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內地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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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內地轉移
1934年末，劉瀚調往張家口電報局工作。臨行之前，劉瀚到北平家中與父母及夫人馮慕勤商量子女安排和家庭生活的問題。夫人認為次子、三子、幼女正在上學，如果隨同劉瀚到處流動，怕是對子女教育不利，那麼不如大人多辛苦艱難一點，讓孩子們有一個好的學習環境。所以夫人主張，還是劉瀚一個人先去張家口工作，好在與北平相距不算遠。劉瀚覺得夫人是識大體的人，就同意了夫人的想法。劉瀚想，如果自己去福建，參加了十九路軍的無線電工作，那不同樣也是不能攜眷嗎?等看看時局發展有什麼變化再說。夫人又補充說，日本人在哈爾濱要抓你，現在北平的日本軍人、特務幾乎都在公開活動，你在張家口或許比北平更安全。
劉瀚在張家口電報局住在職工宿舍，吃夥飯，生活上沒有誰給以特別的照顧。更重要的是劉瀚這幾年的不順，造成心情壓抑，思想苦悶，漸漸地身體狀況不如以前了。劉瀚常常感到胸悶氣短，不時需要長出氣，才能排除內心的瘀積。後來劉瀚發覺自己虛胖無力，脈博不勻。晚上回憶往事，常常失眠，第二天更沒有精神。劉瀚抑鬱寡言，只是默默地工作著。
1935年，劉瀚又被調往歸綏(今呼和浩特)電報局。其實，劉瀚也知道，電報局也和別的系統一樣，與局長、上司關係好的，可以調到好的電報局工作，沒有什麼關係的或關係不親密的，往往越調越偏僻。劉瀚離北平又遠了一程。這一時期，劉瀚唯一解悶開心的事，就是“機上會晤”。所謂機上會晤，就是在無線電報收發機上同弟弟劉準互相“談話”。兩個人值機呼叫接通以後，劉瀚熟練地給劉準發出電碼“問話”，劉準也熟練地給劉瀚發來電碼“回話”或“問話”。這樣兩人一問一答，一來一往，如同“談話”，當時電報局的報務員業務純熟，用電碼“說話”，不必再翻成漢字，意義都會明瞭，業內稱“機上會晤”。“機上會晤”和今天的“網上聊天”在根本上是相同的。可以說劉瀚與劉準當年的“機上會晤”是今天“網上聊天”的早期形式，今天的“網上聊天”是那時“機上會晤”的現代發展。兄弟二人在“機上會晤”時，彼此經常通報情況，訴說心情。劉準知道哥哥身體狀態每況愈下，非常擔心，就勸哥哥把嫂嫂接來，也好服侍照料，但是劉瀚想到子女的教育乃大事，依舊自己忍耐克服。
1936年，劉瀚父親劉承澤(衡甫)病逝。家中擔心劉瀚、劉準的安全，沒有及時通告他們。喪事由親友樊麗泉、張琢如等協商借貸700元代辦。借據以東椿樹衚衕的房產為抵押，一年為期，屆時還不上貸款，便要以房子充抵。將屆一年的時候，還款無著落，緊急中，由劉瀚三叔劉承恩把劉準多年積蓄存在他那裡的錢，拿出抵債，才儲存下東椿樹衚衕的房產。劉準遵照“儉省莫求人，知足常樂”的家訓，使劉家度過了這場危機(劉準任東勝交通部電臺臺長月薪一百七八十元)。劉瀚後來得知情況，非常感謝弟弟的慷慨。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日寇大舉侵華，抗日戰爭開始。劉瀚感到中華民族的苦難更加深重了，籠罩在劉瀚心頭的陰影更黑更濃了。北平這座三朝古都又被投入戰火之中，故宮、頤和園、天壇、北海、景山……面臨著圓明園的命運；等待老百姓的是遭燒殺搶掠的鐵蹄**……劉瀚不敢往下想。劉瀚仰天長嘆，切齒痛恨日本帝國主義這個野蠻禽獸，更讓他擔心的是妻兒子女的安全。這些日子，他吃不下，睡不好，整天沉浸在焦慮之中。劉瀚恨不得飛回北平，把家接到歸綏。不久，北平方面來信了，家書抵萬金，劉瀚立刻拆開，正是夫人馮慕勤的來信。信中說“七七”事變那些日子，北平亂作一團，日軍人城後市面上車馬行人稀少，武裝的鬼子兵在街上巡邏。家中的大人孩子都還平安。但是，讓人心驚膽顫的是，連續兩回有日本人到東椿樹衚衕劉瀚家中尋找劉瀚(日本人對劉瀚仇恨之深已可想見)。信中說劉瀚若在北京，那就危險了!事實上，劉瀚此時已經處於祖國山河破碎，個人有家難回的境地。
