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再給歷史把個脈】近代中日交涉：時機、教訓及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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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再給歷史把個脈】近代中日交涉：時機、教訓及彌補
中日關係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更是亞洲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日合作，亞洲團結、穩定，世界就安寧；中日衝突，亞洲動盪，世界也不得安寧。這是過去近兩百年曆史已經證明了的事實。
相互不信任緣起
如果從歷史淵源說，中日是東亞最重要的鄰居，有著上千年的交往史。在漫長的歲月中，日本是中國明的學生，而且是最好的學生。中國古典明許多重要內容得以儲存，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像日本這樣的好學生。禮失求諸野。古老的中國應該慶幸。
到了近代，隨著工業革命的發生，世界市場逐步一體化，中日兩國都面臨著西方的挑戰。中國在經歷了漫長的猶豫之後以自己的方式迴應西方，從剿夷到撫夷，再到學習西方。中國在這個過程中至少耽擱了兩百年，中國原本應該坦然面對西方，迴應西方，追上西方，從農業明轉向工業明，或者在農業明的基礎上增加工業明的成分，從傳統走向現代。然而，中國並沒有這樣做。
中國沒有及時迴應西方的挑戰，或許與自己古老的傳統有關，豐厚的化積澱使中國很難在短時間認同西方。但是，與中國的情形很不一樣，日本在過去千年畢竟只是中國明的學生，他們從中國明中學的確實不少了，但他們畢竟不是中國，不是老師，還是學生。所以，面對西方的挑戰，日本以另外一種方式迴應，轉身向西，脫亞入歐，發誓在遠東建設一個“西方式”國家。應該承認，經過幾十年努力，日本做到了，從1867年算起，至1900年義和團戰爭，日本就成為世界大國俱樂部一個重要成員；而此時的中國，卻淪為被大國俱樂部處分的物件。
日本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發生跨越式的發展，除了日本轉身向西，與世界一流大國同舟共濟、坦誠交往、認同世界主流價值“通大道”外，還應該承認日本最好地繼承了中國明中的智慧。在過往歲月中，日本對中國明進行認真研究，對中國也進行了周密考察，尤其是對中國人並不屑的智慧比如《孫子兵法》，比如三國智慧，比如權謀，比如詐術等，中國人只是一般性地說說，並不信以為真，中國遵循孔子的教導，君子坦蕩蕩，不屑於陰謀，不屑於詭計，更不屑於詐術。日本則不然，或許是因為島國生存的特殊憂患意識，日本對這些東西吃得很透，深入骨髓。
中國在過往很長曆史階段中是以王道主義立場看待世界，看待周邊。中國信奉儒家明“以夏化夷”，用王道主義主流價值觀影響周邊，用明軟實力使四方來朝，明的疆域和政治的疆域都在這個過程中擴充，因而在過去的兩千年，中國人不再屑於玩弄雕蟲小技，不屑於陰謀，不屑於權謀。這是中國在兩千年不斷擴充不斷強大的原因，也是中國在近代面對西方很難轉型，面對外敵屢屢顯得笨拙，顯得有點像宋襄公。
應該坦然承認，在資本主義發展早期，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世界就是嚴復所認識的那樣，是個弱肉強食的叢林狀態。要想在這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中活下去，就要尋求富強，就要既通人類明的大道，知道人類明的方向和未來，也要知道叢林法則，知道小計，知道中國明儒家精神向來不屑的法術勢，知道陰謀、詐術，知道借勢發力。
對於這些，應該承認，中國明的學生日本做得比老師好。
老師與學生
既通大道，又精小計。這是日本在近代成功的關鍵。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我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日本總是在拿中國做試驗，用中國智慧對付中國，尤其是在每次重大交涉時間點的選擇上，日本絕對不是聽之任之隨波逐流，總是牢牢把握主動權，甚至不惜以小計刁難、發難。
