎧跪倒在面前，聲淚俱下地說：“次帥!”因趙爾巽字次珊，所以這樣稱呼，“在此大清存亡之秋，請鎮靜處之，為全省民命計，切莫入關。依愚見，藍天蔚乃優柔寡斷、無勇無謀之輩，張榕更是見識短淺、浮躁不羈的青年，均不足懼。”
趙爾巽六神無主，攙起袁金鎧，嘆口氣說：“可是目前省城空虛，軍隊操在革命派之手，無兵怎能應對?”
袁金鎧說：“應速調巡防營入省城，以平亂黨。”
“你看調誰合適?”趙爾巽問。
袁金鎧胸有成竹地說：“張統領作霖，久有報效次帥之志，又有膽識魄力。不妨傳令回奉，安定大局。”
趙爾巽沉思一會兒，說：“作霖乃綠林降官，動盪之時，恐生二意，還是調吳俊升來省城較為穩妥。”
不料調兵一事，被前路巡防營駐奉天省城人員張惠臨偵知，他立即會同在奉天講武堂受訓的張作相、孫烈臣等人，電告駐洮南的張作霖：“省城臨危，火急入沈，莫失良機，萬萬速達。”張作霖認為，混亂的時局正是武人升官發展的大好時機，接電後，他當即點兵集合，以領餉名義去奉天。他親率一哨馬隊先行，快馬加鞭晝夜兼程，其餘各營在後跟進。張作霖途經鄭家屯時，吳俊升特率萬福麟等眾官佐出郊相迎，百般留張小憩，說給準備了早餐。張作霖以軍務緊急為由加以謝絕，沒有向他透露半點兒訊息。此刻吳俊升尚矇在鼓裡，全然不知張作霖的用心。當張作霖全軍開進瀋陽後，吳俊升才接到趙爾巽的調令，但為時已晚，只好作罷。
張作霖此次用兵，明知違反軍令，但他認為，此時的趙爾巽處於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境地，自己手握重兵，又打著“率兵勤王”的旗號，估計總督大人不會懲處自己。張作霖率一哨人馬到瀋陽後，住在南門外的萬福客棧，並馬上把城內各大旅館、客棧全部佔下，還貼上標語“前路巡防營佔用”，以張聲勢。然後，他把張景惠等人叫來，說：“我看奉天城也沒什麼亂子呀。”張景惠向他報告說：“咱奉天要革命了。”張作霖一愣，問：“革命?什麼叫革命?”張景惠就胡亂解釋一通：“就是革咱們地盤，革咱們餉銀。”張作霖把眼一瞪，說：“這還了得，革命就是跟我過不去。”說完，就去總督府晉謁趙爾巽說：“省城形勢危迫，作霖聞訊趕來，願聽大帥吩咐。請大帥放心，作霖雖粗魯無才，但願以生命相許，報效大帥!如若大帥認為作霖未奉命令，擅自行動，甘願接受懲處。”
趙爾巽正苦於身邊無兵，惶惶不可終日，見張作霖率軍趕到，自然非常高興。他說：“你來得正好，我明天就準備去死。”張作霖問：“為什麼要去死呢?要死，大家一起去死!”趙爾巽說：“明天，奉天的武官員們要獨立，但我絕對不幹。如果他們得逞，那我就去死。”
張作霖趕緊對趙爾巽說：“你老給我下命令吧，把我的軍隊全部調來。你老趕快把城門關上，再把我那30多學員召來，給他們發些槍，我來保衛這奉天城。”
趙爾巽說：“很好，不但這樣，我還要把我的衛隊和警察也都交給你，統統歸你指揮。你把他們放在城門那兒，叛軍來了，打就是了!”於是，當即給張作霖補發一張調防命令，將無令來奉之事合法化。不僅如此，又把原中路巡防營統領金道堅撤職，改由張作霖兼任中路巡防營統領。這樣一來，張作霖所部達14營，兵力約5000人，相當於一個旅，勢力足以和新軍抗衡了。張作霖成了奉省舉足輕重的實力派人物。
有了張作霖的效忠，趙爾巽的底氣足了一些，打算用舊軍壓一壓新軍的氣勢。於是，在1911年11月12日上午，趙爾巽在奉天省城召開了新舊軍將領會議。張作霖作為前中路巡防營統領，也出席了會議。會議主要討論應付局勢的方針和東三省應持的態度。張作霖在步入會場時，兩手託著一個羊肚毛巾包，裡面包著兩隻三炮臺的香菸筒子，走進屋裡，把毛巾包往會議桌正中一放。誰也不知裡面包著什麼東西。
會上，趙爾巽首先發言：“最近，武昌發生叛亂，朝廷正派大軍剿辦，不需多日即可勘定。東三省是皇上的老家，祖宗陵寢所在，是龍興聖地。因此我們必須為朝廷牢牢守住，以固根本，不可受匪亂影響……”
趙爾巽左一個叛匪，右一個叛黨，會場上出現了竊竊私語。趙爾巽發現新軍將領個個橫眉怒目，神色不對，就馬上改變口氣，把話往回拉：“東三省處於日、俄兩強之間，稍有異動，深恐前途不堪設想。值此關內風雲變化之時，”他不敢再說“叛亂”，“我們東三省最好不動聲色，靜觀時局演變，什麼態也不表。咱們的要務是‘保境安民’。抱定這個宗旨，將來不管誰勝誰負，我們都可以堂堂正正拿得出來。只要百姓得以安居樂業，我們為官的就是一大功勞。千萬不要受關內……影響。”他硬是把“關內”後面的“叛亂”二字嚥了回去。
趙爾巽最後說：“我們今天應當鄭重表決一下，誰贊成‘保境安民’，就請舉手。”
趙爾巽的話一落，張作霖就率先舉起手來，其他舊軍將領也舉手表示贊成。新軍將領面面相覷，沒有一人舉手。趙爾巽也覺得尷尬，就一再動員大家說：“諸位不要多心，是贊成是反對，直述其見嘛!”他連說了數遍，仍沒有表態的，會場上的空氣顯得很緊張。
張作霖見新軍將領不表態，霍地站立起來，抓起桌上的毛巾包，大聲吼叫著：“總督大人的勸告，可謂仁至義盡，苦口婆心，怎麼能像醬缸裡面的石頭不進鹽醬呢!”他把毛巾包往上一舉，“大家今天如果不接受總督的好意，不舉手贊成的話，我們今天在這屋子裡的人，只有同歸於盡，誰也別想逃出去!”張作霖的這一舉動，驚得會場鴉雀無聲，大家知道土匪出身的張作霖天不怕、地不怕，什麼事都能幹得出來。
趙爾巽也不知毛巾包裡包的是什麼，萬一是炸藥他也怕死，就打圓場說：“雨亭，不要衝動。”然後轉向新軍將領，“各位聽我的，準保沒有錯。也許我上了年紀，話沒說清楚，大家沒聽明白。現在我再說一遍。”於是，他又把剛才的話重說了一遍，然後再次表決。
這次新軍第三鎮協統盧永祥首先舉手，只不過舉到耳根，其他新軍將領也慢慢舉起了手。就這樣，趙爾巽的‘保境安民’方針被強行通過了。而新軍將領們預先擬訂的東三省獨立的約定，在張作霖的恫嚇下，中途流產了。
會後，張作霖等舊軍將領洋洋得意地走出了會場。其後，新軍將領也陸續慢吞吞地走出來。他們見張作霖已走遠，就互相埋怨著說：“事前研究好不贊成趙爾巽，是誰先把手舉起來的?這不是違反事先的約定嗎!”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一把抓住盧永祥的袖口，質問道：“你這老兄，咱們不是事先在外邊已經說好了嗎!為什麼在裡邊你先舉手？”盧永祥紅著臉辯解說：“老兄，有命才能革命。張作霖那小子是不要命的主兒，你沒看見他手裡的炸藥嗎?那玩意兒要是弄響了，咱們就全完蛋了，還談什麼革命?”停一停又說：“再說，我是把手舉到耳根就沒再往上抬。這是表示我一半贊成，一半反對。你們也不看清楚，就盲目地全都舉起手來，這能怪我嗎?”