1937年7月，平津陷落之後，日寇沿各鐵路線路瘋狂進攻，當時的平包線自然也不例外，張家口、歸綏、包頭都岌岌可危。在歸綏淪陷之前，電報局的一些人不甘當亡國奴，包括劉瀚在內的十幾個人商議撤離歸綏去西安。他們先到包頭，然後渡過黃河，經伊克昭盟的東勝南下。動身前，劉準已在“機上會晤”中得知哥哥的決定，就天天盼著親人見面。聽說他們一行步行快到東勝時，劉準出城北門外很遠去迎接。劉瀚、劉準兄弟相見，立刻互相抱在一起痛哭失聲，周圍的人無不為之感動。這哭聲這眼淚，包含著多少國破家亡的感慨，多少兄弟分離的思念，多少人生道路的坎坷。稍稍鎮靜以後，劉準把歸綏來的十幾位同仁，一起帶到他事先向縣裡暫借的兩大間空房之中，姑且安頓下來。他們都自帶乾糧，在縣府的廚房做點飯，解決飢渴。劉瀚則由劉準安排兄弟二人單獨用餐。劉準看著大哥拖著帶病之軀，顛沛流離，十分心疼。聽說過了黃河之後，中途遇到行搶的散兵遊勇，把大哥身上僅有的一點路費也給劫去，生活陷於飢渴不保之中，劉準十分悲憫。當聽說日本人到東椿樹衚衕搜捕大哥時，劉準對日寇恨得咬牙切齒。休息幾天之後，傳聞日寇行將越過黃河南侵，伊克昭盟難保，風聲日緊。劉準向南京交通部請示，把東勝交通部的無線電臺南撤。經交通部核准，東勝無線電臺拆卸電機，僱了兩輛牛車，拉著機器和同仁的行李迤邐南行。歸綏來的十幾人和劉瀚也都合在一起同行。人群裡沒有人熟悉道路，車和人走的都是沙丘起伏的地帶，極其荒涼，有時走上一天也見不著人跡，更不用說見到村莊了。
這段路上，劉瀚得到劉準的照料。同行的人中，劉瀚年紀最大，而且是久病初愈的人，所以劉準往往把大哥扶上狹窄的牛車廂鬥中。廂鬥雖然只能勉強容下劉瀚，但對於受疲憊跋涉折磨的劉瀚來說，這已經是最高等級的待遇了。牛車在沙丘裡緩緩爬行，十分吃力，劉瀚在車斗中長坐同樣也是遭罪。劉瀚下了牛車隨大家一塊行走。走著走著，劉瀚發現每每走到沙丘的頂端時，如果順沙坡往沙丘谷底滑行，可以省些力。劉瀚試著一滑，果然可以輕鬆地滑到沙丘谷底，不用費力，就走了挺長的路程。同行的人紛紛效仿，效果確實不錯。人們既省了些力氣又在滑沙坡中得到些樂趣，幾天來一路沉悶的氣氛有所打破，偶爾還發出了笑聲。大家路不熟，偶爾遇著從歸綏、包頭等地撤退下來的國民黨兵，有時斷斷續續，有時絡繹不絕，結果在行人稀少的路上還算幫助劉瀚等一行人壯了膽子。不過他們還是走了不少彎路，由東勝走了六七天才到陝西北部的榆林。由劉準同榆林電報局聯絡，大家在電報局宿合美美地歇了一夜，這已是很長時間沒有體驗過的享受了。
從“七七”事變以來，因戰事的關係，榆林電報局的電信業務畸形地繁忙，人手不夠用。藉此機會，榆林電報局局長向省局層層請示，結果把劉準等幾個青壯年的報務人員留在了榆林工作。這個變化是當初沒有預料到的，但上峰業已決定，只好如此。包括劉瀚在內的其餘人員在榆林又休息了幾天，終於要上路南下去西安了。出發前的那天晚上，劉瀚、劉準一夜交談，幾乎沒有怎麼睡覺，劉準給劉瀚七八十元錢作為路費。此外，劉準打聽清楚，榆林到西安行程千餘里，而且路途崎嶇，沒有行駛的汽車，所以劉準在當地給劉瀚買了一條毛驢，讓大哥騎上。劉準說，路上有這牲口馱著，可以歇歇腳，到了西安，再把驢賣了，錢可以補助生活。劉準請劉瀚和歸綏電報局局長馮某(非電信專業人員)一起在飯店吃頓飯，把盞給大哥餞行，千叮嚀萬囑咐，請大哥一定要保重。劉準送了劉瀚一程，哥倆灑淚而別。直到望不見劉瀚的身影了，劉準才返回榆林電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