中日近代交涉第一次出故障，應該是1876年的《江華條約》。
朝鮮是中國的番邦，與中國的宗藩關係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了。自從中國不得不踏上學習西方的路之後，資本一直有撬開朝鮮大門，打入東北亞的衝動。怎樣引領番邦開啟國門，走上世界，對於中國來說，確實是個問題。當美國資本準備進入時，中國確實不願幫忙，也是事實。但是，相信中國一旦完成自己內部整合，一定會對包括朝鮮在內的諸多番邦有一統一規劃。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日本利用清政府洋務新政無暇他顧，在外交上選擇孤立主義的時候，曲解清政府宣佈的“番國自主”原則，像美國對付日本那樣，利用一次簡單的事件，軟硬兼施簽訂《江華條約》，與朝鮮構建了另外一種關係，挑戰中國在東亞的盟主地位。必須承認，日本在這一次交涉中乾得很棒，中朝宗藩關係因日本攪局面臨轉型。
中國擁有第一流人才和智慧，日本的挑戰使中國人看到先前宗藩關係不可持續。中國的進步與發展不能單兵突破，中國必須考慮周邊那麼多番邦的利益，這些番邦數百年來追隨中國，尋求保護，但西方挑戰東方，傳統向近代轉型時，中國一定要盡最大力量與這些番邦攜手共進。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在東北亞抵禦日本，以及俄國利用地緣優勢對中國的蠶食，對東北亞的覬覦。
此後，李鴻章那一代中國外交家為建構一個穩固的東北亞環境，下力氣將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引進朝鮮，用“大國均勢”抵消日本因《江華條約》發展起來的日朝特殊關係，防止日本對朝鮮的獨佔，這一方面維護了中國作為宗主國的尊嚴、面子，對周邊其他番邦的示範作用；另一方面也比較有效遏制了日本的野心，維持東北亞和平。如果說晚清幾十年對朝政策存在巨大失誤的話，必須承認這個時間段的“大國均勢”構想及其實踐，是最合理的一個階段。
1882年5月22日，在中國幫助下，《美朝通商修好條約》簽字。引美入朝是一個共贏的方案，如果說有誰受到一點損失的話，只是日本再也無法利用地緣優勢獨佔朝鮮。
此後不到兩個月，朝鮮分別與英國、法國、德國、俄國、義大利簽訂相同條約，一個全新的“大國均勢”基本成型，日本對朝鮮的獨佔完全破局。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主管朝鮮事務的北洋大臣李鴻章丁憂回籍守孝。日本人在朝鮮策劃了一場兵變，殺害主導構建大國均勢的朝鮮實際領導人閔妃，使剛剛成型的東北亞大國均勢破局。而恰恰在李鴻章不在的時候，李鴻章的繼任者張樹聲、老部下馬建忠無法充分理解“大國均勢”的意義，不知怎樣在朝鮮半島與日本人鬥智鬥勇。馬建忠識破了日本人的陰謀，看到了日本人的目的，但馬建忠作出一個非常錯誤的決斷，竟然以上國身份綁架了大院君。大院君確實罪大惡極，但他畢竟是朝鮮國王的生父。馬建忠的做法挽回了中國對朝鮮的控制權，但從此後，李鴻章苦心經營的大國均勢不復存在，群雄逐鹿東北亞變成了中日對峙。
一千年的師生關係至此移位，由此註定12年後的甲午戰爭。
日本的小計
日本在李鴻章丁憂這個準確時間點達到了一個準確目標。日本這個中國明的學生確實經此一變改變了與中國的關係。中國從此對日既沒有信任感，也沒有什麼需要謙卑的東西。無論日本在明治維新時代獲得怎樣的進步，在中國人的眼裡都算不上什麼成績。中日關係從此踏上一條充滿風險的路，中日遲早回發生問題，是那個時代許多人的看法。
兩年後，1884年，中國因越南問題陷入南部邊陲不得脫身，在戰場上贏得了法國，但卻不得不放棄越南。中國之所以作出這樣的選擇有各種原因，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距離北京更近的朝鮮又出了問題。
這年12月，日本策劃發動政變，其目的就是利用中國正在南部陷入戰爭而脫離中國，走上獨立。構建現代民族國家當然是這次政變的幌子，其真實目的讓朝鮮投向日本，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