盧永祥這麼一說，大家也覺得事已至此，後悔也沒有用，就不再言語，一個個無精打采地返回營房。
自從張作霖進入奉天省城以後，趙爾巽在幕後大肆活動，力圖控制局面。然而，藍天蔚、張榕和吳景濂等人對此卻一無所知，對反動勢力估計不足，仍然幻想以和平方式爭取東三省獨立。他們商議決定，以奉天諮議局議長吳景濂的名義成立一個“奉天國民保安會”，表面上推舉趙爾巽為會長，進而達到逼迫其宣佈獨立的目的。吳景濂，奉天興城人，京師大學堂畢業，原為立憲派。他看到清廷大勢已去，就與奉省革命派一致主張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建立共和政府。吳景濂面見趙爾巽，請他參加省諮議局會議。趙爾巽沉思良久，才應允下來，同意出席會議。
吳景濂走後，趙爾巽將袁金鎧、張作霖召來，共同商量對策，很快制訂了一個周密的奪權計劃。
1911年11月12日下午，省諮議局大會如期召開，來自軍、政、農、工、商、學各界自治團體代表到會。張作霖的大隊人馬尚未進城，只攜帶自己的親信張作相、湯玉麟、張景惠等18人進入會場，佈置在場內的四個角落和出入口，會場內外戒備森嚴。
藍天蔚下令調他的部隊從北大營入城，但是，隊伍好久沒有到。藍天蔚覺得情況不對，就和少數軍官跑到某東洋旅館，等候保安會的訊息。不久，第二混成協的炮兵在標統聶汝清的率領下開進省城，把炮口對準諮議局，而不是對準總督府。這是為什麼?原來北京已經電令聶汝清署理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雖然沒有接到命令，但是感覺到部隊已經不聽他的調動了。
在諮議局內，議長吳景濂主持會議，說明此次會議是要討論決定奉天以後的政治命運，同時指出革命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言“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目前的要務是成立“國民保安會”，懇請趙次帥出任會長，然後順從民意響應武昌起義，宣佈東三省獨立。他的講話贏得了臺下的陣陣掌聲和不斷的喝彩。吳景濂講完後請趙爾巽談談看法。
趙爾巽在臺上如坐鍼氈，不知從何談起。他首先說：“鄙人兩次到東三省，所作所為問心無愧。”他掏出手帕擦擦額頭上的汗，又起來：“東三省地處日俄兩強之間，稍有變動，深恐前途不堪設想……深望全省父老各安生業，靜觀時局演變……”
趙爾巽沒說上幾句，就有革命黨人站起，打斷他的講話，要他講真話，不要淨講些官場上的廢話。還有的說：“乾脆痛快點，宣佈奉省獨立，響應武昌起義!”
正當激烈爭辯的時刻，張作霖突然登上講臺，拔出腰間的手槍“叭”地摔到桌上，大喊道：“我張作霖身為軍人，只知道保護大帥和地方百姓。如有膽敢破壞省城秩序者，可別怪我不客氣。我張某雖好交朋友，但我這支手槍是不交朋友的!”這時，張作霖早在會場四周佈滿荷槍實彈的18個官兵，個個抽槍在手，大有火併之勢。傾向革命的人，見此情景，有的害怕，有的氣憤，紛紛離席退場。議長吳景濂等人發現大門口準出不準入，完全被張作霖的部下控制了，也相繼跑出了諮議局。謀取奉天省和平獨立的計劃破產了。張作霖一看場面被鎮住了，就繼續說：“我張作霖有槍有人，只要是對地方有利的事，我張某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今天我們一定得尊重總督的意見。”
在副議長袁金鎧的主持下，會議繼續進行，但形勢已完全逆轉。會議決定，不發表獨立宣言，僅把黃龍旗降下，改升黃色旗；去掉預定在旗上寫的“光復”二字，僅留“奉天國民保安會”字樣，並通電吉、黑兩省如法炮製。會上“公舉”趙爾巽為國民保安會會長，袁金鎧任參政總長，聶汝清為軍政部長，張作霖為軍政部副部長，由張全權負責鎮壓省城革命。革命黨人只有張榕做了參謀部的副部長。保安會的宗旨是：“保衛地方公安”“有輔助行政之權”，保安會“所舉部長皆以行政官兼充”，“一如其舊，與另設臨時政府，迥不相同”。
奉天“保安會”成立後，吉林、黑龍江兩省的也相繼成立。趙爾巽還通知各府、廳、州、縣，如遼陽、鐵嶺、安東、海城、新民等地，都相繼成立分會。保安會，是在奉天辛亥革命運動興起的情況下，反動的官僚、地主、保皇派士紳與封建軍閥勢力的大聯合。他們名義上是為地方保安，實際上是清廷鎮壓東北革命的工具。
關於上述事件，我們不妨看看原東北軍將領王益知先生的論述：
辛亥十月，武昌首義，全國各地紛紛響應，震撼了清廷和各省疆吏。關東三省地方，由於在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和日俄戰爭中遭受日、俄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已深感亡國滅種的危險，尤其是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日本帝國主義吞併朝鮮之後，更感到民族危機十分嚴重。廣大革命志士認識到，要想挽救中國，非用革命手段推翻**透頂的清廷不可，因而廣泛地傳播民族思想，散佈革命種子，不斷地掀起革命運動。武昌起義爆發後，東三省總督趙爾巽駐地奉天(後改名遼寧)省會瀋陽，成為革命的重點地區，當時公開進行活動的藍天蔚與張榕，成為領導革命運動的中心人物。
藍天蔚，字秀豪，湖北黃陂人。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自費留學日本，志願學武，曾入士官學校。1903年至1904年(光緒二十九年三十年)他在日本倡言革命，聯合黃興、蔡鍔、陳天華、鈕永建等20餘人組織抗俄義勇軍，謀回國抗俄排滿。其報名者達千餘人，由藍擔任隊長，每日勤加操練，但為日本政府所阻止。他回國後，復經東三省總督錫良派赴日本陸軍大學，可謂與東北素有淵源，熟知東北情況。武昌起義時，他任奉天新軍第二混成協協統，駐瀋陽北郊北大營(北大營之名即始於此)。由於他擁有武裝力量，因而在革命派中有很高的威望。他與當時駐在保定的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和駐在灤州的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相呼應，共同打電報給清廷，要求召開國會，制定憲法，組織責任內閣。
