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遠去的“政治名人”】康有為統籌全域性頂層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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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遠去的“政治名人”】康有為統籌全域性頂層設計
常言道，太陽底下沒有多少新鮮事。假如我們暫時放開“線性進化論”的影響，暫時迴避一下革命、改良、人民、共和國、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等時尚話語，我們就很容易發現，所謂歷史，並不是今人一定比古人聰明、幸福。很可能的情形是，大家每天都在重複著過去的故事。
1898年1月29日為舊曆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八，總理衙門及各部恢復了正常的工作秩序。這一天，康有為將利用春節長假寫出來的《請大誓臣工開制度局革舊圖新以存國祚折》，透過總理衙門報送給朝廷。這份件，後來又定名為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或《應詔統籌全域性折》。
《應詔統籌全域性折》是康有為戊戌年間留下的重要件，是康有為關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計、頂層設計。
在這份件中，康有為從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引證波蘭、埃及、土耳其、緬甸等國墨守成規，不思變革，最終導致亡國或被瓜分的慘痛教訓，以為國際社會正處在一個新的組合分化過程中，中國應該把握這一機遇，儘快將中國改造成一個近代國家，成為國際主流社會中的一員。康有為強調，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中國只有徹底棄舊圖新，才能擺脫被動的外交局面；中國只有從內部發生真正的變化，才能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與平等。總之，中國只要在國內政治上有辦法，外交上就有辦法；而國內政治的唯一辦法，就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是仿行西方近代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造中國自古以來幾百年乃至數千年不變的政治體制，使中國轉變成與現代西方國家比較一致的正常國家，這樣在國際社會就可享有平等的待遇。
康有為在這份奏摺中沒有過多地論述中國應該進行變法改革的理由，因為中國不變則亡的道理在當時似乎已是朝野各界共識。所以康有為在這份奏摺中的思考重點是中國應該怎樣去變，即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究竟應該怎樣開始和進行。
根據康有為的看法，中國的政治改革只能仿行日本與俄國，因為中國國情與日本、俄國進行改革前的情況比較相似，日俄兩國透過政治改革極大地動員了國內各方面力量，從而促使兩國經濟、社會乃至軍事力量等都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他們的成功為中國樹立了很好的典範，中國應該仿照日俄兩國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維新所走過的道路、所採取的措施。而日本明治維新中最重要的舉措實際上只有三點：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國是，在政府高層內部形成必須進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識；二是廣開言路和徵求人才的通道，願天下所有英才為我所用；三是開制度局而定憲法，以憲法去約束人的活動，從而使日本一躍成為近代民族國家。
基於日本的經驗，康有為向清政府最高決策層鄭重建議做好三件事，便可保證變法維新的政治改革獲得成功：
第一，建議皇上在天壇或太廟或乾清門舉行一次鄭重其事的幹部大會，大誓群臣，詔定國是，宣佈變法維新正式開始，堅定群臣革舊維新的信心與信念，宣佈廣採天下輿論，廣取萬國良法，重建中國全新的政治體制。
第二，建議朝廷在午門設立待詔所，委派兩名御史專司此事，允許上下臣工、草民百姓儘自己所知上書言事，對國家的政治發展、經濟建設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議。所有上書不得如舊體制由堂官代遞，以免阻撓。換用今天的話說，不得截訪，不得扣押人民來信，要容忍最嚴厲最尖銳的批評。凡上書中有可取之處者，可由皇帝或其他相關部門的主管予以召見，量才錄用，人盡其能。
第三，康有為建議朝廷開制度局於宮中，歸皇上直接領導，不從屬於任何既有權力部門，徵天下通才二十人参與其事，統籌全域性，下設法律、稅計、學校、農商、工務、礦政、鐵路、郵政、造幣、遊歷、社會以及武備等十二個分支機構，將一切政事制度從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體制，重建新的政治體制及與之相適應的各項制度章程。
至於中央以下各級行政機構的改革及經濟、化等方面的變動，康有為也在這份奏摺中提出一些設想，大致不外乎本著政情上通下達、棄舊圖新的原則。
統觀康有為《統籌全域性折》，其核心是設立專責制度建設的制度局，換算成今天的語言，大約可定名為“國家改革設計委員會”。康有為或許是因為當時對政治變革反對的勢力太大，或許是接受了某些人的善意忠告，康有為在這份《上清帝第六書》中暫時放棄了先前《上清帝第五書》中提出的開國會、定憲法等比較激進的政治主張，不讓反對者覺得有顛覆既成體制的嫌疑，改為設立制度局這一具有明顯漸進色彩的主張，而且在權力歸屬上，康有為刻意強調皇上的絕對領導，這樣或許可以避免許多不必要的爭執，便於新政推行。
設立統籌全域性的制度局是康有為1898年維新變法思想體系中的重要一環，也是康有為政治思想最積極的遺產。康有為認為制度局是變法維新能否成功的關鍵之所在，沒有統籌全域性的規劃機構，繼續讓權力部門自己改革自己，縮小權力，無疑是與虎謀皮。康有為暫時放棄開國會、定憲法等貌似極端的政治主張，但依然傾向於建立獨立的改革設計、規劃的專責機構。這是康有為1898年政治活動的軸心，也是他後來失敗的一個關鍵點，因為他的政治反對者依然從這些建議中讀出了康有為的用心。
康有為提出統籌全域性建議後一個月，又於2月28日代宋伯魯御史擬定《請設議政處折》中，再次強調設立專門議政機構的重要性，為制度局的創立提供輿論支援。此後，康有為還多次上書催促清廷儘快開設制度局，特別強調皇上不欲變法自強則已，若欲變法，而下手之端，非開制度局不可。在康有為看來，制度局猶如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輪船導航儀，有了它可以克服驚濤駭浪、千難萬險，順利地抵達目的地；反之，則結果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