為了化解這場衝突，李鴻章與伊藤博於1884年在天津進行了一次會談。這次會談從根本上改變了朝鮮發展方向。作為中國的番邦一變而成為中日共管。這為十年後的甲午戰爭埋下了種子。
1888年，慈禧太后讓小皇帝光緒即位，經過幾年傳幫帶，慈禧太后定於六十歲時徹底退休，頤養天年，讓光緒帝親政。
慈禧太后在過去三十多年是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她的退休關乎國家榮譽和一個時代的結束。慈禧太后或許並不想大事張揚，但從國家、朝廷立場上，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壽就是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因此進入1894年，就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壽年”，中國所有的事情都必將圍繞在這件事情轉。
然而，就在這樣的時間點，日本利用朝鮮內部出現的小問題大事發難，清政府為了榮譽為了內部穩定，情報、決策、兵力佈局排程、後勤保障，甚至國際溝通等，一律跟不上。中國既不能為了對付日本宣佈中止、暫停慈禧太后六十大壽慶典，那樣的話，中國必內亂。中國就在那種極為艱難的條件下左右應對，日本卻利用了這個機會猛攻狠打。戰爭的結局從開始就已註定。
甲午戰爭是中國歷史的根本轉折。這個轉折從根本上打亂了中國發展的步伐，中國原本可能在洋務新政基礎上往前走，在解決了物質的、器械的完美之後一步一步踏上一條君憲主義道路，中國不可能不改變，但中國最不應該的是因外部刺激而改變。中國從此踏上一條激進主義道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在經歷了“二次革命”之後，國內嚴重分裂，在參戰還是不參戰問題上爭論不休。就在這個混亂時期，日本義無反顧宣佈參戰。但它並沒有立即出兵歐洲，而是發兵中國，搶佔山東，從德國人手裡奪取全部權益。這件事是現代中國的巨大轉折，此後的外交失敗、五四運動均與此關聯。當然，日本發兵山東值得我們今天檢討的方面很多，中國無論如何不應該總是讓內爭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這可能是中國在建構現代國家時最值得注意的。
第二年（1915年），日本為了讓中國政府確認其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全部權益，利用袁世凱萌發的帝制野心，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這是中日撕破臉皮的開始。“二十一條”的關鍵不在山東，而是日本對滿洲、蒙古權益的訴求。此時的中國，內政分裂，根本無法尋求共識，無法凝聚共同抵抗的力量。
經過十幾年的混亂、重組，蔣介石在1928年大致統一了關內。然而就在這個時間點，日本策劃皇姑屯事件，炸死張作霖，其目的眾說紛紜。但從大歷史觀察，對中國的影響非常清晰，此後幾十年中日之間的恩怨情仇，都可以在這個重大事變中尋找到影子，中日交惡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而結束。
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日本總是能巧妙利用時間點實現自己的目標。這些時間點或是中國發展關鍵期，或是中國困難時，或是中國格外重視的節點。從國家立場上說，日本的這些做法對中國有極大傷害，也非君子所當為。但是從歷史教訓說，中國也應矯正自己的政治日程，不能以內政壓外交，內政、外交應該建立一種良性聯動，而不是惡性互動。不能將自己的軟肋總是暴露在外，不能給對手留下可攻擊的目標，更不能用黨派的紛爭、政見分歧為重，甚至利用外交危機實現黨爭的目的。
在外交上，中國在坦蕩蕩的同時，也應該適度注意“小計”，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這或許應該引起中國人的警惕，不要再以“倭人”視日本，更不能以阿q心態蔑稱“小日本”。日本是“大和民族”，是亞洲的偉大國家，是中國無法搬走的鄰居，中日必須友好。中日之間只有重建正常國家關係，亞洲和平與穩定方才可期，中國重建輝煌方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