張榕，撫順人，又名煥榕，是張煥相(字肅堂，日本士官畢業，曾充東北軍旅長、哈爾濱特區長官)的堂兄。出身於大地主家庭，富有資財，仁俠尚義。他22歲時入北京大學譯學館(當時北京大學包括師範館、進士館、譯學館等)，地址在東華門北河沿，監督為朱啟鈐。1904年(光緒三十年)日俄戰爭時期，他棄學出關，毀家紓難，組織關東防衛隊，聚集萬餘人，與丁開嶂組織的鐵血團並肩抗俄。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他與吳樾謀炸清廷派往東西洋各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於北京車站，吳樾當場犧牲，他逃脫後易名潛往天津，但被偵探楊以德(後為天津警察局長，軍閥爪牙之一)識破，被捕入獄，判處終身監禁。在獄四年，最後偕同獄吏王喜璋越獄，東渡日本。他精通劍術，在日本期間曾為一個下女爭取自由，同一個武士比劍獲勝，下女因之得以解放。武昌起義後，張榕來到瀋陽倡言革命。這次他不是遮遮掩掩祕密地進行，而是毫無顧忌地公開活動。他甚至要與趙爾巽分庭抗禮，面對面地向他提出奉天要獨立的要求。辛亥革命前，革命黨人常用刺殺個別人物的手段製造恐怖氛圍，使人“談虎色變”，何況張榕又是與吳樾謀炸“五大臣”的重要角色，所以趙爾巽感到害怕，每天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趙更怕與張榕會面，深恐有流血五步的危險。這樣一來，張榕便在瀋陽轟動一時，婦孺皆知。
在瀋陽進行革命活動，比較有利的條件是：在南滿車站附近可以招兵購械；以大連為跳板，可以北往瀋陽，南往上海，甚至遠到日本，交通很便利。同盟會在東北的活動也以大連為中心，利用交通上的方便，往來東北各地，與藍天蔚、張榕等互通訊息，聯成一氣。
11月初，與藍天蔚相呼應的第六鎮統制吳祿貞被刺於石家莊，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調為長江一帶的宣撫大臣，被奪去兵權。鑑於這種不利情況，革命派加緊了活動，一方面，藍天蔚在北大營召開祕密會議，準備發動第二混成協士兵入城佔據各機關，宣告獨立；另一方面，張榕擬透過政治手段，由奉天省諮議局召集瀋陽各界開會組織國民保安會，逼走趙爾巽，推舉藍天蔚為關東大都督。瀋陽的革命活動，在藍、張二人的策動下，很快進入了**。
第二混成協是由第二和第四兩個標(每標三營)和步、馬、炮幾個兵種混合組成的。其中第二標標統聶汝清毫無革命思想，他認為他升官發財的機會到了，便向趙爾巽告密。第二混成協是駐紮瀋陽的惟一新軍，如有變動，趙爾巽別無其他可靠之兵，非走不可。同時黑、吉兩省惟奉天的馬首是瞻，只要瀋陽起義，黑、吉兩省不成問題。趙爾巽接到告密後，非常驚慌，急忙找省諮議局副議長袁金鎧密商，他一面和張榕虛與委蛇，以便拖延時間，一面電調駐在洮南的張作霖來沈保駕。這樣就為張作霖製造了一個政治投機的機會。
張作霖接到趙爾巽的命令後，便親率一哨馬隊，兼程急進，不到三晝夜就到達瀋陽。在趕路時，經過吳俊升駐地，片刻不停，只遣馬弁持名片約吳於瀋陽相會。吳俊升駐地距沈較張為近，吳也接到調沈命令，應當先行。但吳遲疑不決，行動緩慢，接到張之名片後，才大吃一驚，說張統領行動何其神速!這樣看來，張作霖果真是機警異常吧，又不盡然。原來這時張的交際更為廣泛，他與趙爾巽幕府裡的人物拜把兄弟，每通訊息必有厚贈，像這樣的大事自然會透露給他的。兼之，他的部下張景惠等正在瀋陽講武堂受訓，是他的坐探，對這種大事也會發電報向他報告。他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便快馬加鞭不分晝夜地趕路，才會如此之快。他於沿途還命令所部，迅速向瀋陽進發。
張作霖見了趙爾巽，表示願以“保衛大帥，鎮壓地方”為己任。趙認為張這支部隊比較可靠，也就挾以自重。在張作霖的伴隨下，趙爾巽參加了1911年11月12日(宣統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在省諮議局舉行的保安會。場外由張作霖的部隊嚴加戒備。瀋陽各界出席者達2000餘人。張榕等前後發言，慷慨激昂地要求宣佈獨立。張作霖突然跳上講臺，持著手槍，氣勢洶洶地說：“今日之會，我們一定要服從大帥的主張，如有反對的，即使大帥容許，我這枝手槍也是不允許的。”一時會場空氣甚為緊張，就在這種恫嚇和強迫之下，趙爾巽自任保安會長，吳景濂、伍祥禎為副會長，聶汝清、張作霖為軍事部正副部長。張榕等原想用保安會挾制趙爾巽，逼他出走，並推舉藍天蔚為關東大都督，不料反為趙爾巽所竊據(按：以後張作霖於第一次直奉戰爭失敗後，在東北也成立保安會，自任保安總司令，可以說是抄襲這次會的老章)。趙爾巽還進一步排擠藍天蔚，他先將成為保安會的經過情形，報告了清廷和袁世凱，並著重指出：“協統藍天蔚與兩標素不相洽，全協皆不聽從命令。”清廷覆電說：“藍天蔚即去統領官，交趙爾巽差遣委用。”1911年11月14日(光緒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趙爾巽邀藍入署，說：“因南方風潮日烈，請君去調查，據實以報。”並贈旅費2000元，由伍祥禎(二十鎮三十九協協統)送交，危言聳聽地促其速行。與此同時他又叫蔣百里做同樣的勸告。這就是趙爾巽對藍天蔚的“差遣方式”。藍被迫離奉，其原因不外是聶汝清向趙告密和張作霖要和他拼命。其實張作霖的這步舉動，有點類似“賭博性的訛詐”，他所率領的一哨馬隊，共有四五十人，與他的部下張景惠等在講武堂受訓的人數相近，合起來也不過百人，這就是他在省諮議局佈置的兵力。當時他的絕大部分隊伍，尚遠在洮南一帶，據《盛京時報》11月19日(宣統三年九月二十九日)記載：“現在已將前路巡防營張統領作霖調入省城，並其所部馬步各營暫住萬福客棧，一俟勘定營房，即將分派駐紮以資防守……”可見他的部隊，是在開保安會後的幾天才開到瀋陽的。這樣，張作霖在瀋陽的實力與藍天蔚的新軍相比，實在眾寡懸殊。藍天蔚當時倘若向第二混成協士兵曉以大義，動以熱情，從而掌握軍心，高舉義旗起事，乃名正言順順理成章的事，而聶汝清的破壞也就起不了多大作用。至於張作霖的那點兒人馬，更是不堪一擊的。可是藍天蔚何以放棄一切，悄然離沈呢?田桐曾說過：“天蔚性豪爽，心地殊光明，其與個人交，則薄於己而厚於人……惟做事少主張，易為人所搖，故與做私交則宜，共公事不盡宜也。”
