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老生雜談】我理想中的辛亥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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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老生雜談】我理想中的辛亥大片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2012年就是中華民國成立一百週年。最近有些機構加緊籌備或製作這方面的選題，有圖書有電影有電視劇，可以期待屆時會有一批有價值的作品湧現。
因為職業關係，我最近應邀閱讀了一些這方面的稿，或應邀參加一些相關選題的研討會，深受啟發，也有一些不同看法，覺得有提出來討論的必要。
我當然贊成歷史題材影視劇“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創作原則，創作者在充分把握歷史脈絡的前提下，應該擁有比較充分的施展餘地，比如最近播放的《蒼穹之昴》，其實就是在大的歷史框架下表達作者對這一段歷史的理解，以具體的日常生活去解讀那個時代，重新塑造一批栩栩如生的歷史人物，重新建構人們對那段歷史的想象。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有關辛亥革命的大片，當然也不必拘泥於歷史事實本身，不應該束縛創作者的手腳，作者在不違背大的歷史框架前提下，重構辛亥革命敘事模式，不僅必要，而且必需。
從我現在已經看到的一些未完成的作品看，創作者對辛亥革命發生的原因與背景還不是很清楚，有的作品從戊戌六君子寫起，有的作品從保路運動開始，五花八門，不一而足。其實，辛亥革命的發生必須從甲午戰爭說起，沒有甲午戰爭的失敗，就沒有辦法證明先前三十年洋務運動是一場跛足的現代化運動，也就沒有孫中山的覺醒，沒有中國革命。我理想中的辛亥革命大片，就應該寫出孫中山等民主主義先行者不畏艱難前赴後繼的精神，寫出他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鬥爭氣勢和愈挫愈奮的勇氣。
當然，辛亥革命從革命黨人發動的一連串武裝起義最後演化為全民族的覺醒全民族的抗爭，因此還必須描寫和兼顧其他方面的人群，比如與孫中山差不多同時興起的改良主義運動，他們的中堅無疑是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稍後有各地的立憲黨人和他們發起的立憲運動，有各地的新軍，特別是袁世凱、張之洞兩人一南一北所統帥的新式軍隊，這些軍隊原本是大清王朝統治的基石，最後卻成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至於各地民眾自發或不自發的抗爭，也是清朝統治根基瓦解的一個原因，也很值得描寫歌頌。
至於辛亥革命的下限，有的創作者將之定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這當然不能有什麼問題，但總顯得有點不是那麼完整。如果不說南北和談，不說孫中山南方革命黨人向北方的袁世凱移交權力，辛亥革命就會不那麼完整。南北和談並達成一致，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正是透過這次和談，不僅終結了中國五千年的帝制，而且中國人的相互容忍相互妥協，使中國避免了一次法國大革命式的戰爭，避免了一次大規模的血腥屠殺。這是我們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不願說的，其實這可是當年國際社會對中國人的最大期待，也是最合乎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舉措。不論是清廷宣佈退位，還是孫中山宣佈讓權，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歷史事件，是中國歷史上可以與三代禪讓相媲美的偉大事件。
影視作品當然離不開人物刻畫和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一個好的歷史題材影視作品肯定會在人物形象重塑上有亮點有色彩。就辛亥革命這段歷史說，由於在過去一百年間，附加在這段歷史上的意識形態色彩太過濃厚，因此許多人們耳熟能詳的歷史人物，可能並不是歷史真實，這就給創作者提供了發揮的空間。
比如攝政王載灃。許多學作品的描寫者都將這個人物寫得非常不堪，這其實太單調太平面。載灃固然不是雄才大略的攝政王監國，沒有辦法與清初攝政王多爾袞相比，但慈禧太后之所以選擇載灃，絕不是選擇他的無能、粗魯和傳統描寫中所說的短視與自私。只要仔細研究載灃的相關資料，我們就會發現載灃在過去一些學故事中的形象是一種妖魔化的結果。這種妖魔化，是辛亥後的必然，是要為歷史找出責任的承擔者。一個王朝的消逝不能沒有原因，因此找到了這個倒黴的攝政王載灃。真實的載灃是晚清王爺中第一個走向世界見過世面的人，具有一定的國際視野，對於晚清的政治民主化即立憲運動並不敵視，如果不是他對立憲呼聲給予善意回應和良性互動，那麼後來的事情還真的很難說。
至於與攝政王載灃一起擔負起監國重任的還有隆裕皇太后，許多的學藝術作品在對這個形象的理解上，也有著很深的誤會和平面化的理解。隆裕皇太后或許沒有慈禧太后那樣豐沛的政治資源和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之所以將大清王朝交給她，也自然有其道理和依據。如果我們仔細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資料，就不難看出她並不是傳統理解中的婦道人家。只要看一看她在1913年不幸去世後全世界特別是國內各界的普遍反響，就知道她是怎樣一個人，對中國作了怎樣的貢獻。簡單地說，如果不是她的態度與決斷，南北之間不可能走上談判桌，魚死網破孤注一擲，大概是一種概率比較高的可能。
在清末民初歷史舞臺上，最有聲有色的無疑首推袁世凱。只是由於袁世凱在生命最後歲月中的一念之差，使他在歷史上的形象發生根本逆轉，他的一生差不多都被否定，似乎毫無可取之處。其實，袁世凱如果真的像傳說中那樣陰謀、狡詐，是曹操式的奸雄，那麼我們就很難理解清末民初國際國內“非袁莫屬”的共識和普遍呼聲，無法理解孫中山何以心悅誠服地推戴袁世凱，並欣然移交權力。過去說袁世凱是“竊國大盜”，顯然違背了歷史真實，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宣傳。所以現在真的應該重新考慮怎樣重塑袁世凱的形象，既要看到袁世凱思想手腕中舊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像孫中山所說的那樣，具有相當的新思想，他既是維新運動的積極參加者，更是清末新政的主持者之一，他是北洋的靈魂，是清末民初中國政治舞臺上的新星和希望。如果我們固守舊有觀點看待袁世凱，清末民初的許多事情都不好理解，不要說他不可能被清廷被慈禧太后瞧得上，就是南方革命黨人，國際社會也不會對他有什麼好感，更不要說指望他再度出山收拾舊河山了。
至於辛亥革命時期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如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也應該在形象塑造上好好琢磨，寫出個性，寫出光彩，寫出人性的光輝，也要寫出一個個有血有肉的生命，而不是高大全。不要臉譜，而要生活，要真性情。要像看待自己的同事那樣看待這些人物，不要為尊者諱，更不要虧待先人，延續他們之間的仇恨和對立。
當然，要想重新詮釋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重構辛亥革命敘事模式，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比較中立比較科學的歷史觀價值觀，儘量吸收學術界的新成果，儘量對辛亥以來幾十年中對歷史人物的妖魔化有一個“去魔化”的功夫，以日常情理的平常心去觀察去描寫那些歷史人物，就會得出不一樣甚至很不一樣的觀感。一部歷史劇，如果沒有不一樣，或形態稍新的歷史觀，要想成功，估計會非常困難。
一百年過去了，我們真誠期待能夠有一部或幾部接近於歷史真實而又具有藝術價值的歷史劇出現，以反映和記錄辛亥那個偉大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