藍天蔚離奉後，曾給趙爾巽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天蔚(雖)秉性過愚，(但)素非畏李之輩，亦非無起義之權，並非無輔佐之人。然某甘辭兵權……者，誠以東省迭遭兵燹，去年大疫，本年大水，不忍視生靈塗炭，我公危險，且恐與日前奏請立憲主旨相背謬(指與張紹曾等合奏事)，無以見信於天下耳……”由此可見，藍天蔚起初是否有過起義的決心和信心，是很值得懷疑的。而勸他離奉的蔣百里，論軍事知識雖高人一等，但革命思想卻極為薄弱。在藍出走之後，不久他也入關，做了保定軍校校長。後來，由於學生南下參加討袁，他大不以為然，竟憤而舉槍自戕。他二人原是留日同學，如果藍天蔚決心起義，他再從旁相助，“輔佐得人”，張作霖不一定就能得逞。
雖然如此，藍天蔚在關外還是有相當威望的，當時的革命黨人，多假借他的名義活動，如“關東大都督藍天蔚號召革命檄”即其一例。最可笑的是，在他離沈的第二天，瀋陽通衢上出現了藍天蔚諭軍安民的六言告示，主要內容有：“本軍維持人道，嚴守保民主張，無論蒙滿回漢，不得互相殘傷……”這顯然是出於趙爾巽、張作霖等的偽造。可見就是反革命派也想利用他的名義安撫人心。
張作霖這番效力，深為趙爾巽所賞識，於是趙爾巽保奏張作霖、馮麟閣二人以總兵簡放，更特別派張作霖為巡防營務處總辦。這是奉天軍事方面一個重要位置，前東邊道張錫鑾也曾兼過此差。從此張作霖就初步奪取了奉天的軍事大權，而聶汝清也接替了第二混成協協統，篡奪了藍天蔚的職務。
藍天蔚被迫出走後，瀋陽革命黨人的活動有些低落，力量有些渙散。張榕為了挽回頹勢，集中各方面的力量與趙爾巽操縱的保安會進行鬥爭。他於11月17日(陰曆九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藍天蔚出走的第三天，組織了“聯合急進會”，各界踴躍參加，推舉張榕為會長，勢力發展很快。張榕向趙爾巽提出奉天宣佈獨立，懸掛白旗的要求，雖然為趙所拒絕，但鬥爭還是繼續下去；離瀋陽不過百里的遼陽以及莊河等都接二連三地發生起義，牽制了瀋陽的兵力，鼓舞了人心。
藍天蔚由瀋陽到了大連，住在吉野町旅館，改名藍芳豪。稍事休息之後，於11月22日(陰曆十月二日)隻身來到上海。他見東南方面“黨派分歧”，曾悲觀失望地用手槍自殺未遂，所以東北革命派以藍天蔚名義招募民軍，委任幹部，他本人實未與聞。在革命派招募民軍，聯絡“土匪”過程中，又與張作霖發生了一場鬥爭。在遼中縣八角臺一帶，有股“土匪”約1000餘人，經張鵬九從中拉攏，趙爾巽派遼中縣知縣章啟槐前往收編，這樣既免得被民軍收過去，又可擴充張作霖的勢力。收編尚未著手進行的時候，張鵬九突然被刺殺，使張作霖大吃一驚。原來張鵬九是個拔貢，也是個劣紳，平素結交官府，武斷鄉曲。當年張作霖收撫，他曾以紳士身份穿針引線，暗中為張主謀，因而張與之關係甚密，呼為老叔。張鵬九之被殺，是革命派所為，其給地方除一大害，人心大快。這股土匪，本來可編三營，由於大部分跑散，勉強湊成一營，由張鵬九之子為管帶。可見革命派與反革命派之間的鬥爭極其劇烈，此不過略舉一例而已。
這時竊國大盜袁世凱採用一箭雙鵰的手法再度登場，趙爾巽曾去電錶示擁護。袁世凱藉口“兵餉無著”，要將奉天庫內貯存的歷代名貴瓷器盜賣，趙爾巽惟命是從，這批名瓷遂被盜走。袁世凱又想收買張榕，遭到嚴厲拒絕，遂電趙爾巽要他加強制止“亂黨”活動。加之此時孫中山任命藍天蔚為關東大都督，趙爾巽深恐張榕與之裡應外合，釀成心腹大患，便與袁金鎧、張作霖密謀進行殺害。袁金鎧是奉天省諮議局的副議長，又是急進會的參議。此時混入革命隊伍的省諮議局議長吳景濂已赴滬代表東北參加臨時會議，趙爾巽以吳又轉赴南京為藉口，主使省諮議局給伍廷芳拍電說：“本局前委任吳議長景濂，到滬會議，滬會既終，吳君不回奉而赴寧，地點已違反委任，無論所辦何事，非本局共同意見，各界均不承認。公議將吳君議長資格取消，委狀作廢。”因此，袁金鎧已穩操諮議局大權。他表面與張榕結為好友，酒食爭逐，過從甚密，暗中卻將探得的張榕這方面的訊息，報告給趙爾巽。可惜張榕認賊作友，疏於防範。1912年1月23日晚間，袁金鎧又宴請張榕於西關平康里“得意樓”(按：有記為“德興樓”者實誤)。酒闌人散，袁金鎧先行，張榕和其他友人到附近的“聚福班”打茶圍。就在門口，張榕慘遭毒手，身中三槍，當場死亡。三個凶手中有張作霖的偵探長於寶山(後為二十七師營長、旅長，因案被張作霖槍決)，這清楚地說明張作霖、袁金鎧是預謀殺人的主犯。袁金鎧以鎮壓革命“有功”，經趙爾巽奏保“京卿”。袁在1928年59歲生日自敘詩中曾沾沾自喜地寫道：“辛亥八月秋，政變驀然起。東陲特別地，維持豈虞毀。泰安(指趙爾巽)幸重來，臨溟(指張作霖)實柱砥。我亦竭綿薄，禍福置生死。忠清蒙亮褒，京卿荷榮璽。”“我亦竭綿薄”，這正是他鎮壓革命殺害張榕的自供狀。
張作霖又派兵至北關張榕家中，將其兄煥柏刺死，並抄沒全部家產(民國成立後，由臨時稽勳局局長馮自由要求奉天督軍張錫鑾發還張榕被抄家產，但所剩無幾)，同時家屬也被拘走。
同盟會的張繼這時在瀋陽活動，經武進人謝蔭昌(後為奉天省教育廳廳長)告知其張榕被害訊息，乃連夜出走。
同一天夜間，被張作霖殺害的尚有寶昆與田亞贇。
寶昆字宜山，清末協領，旗人。原籍撫順，其父恆(名待考)曾任江南知府，住在瀋陽小河沿後，即名“恆知府衚衕”，人稱寶昆為“小恆六”。寶昆家資富有(據當時估計約50萬)，與張榕同鄉，又同好騎射，常有往來。受張榕革命思想影響，亦剪辮喜談革命，並以資財援助張榕，因而為張作霖所注意。張派兵10餘人突入宅中，將寶昆從被窩中拽至樓下，用利刃刺死。寶昆橫屍血泊，在院中覆以蘆蓆，其妻亦被刺傷，財物同樣被抄沒。寶昆所以被殺，一種說法是，寶昆是瀋陽旗人中參加革命黨者，殺他，為的是警戒其他旗人；另一種說法是；寶昆所養馬匹，骨骼神駿，馬具華麗，張作霖曾同他賽馬，樣樣都比不上，因此非常嫉恨。
田亞贇畢業於陸軍小學，是個進步青年。那時，陸軍小學與測量學校都是傳播革命思想的地方。田受此影響而參加了革命。由於擅長圖畫，他擔任了聯合急進會機關報(國民報)的圖畫編輯，也因為畫圖畫的關係，與同善女學潘姓女生產生戀情。這時他正在南關合興福衚衕岳父家中養病。黎明時候，鄰舍聞砰砰聲響，誤以為請神時放的爆竹。不久，人聲嘈雜，才知發生慘案。他的被害，是張作霖做給進步青年看的。
1月24日清晨，滿城傳播著張作霖殺害這三個革命黨的新聞，三家院中自晨至晚擠滿了看死者的人。對於這種殘酷的殺人手段，沒有不暗自憤慨的。以後，在四郊荒野地區，以及瀋陽最高學府知識分子薈萃而易於傳播革命思想的兩級師範(包括優級師範)學校一帶，常發現有剪了髮辮的青年頭顱，有的還高掛在樓上。深夜捕人的事不斷髮生，青年學生中常有失蹤者。鬧得訛言繁興，道路側目。闔城籠罩在白色恐怖的陰霾之下。凡剪髮的青年和由日本回來的留學生，都密隱深藏不敢外出，或者戴上假髮辮以避偵探耳目。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張作霖為掩蓋殺害張榕等事實真相，在給趙爾巽的呈中編造說：“……據報張榕與煙臺民軍通函，約期起事。當派偵探長於甲(即於寶山)帶兵將張榕捕獲，呈請訊辦。乃行至平康里，路遇張榕，上前詰問，該犯竟敢開槍拒捕。經於甲還擊，即將該犯當場擊斃……”接著說從張榕家中搜出“謀叛”及“暗殺”(指張作霖、馮麟閣)的“鐵證”，還說“……一切結合通匪，多系寶昆主謀，田亞贇輔之。寶昆本系旗籍，代受國恩，亦復甘心附逆……”。趙爾巽也在呈最後加了批語。這一套鬼話，無非想顛倒黑白，矇混世人，其實這種欺騙伎倆，是難以掩蓋天下人耳目的。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民軍大連總機關部曾電上海都督陳其美轉孫中山、黃興說：“請速促藍都督首途，並祈佈告中外，若有藉詞反對藍都督，即是東省同胞之公敵。”在東北革命黨人的熱誠擁戴並得到南京政府的正式委任後，藍天蔚才率北伐艦隊並用海容軍艦拖帶，在莊河縣尖山口登陸，攻克瓦房店。當地駐軍巡防隊統領馬龍潭(字騰溪，後為洮遼鎮守使，改洮昌道尹)，驚惶失措地給瀋陽打電報告急。趙爾巽連忙調兵抵擋，在營口、葫蘆島等港口也加緊防範。這部分由藍天蔚率領的北伐軍，正當捷報頻傳大有進展的時候，清帝宣告退位，黃興電令停止進攻。1912年2月17日，關外北伐軍第一軍由邵兆仲率領撤回煙臺。不久，袁世凱派王惕乾和蕭廣傅將藍天蔚所轄軍隊全部接收改編，藍本人出洋遊歷。回國後，一度優遊於西湖之上。他始終是傾向國民軍的。1920年為鄂西聯軍總司令，被長江上游司令孫傳芳擊敗於施南(湖北)，退入四川夔州，又被繳械，以致暴死。時年45歲，只遺一女，1926年歸葬武昌卓刀泉。田桐為其撰輓聯：“肝膽為重，頭顱為輕，名將例不令終，蒼髮杜鵑春送別；四海皆家，萬物皆子，故國偶然卜葬，月明黃鵠夜歸魂。”據說這能概括藍的生平。
藍天蔚出走、張榕被殺後，奉天省城的革命勢力基本被消滅，但各地的武裝起義仍在蓬勃發展。莊河革命軍已於1911年11月末宣佈獨立，成立中華軍政分府；遼陽劉二堡子起義軍亦擬進攻州城；鳳城的聯莊會與官軍戰於薛禮站；其他如海城、鐵嶺、開原及興城等地，警報也不斷傳來。張作霖在“勤王”的招牌下，很得趙爾巽的信任，便積極擴軍。他說，東三省雖未宣佈獨立，但沒有足夠的武力是鎮壓不了的。於是派人到遼西一帶招募新兵，從北鎮、黑山、遼中、新民招來的最多。趙爾巽把中路巡防統領也讓給他，連同編入的劉恩洪標，約有20多個營，實力日益擴大。不久，其所部被編為二十四鎮，他擔任統制，併兼奉天省巡防營務處總辦。他把部隊配備到各地。中路巡防，一部駐奉天省城、撫順、開原、法庫、盤山；另一部駐遼中、遼陽、本溪、海城。前路巡防，一部駐洮南、洮安、開通、安廣、鎮賚、突泉；另一部駐營口、蓋平、復州、岫巖。左路巡防，一部駐彰武、康平、新立屯、中安堡；另一部駐海龍、東豐、西豐、西安、柳河、輝南。右路巡防，一部駐風城、安東、寬甸、撫松、輯安、臨江、長白、安圖；另一部駐呼蘭、安達、肇州。後路巡防，一部駐昌圖、懷德、梨樹、遼源；另一部駐興城、北鎮、錦西、義縣。至於陸軍則駐新民、鐵嶺，用以鎮壓各地的武裝起義。
張作霖進奉天是袁金鎧推薦的，而且袁金鎧是趙爾巽幕後統籌全域性的人物。張作霖鎮壓革命有“降龍伏虎”的稱號。這樣，他倆一一武成為趙爾巽的左右手，其關係的密切是不言而喻的。
武昌起義槍聲一響，清廷就起用袁世凱，企圖用他挽救清王朝垂危的局面。開始任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督辦長江軍務；旋即欽命為內閣總理大臣。開始時詔書來下，清廷已派人向袁低頭。袁世凱為了討價還價，提出了所謂條件，故意不就，趙爾巽就於1911年11月初去電敦促。等到袁到任以後，趙也惟袁的馬首是瞻。袁想搞第三種勢力，也樂得有趙爾巽這樣一個支柱，所以11月以後，他們之間的密電就不斷往來。袁世凱的想法是，一方面要打倒清朝，一方面要打倒革命；趙爾巽也就壓制革命，堅決不宣佈東三省獨立。張作霖逼走藍天蔚殺害張榕，並且佈置大軍撲滅武裝起義，趙爾巽都一一向袁世凱報告，所以袁世凱對張作霖很清楚，一再加以誇獎，並且說東三省沒有獨立是張作霖的功勞。這樣一來，張作霖就和袁世凱拉上了關係。
南北和平談判達成協議，孫中山先生被選為臨時大總統，定於1月1日就職，袁世凱很不滿意。他聲稱南北和約以君主立憲為前提，密令北方將領段祺瑞、薑桂題、倪嗣沖等通電反對。張作霖也按他的指示和孟恩遠、聶汝清、馮德麟等，通電錶示“誓死擁護君主立憲，反對共和政體”；但到袁世凱即將接任臨時大總統，當中華民國的元首時，張作霖體會了他的意圖，又宣佈擁護共和，放棄了君主立憲的主張，以便逼迫清廷君主退位。在爭都問題上，張作霖和其他軍閥一樣，做袁世凱的應聲蟲。2月15日參議院選出袁世凱為總統，電請袁駕臨南京受職。袁世凱不願南去，說什麼北方秩序不易維持，東北人心不盡一致，因此不能南下，同時以製造兵變相要挾。張作霖緊緊跟上，也拍電反對袁世凱南下就任，說什麼東北軍人極不贊成，否則可能發生意外。這樣就博得了袁世凱的歡心，所以民國元年改編陸軍時，張作霖被任為二十七師師長，馮德麟被任為二十八師師長，吳俊升被任為二十九師師長。袁對張作霖比對馮德麟、吳俊升優渥，曾召張作霖進京覲見，由毅軍老將薑桂題導引，大開宴席，席間譽勉有加，賞賜甚厚。
張作霖自受編以後，特別是辛亥時期，真所謂一帆風順，最後終於形成了一個獨霸東北的軍事集團。
(二)
1894年甲午戰爭和1904年日俄戰爭之後，實際上東三省已被日俄兩國分割。以長春為界，北面稱北滿，南面稱南滿。北滿成了俄國的勢力範圍，南滿成了日本的勢力範圍。日本在長春至大連、安東至奉天的鐵路駐紮軍隊，同時在奉天的日本租界也駐紮軍隊。儘管在奉天省城內也有英、法、美、俄等國的領事或商務代表，但他們勢單力薄，沒有左右日本的實力。實際上，在東三省的南部，日本已經形成了控制整個東北的力量。
在這種情形下，很會分析形勢的張作霖，就把注意力放在日本人的身上。張作霖是個見風使舵的投機分子。他深知，在日本人的勢力圈內，只有取得日本人的支援，才能站穩腳跟，漸次發展。為此，他便不遺餘力地討好日本人，以圖取得日本人的好感，並進一步得到日本人的支援。
善觀風向的張作霖首先把寶押在日本人身上。他使出渾身解數，千方百計地投靠巴結日本人。1912年2月5日，張作霖跟落合總領事說：“倘若日本對於本人及東三省人民尚有關切之情，則本人率眾依歸，並非難事。”當時的張作霖想的完全是如何擴張勢力，為達此目的，不惜出賣民族利益。他的上述做法，完全是認賊作父的賣國舉動。但是，由於他的職位較低，而且過於殷勤，不免引起日本當局的懷疑。日本外相指示落合總領事，只可同張作霖“保持聯絡，互通聲氣”，不可“過於深入”。
袁世凱當上大總統後，多次派人到奉天拉攏張作霖。張作霖在靠近袁世凱的同時，還是不斷地和日本明相往來，暗送秋波。1912年9月11日，張作霖當上了師長，權力更大了。
1912年12月11日，日本關東都督福島安正來奉。張作霖認為這是一個表示親近的好機會，便祕密拜訪了他，希望得到他的援助。以後，張作霖又拜訪了日本奉天滿鐵公所所長左藤，進一步表示對日本的親善之意。
1913年12月4日和27日，張作霖又兩次拜訪日本關東都督福島安正，露骨地表示他“打算作都督”，“希望得到日本的具體援助”。
1915年10月，段芝貴派張作霖代表他到朝鮮漢城參加農產品博覽會。期間，他乘機和日本駐朝鮮的寺內正毅總督會見，多方諂媚，對寺內極盡拉攏之能事，寺內對張作霖也百般籠絡。後來，寺內正毅當上了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權傾一國。這為他們之間的交易打開了方便之門。
巴結日本，希圖取得日本的支援，這是張作霖擴張勢力、稱雄東北的一個基本策略。不過，此時雙方還處於起始階段，互相靠攏，但還沒有實際行動。
1916年4月22日，張作霖已經當上了奉天督軍兼奉天巡按使，掌握了奉天省的軍政大權，成了邊疆大吏，有了相當地位，同以前小小的師長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因此，更加引起日本當權者的注意。然而，儘管張作霖一個勁兒地巴結日本人，但在日本統治集團的軍政兩界，對張作霖卻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
這些看法是和當時日本極力推行的“滿**立運動”緊密相關的。所謂“滿**立運動”，其實就是日本人推行的要把中國的領土割讓給日本的運動。日本妄想把內蒙古東部和整個東北變成一個實體，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建立滿蒙王國，由日本託管。
一派認為，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依靠宗社黨和內蒙古叛匪。而宗社黨的頭目就是清朝的肅親王善耆。1912年1月25日，清廷召開最後一次御前會議，決定清帝退位。宗社黨堅決反對。為了儲存實力，肅親王善耆等一夥60餘人，在北京守備隊隊長日本顧問菊池武夫的協助下，於2月5日密潛到旅順，被日本人保護起來，待機而起。這一派是日本參謀本部(二部)、日本關東都督和日本浪人川島浪速等。他們認為，張作霖是實現“滿**立運動”的最大障礙，必須除掉。
另一派認為，實現滿**立，應該利用張作霖，張作霖是日本的最好幫手，應該鼓動張作霖獨立，日本便可兵不血刃地佔領東北。這一派是日本參謀本部次長田中義一、日本外務省和日本駐奉總領事等。
兩派互不聯絡，各自活動。
川島浪速一派在策劃第一次滿**立失敗後，賊心不死，於1916年又策劃了第二次“滿**立運動”。川島浪速在前清時，曾擔任過民政部尚書善耆的警政顧問，他們是拜把兄弟，關係十分密切。川島浪速以浪人的身份在華活動。這是當時日本干涉別國內政的一個普遍做法。
支援肅親王善耆的川島浪速一夥暴徒策劃了一個暗殺張作霖的陰謀。他們認為“擒賊先擒王”，企圖殺死張作霖，然後趁亂奪取省城奉天，使東北成為宗社黨的天下，日本便可乘機操縱之。1916年5月中旬，“(日本)土井少將(現役聯隊長)在瀋陽滿鐵附屬地內召集日方有關的軍職人員，密商幹掉張作霖”。會議決定由伊達順之助、三村豐預備少佐等組成“滿蒙決死團”，刺探訊息，磨刀練兵，執行刺殺任務。他們選擇了一個張作霖必定出現的時間，那就是5月27日。
這一天，日皇之弟閒院宮載仁親王從俄都返日經過奉天。“張作霖督軍為對閒院宮的經過表示尊敬”，就到奉天車站去迎送。為表示敬意，張作霖還特率其部下二十七師五十三旅旅長湯玉麟等乘5輛豪華俄式馬車，在騎兵衛隊的護衛下，大張旗鼓地趕往車站。日本駐奉天總領事矢田也到車站迎送。
張作霖送走貴賓後，在歸途中，於小西門附近，突然遭到炸彈襲擊。炸彈是從一層樓的窗口裡投擲出來的。刺客是日本陸軍少佐三村豐等人。但是，他們沒有見過張作霖，看湯玉麟車馬的煊赫氣派，把湯玉麟誤認為是張作霖了，炸彈就投向了湯玉麟。剎那間，小西門大街，硝煙瀰漫，亂作一團。但由於刺客驚慌失措，投彈不準，湯玉麟等人只受了輕傷，在後邊護衛的衛隊士兵被炸死了五六人。
坐在後邊馬車上的張作霖正路過小西門外，突聞炸彈聲，情知有變，就機智地跳下馬車，串上馬背，以極快的速度同衛兵互換上衣，在馬隊衛兵的護衛下，繞道從衚衕穿過大西門馳回將軍行署。但在途經奉天交涉署時，又遭到炸彈的襲擊。張作霖在路經大西城門裡的奉天圖書館時，突然從圖書館門洞裡跑出來一個人，手拿炸彈向張作霖扔去。但張作霖是玩馬的出身，騎技嫻熟，馬馳如飛，炸彈在張作霖的身後爆炸，氣浪只炸掉了張作霖的帽子，人並沒有受傷。可那個刺客卻被炸彈的彈片擊中要害，在大街上滾了幾下，就死了。
兩次刺殺，沒有動張作霖一根毫毛，張作霖可謂命大。當然，這更和他遇事不亂、沉著應對有關。
張作霖驚慌地跑回剛剛建成不久的將軍行署，也就是後來的大帥府。門衛不知出了什麼事，趕緊在門口架起了機關槍，衛隊緊急集合，處於戒備狀態。這時才發現那匹馬通身是汗，後腿正淌著血，馬肚子也受了傷，知道出大事了。督軍署如臨大敵，緊急出動，立刻封鎖了浙江會館、通天街等周圍地區。
過了一會兒，湯玉麟騎快馬趕到了將軍行署，立刻問：“七爺回來沒?受傷沒有?”衛隊長趕忙回答：“剛回來，沒有受傷。”湯玉麟這才一塊石頭落了地，放下心來。徑直進到府裡，趕快去見張作霖。張作霖氣憤地問道：“他媽拉巴子，誰幹的?逮著沒有?”湯玉麟急忙答道：“跑了一個，死了一個!”話剛說完，衛兵進來報告：“日本鐵道守備隊隊長和日本駐奉總領事前來慰問。”其實，慰問是假，探聽是真。
張作霖正在更換衣服，他一愣神，脫口而出：“來得好快呀，讓他們進來!”日本人進入客廳，皮笑肉不笑地說道：“將軍，您受驚了!”張作霖和他們虛與委蛇，表現得若無其事，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似的，聲音朗朗地說：“小事一段，小事一段，不足掛齒，還有勞各位前來看望，真是不好意思。”說完便哈哈大笑，接著又收起了笑容，一字一句地說：“哼，有人打我張作霖的主意，沒那麼容易!”日本人“見張神色自若，不禁暗自稱奇”。
事後檢驗那個刺客的屍體，沒有發現有價值的東西。雖然穿戴的是中國老百姓的服裝，但他的腳型明顯是常穿木屐的，可以確認是日本人，那就是日本浪人了。這一次炸張，本來是日本人乾的，但是，日本人卻放風說是宗社黨所為。其實，張作霖也知道是日本人乾的，但由於沒有受到致命的傷害，而且又在日本人的勢力圈內，不得不忍氣吞聲，他也就不再追究，此事便不了了之。張作霖為了儘快平息這起突發事件，故意在一個場合，當眾說道：“算了吧，單從腳型判斷凶手，證據不足，不足!”也就沒有向日本人交涉，把這個事件敷衍過去了。
多年以後，日本最後的元老西園寺公爵的祕書原田熊雄口述回憶錄時，道出了真實情況：“這個凶手是日本人。”“這個陰謀丟盡了日本的臉。”這位日本人倒是能夠面對歷史事實的。其實，第一次爆炸後，矢田總領事立即跑到現場。他看到，爆炸現場血肉橫飛，“真是慘不堪言”。矢田總領事“揀到沒爆炸的炸彈，並帶回給本鄉房太郎上將看，本鄉說：‘這是日本特製的火藥。’”當時日本人就明瞭是他們日本人乾的。
這一事件，使得張作霖對日本人有了一定的警覺。他知道，當日本人的傀儡是很危險的。這是日本人第一次炸張作霖，12年以後那次是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了。
日本在暗殺張作霖未遂後，又製造事端，企圖攫取更大的權益。他們製造了一個鄭家屯事件。鄭家屯，即遼源(今雙遼)，位於奉天省的西北部，屬內蒙古東部的哲里木盟。這個地方，不是南滿的鐵道附屬地。即使根據同日本的不平等條約，這裡也是不準日本駐兵的。但是，由於其靠近內蒙古，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佔據此地，便佔據了通向內蒙古的咽喉要衝。因此，日本便強行派一支隊南滿日軍，駐紮在鄭家屯，並公然設立日本巡警署。這就等於日本在奉天省的西北部插入了一把尖刀，這是張作霖所不能容忍的。張作霖屢命有關部門，讓日軍撤退，但日本不加理睬。
以後便發生了鄭家屯事件。1916年8月13日，鄭家屯的日僑吉田在街上買魚，給價太低，賣魚的小孩兒不想賣，吉田就動手痛打這個小孩兒。駐地奉軍是第二十八師騎兵第二十八團，其士兵看不過去，就對吉田加以勸阻。吉田惱羞成怒，對士兵報以老拳，打不過，就跑到日軍守備隊，告歪狀。並由松尾中尉帶領武裝日兵20餘人，奔至奉軍駐地尋釁。門衛加以阻攔，日兵竟悍然開槍，奉軍不得不開槍還擊。結果發生槍戰，雙方各傷亡10餘人。
槍戰之後，日軍守備隊隊長松尾中尉一面電求附近日軍來援，一面向遼源當局提出中國駐軍須一律撤出城外30裡。後日軍兩個大隊從鐵嶺擁至，將遼源鎮守使署和中**隊營房，全部佔據。並張貼告示，無理地宣佈自鄭家屯至四平街沿線30裡內，不準華人入內，否則開槍。當時四鄭鐵路還沒有通車，日軍就將此一線路劃歸了日本。這就是歷史上的鄭家屯事件。
日本製造鄭家屯事件，其最初的目的是要救援以內蒙馬賊頭領巴布札布為首的蒙古叛匪。同時，幫助大連的宗社黨叛亂。日本的設想，是在鄭家屯這個戰略要地製造混亂，以便渾水摸魚。
在鄭家屯事件之前，於6月末，奉省西北部的蒙匪巴布札布，善耆的七子憲奎和日本軍官糾集5000餘鬍匪，打著“勤王復**”的旗號，蜂擁南下。1916年7月26日，被吳俊升部擊敗、巴布札布龜縮到南滿鐵路附屬地內的郭家店，伺機待起。郭家店在四平和長春之間的南滿鐵路線上，巴布札布叛匪得到了日軍的保護。此時，大連的宗社黨本部抽調800餘人也組成“勤王軍”。乘坐南滿鐵路火車，奔赴郭家店，支援巴布札布敗軍。這就造成了叛匪南北會合的局面。8月30日，川島浪速一行從大連趕到郭家店，對巴布札布表示慰問，對巴布札布及其部下給予犒賞，並鼓動他“將來時機成熟，再度舉事，以效忠於清朝”。
張作霖對巴布札布叛匪的行蹤是掌握的，對川島浪速的所為也是瞭解的。他一方面感到，巴布札布叛匪對他的東北王的地位是個嚴重威脅，不能掉以輕心，必須剷除；另一方面，也感到日本的勢力強大，亦不能輕舉妄動，要適可而止。因此，他在派重兵包圍郭家店的情況下，又同川島浪速進行了談判。
川島浪速提出讓巴布札布安全撤退，並安排了撤退路線和具體方法。同時，又派一箇中隊的日軍加以保護。本來張作霖想在巴布札布撤退時，一舉將其殲滅，但由於日本的干涉，張作霖也擔心事態擴大，就對巴布札布的撤退採取了規避的態度。這樣，巴布札布就安然地撤退了。
1916年9月，他們向熱河方向逃竄。10月7日，巴匪攻擊熱河西北的西林縣，縣知事李傳勳告急。由於準備比較充分，縣武裝打退了巴匪的進攻，並俘獲了一些巴匪。李傳勳電稱：“此次匪內日人甚多，現拿獲久泉登喜藏一名，經知事面認，曾經來林遊歷。逐加詢問，供甚狡猾。察看情形，確曾幫助巴匪。”可知，巴匪內還有一些日本的死硬分子。後來，巴布札布被熱河前敵總司令兼林西鎮守使米振標擊斃。巴布札布叛匪也就樹倒猢猻散了。
由於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病逝，黎元洪出任總統，段祺瑞擔任國務總理。日本對華政策發生變化，決定對北京政府給予支援。日本當局便決定甩開宗社黨這幫無用的老朽，於8月19日同宗社黨達成協議，在兩個月內解散宗社黨，頭目給予鉅額遣散費。從此，宗社黨便消失了。
關於鄭家屯事件，日本公使向中國提出了八條苛刻的要求。張作霖不能全部接受，他便以奉天省議會的名義向北京政府呈送諮，堅決反對日本借鄭家屯事件對中國提出無理要求。11月26日，奉天召開了公民大會，抗議日本的侵略行徑。
中日兩國政府經過反覆交涉，張作霖斷然拒絕了在東北派駐日本警察和向東北各部隊派遣日本軍事顧問的侵略要求。張作霖明確地指出：“警察有關一國之主權，顧問有關軍事之祕要”，“應請嚴重交涉，據理力爭，以順輿情。”後來北京政府在駐警的問題上，有軟弱的表示，張作霖當即表態：“查警權之作用，屬於內務行政之全體，國權所繫，詎容覬覦。”如果答應他們的要求，後患無窮，“亟應繼續拒駁”。
最後，於1917年1月22日結案，簽訂了一個不平等條約。其基本內容是：申斥第二十八師師長；處罰有責任的軍官，應從嚴的從嚴；在中日雜居區域內，對日本軍民以禮相待；奉天督軍向日本領事、關東都督表示歉意；給日本商人吉田撫慰金500元。以上條件實行後，日軍才從遼源撤出。
但是日本在中國東北設立警察和聘請日本軍事顧問等要求，均被駁回。這雖然是個不平等條約，但在關鍵的事項上還是頂住了日本的壓力。當然，張作霖知道，要想實現他的更大的政治野心，還必須依靠日本。這是張作霖當時的內心想法。
張作霖是想要投靠日本的。恰逢此時，日本的政情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個變化，有利於張作霖。1916年10月，大隈重信內閣倒臺，寺內正毅上臺組閣。
大隈重信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期間，對中國採取了露骨的侵略政策。1915年1月18日，他命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遞交了“二十一條”，逼迫中國簽訂這個喪權辱國的條約。中國人民堅決反對。5月7日，又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5月9日，袁世凱承認了這個條約。這一切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對日本帝國主義更加痛恨。
鑑於此，新上臺的內閣總理大臣寺內正毅，就變換了對華的侵略手法。他決定，對北京政府，運用大借款的方式，支援段祺瑞“武力統一”中國的政策，從經濟上控制中國，進而達到從政治、軍事上控制中國的目的。在東北，決定支援張作霖“統一東北”，以達到“滿**立”的目的，從而控制整個滿蒙地區。
寺內正毅，1852年生，陸軍元帥。日俄戰爭後，曾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創立委員長，主持對中國東北的侵略活動。後任朝鮮總督，對朝鮮實行嚴酷的統治。這個寺內，可以說是個中國通。
前提到，張作霖在朝鮮時和他打得火熱。此次寺內正毅上臺，張作霖異常興奮，認為有了一個欣賞自己的後臺老闆。為投其所好，張作霖向他的日本顧問菊池武夫說：“我對日本在滿蒙有特殊地位一點十分了解，對日本開發滿蒙一事……抱歡迎態度。”請菊池武夫“把以上各點向總理大臣轉達”，以圖取得寺內正毅的全力支援。
日本有一個關注對華政策的高階謀士，叫後藤新平。此人於1906年曾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一任總裁。1908年，歷任日本遞信大臣兼鐵道院總裁、拓殖局總裁。他於1916年6月和9月，曾兩次到我國東北進行考察，為日本當局提供具體的侵華略策。
他回國後，撰寫了一本《日支衝突之真相》。書中關於日本如何對待張作霖，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張作霖並無宦途履歷，與中央政府亦無密切因緣，而在滿洲，則有特殊之勢力與地位。張離滿洲則無地位，蓋以滿洲為其惟一之勢力範圍也。張氏心中惟有權勢利慾，別無他種知識。彼認日本在滿洲有絕大勢力，反對日本，於彼不利；傾向日本，於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認識者而行，則張氏將為滿洲**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張氏，在滿洲為所欲為。”
這是後藤新平在為日本當局進言獻策。他透過對張作霖心理和處境的分析，指出日本必須全力支援張作霖，讓他當上東北王，然後日本才能“在滿洲為所欲為”。這就是後藤新平為日本打的如意算盤。
後藤新平回國後，先後擔任內務大臣、外務大臣、東京市長等職，瘋狂宣傳支援張作霖的主張，極力鼓吹向中國擴張勢力範圍。他的想法和寺內正毅的看法不謀而合，因此成為日本對待張作霖的基本對策，那就是“日本援助張作霖最為上策”。
以後，日本確實把寶押在張作霖身上，極力支援他。1917年，張作霖與馮德麟的矛盾激化，張想解決這個問題，但考慮到馮德麟是個老牌親日派，不敢輕易出手。後來張作霖派他的日籍顧問菊池武夫向日方諮探訊息，日本外務大臣本野一郎回電：“帝國政府對張作霖的立場十分同情。”得到日本的承諾，張作霖便採用軟硬兼施的手段，解決了這個難題。在奪取吉林省的大權時，張作霖又得到日本的支援。日本為了幫助張作霖打擊孟恩遠，製造了寬城子事件，使得吉軍不戰而退，束手待斃。這樣，張作霖就把自己的勢力擴充套件到了吉林省。總之，張作霖在統一東三省的過程中，得到了日本的全力支援。
作為回報，張作霖也在用各種方式答謝日本。聘請日本顧問，就是張作霖對日本表示親善的一種方式。早在張錫鑾任奉天都督時，在日本的壓力下，不得不聘用日本顧問。在東北，第一次官方正式聘請的日本顧問是菊池武夫中佐和町野武馬少佐。他們都是日本參謀本部選拔並派遣的。他們都是奸細，經常和“奉天特務機關”祕密聯絡，接受指示，提供情報。
他們作為顧問，同奉天都督簽有正式契約。關於聘請菊池武夫為軍事顧問的一份契約的開頭部分是這樣寫的：“大中華民國鎮安上將軍張錫鑾，茲與大日本帝國關東都督男爵福島安正商議，聘請大日本帝國步兵中佐菊池武夫為鎮安上將軍之顧問，所有議定合同，開列於左。”下列6款，時間是1914年9月8日，簽字者為張錫鑾和福島安正。
這兩個顧問，在張作霖時代仍然耀武揚威，還是當顧問。“張作霖真的把町野當成親信。每年必定派他去日本一次，聯絡朝野要人。”據統計，自1913年到1931年19年間，張作霖父子先後聘用日本顧問18人。其中軍事顧問13人，私人顧問3人，普通顧問和警察顧問各1人。
此外，張作霖還在東北鎮壓學生運動，以取悅於日本人。1919年5月4日偉大的“五四運動”爆發了。軍閥張作霖嚴密封鎖外界訊息，嚴禁奉天學生罷課遊行，宣佈“對有妄動行跡者”“予以槍殺”。並向北京政府通電：“請國家一面將青島問題交涉經過，宣佈中外；一面對肇事之徒嚴加懲處，以遏亂萌，而全邦交。”這完全暴露了張作霖以革命學生為敵、以帝國主義為友的醜惡嘴臉。
由於張作霖的鎮壓措施，全國“獨奉省當局嚴加取締，並添派軍警監視，各校學生行動不得自由”，“奉省的抗日運動終於熄滅”。對此，日本關東廳長官林權助表示感謝。這些只是張作霖親日的部分表現。在張作霖主政的前期，他同日本也有矛盾，但相互勾結是主要的。當然，隨著張作霖的羽翼逐漸豐滿，勢力逐漸擴大，他同日本的矛盾也就逐漸激化了，以致一發不可收拾。這乃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