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遠去的“政治名人”】楊度為什麼不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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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遠去的“政治名人”】楊度為什麼不懺悔
楊度（1875—1931）原名承瓚，字皙子，後改名度，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人。他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奇特的政治家，失後投身截然對立的正治派別，在袁世凱稱帝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底氣何來
楊度是洪憲帝制的策劃師，更是籌安會的組織者和靈魂人物，然而當洪憲帝制遭到國內外反對，袁世凱宣佈廢止帝制、重回民國時，楊度於1916年5月1日向《京津泰晤士報》記者發表了一個“詞意堅決”的談話。大意如下：政治上的帝制運動雖然失敗了，但我楊某的政治主張絕無變更。兄弟我仍是徹頭徹尾主張“君憲救國”的一個人，一個字不能增，一個字不能減。大約十年前在日本，孫中山、黃興主張共和，兄弟就發表章表示反對，以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藥石，人民諱疾忌醫，實為國家之大不幸。中國的未來，除了君主立憲外，別無解紛醫亂之方。
說到這次洪憲帝制，楊度並不推卸自己的責任。他表示：國體問題這兩年鬧得紛紛攘攘，我楊某確實應該負有主要的責任，既不諉過於人，亦不逃罪於遠方。有報紙說我楊某已經畏罪逃亡，你們親眼看到我跑了嗎？兄弟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後，必將前往法庭躬受審判。當然，退一步說，政見不同，亦是共和國民應有的基本權利。
根據記者的觀察，楊度在接受訪談時，態度安閒，並沒有當時報界紛傳畏罪出逃的跡象。侃侃而談中，楊度並不對引起巨大政治動盪的帝制復辟事件有絲毫悔意，並不認為由此引發的戰爭，他應該負有多大責任。
又過了一個月，袁世凱病逝，楊度在輓聯中對洪憲帝制及其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說得更明白：
共和誤民國，民國誤共和。百世之後，再平是獄；
君憲負明公，明公負君憲。九泉之下，三復斯言。
如果仔細體會這幅輓聯，我們很容易感覺到，楊度一點不認為自己有錯，他甚至在強硬迴應各界指責——他楊度的君憲救國主張沒有錯，如果一定要說有錯的話，就是這個主張沒有得到完整準確地貫徹執行。
那麼，楊度的底氣是從哪兒來的呢？
君憲救國的理由
從歷史上說，楊度在武昌起義之前很長時間就是一個堅定的君憲主義者，在晚清預備立憲的整個過程中，楊度始終站在君憲主義立場上呼籲、推動並身體力行，有傳言說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的報告有幾份便是出自楊度的手筆。這件事的真實性雖說有待考究，但楊度是君憲主義者這個事實沒有一點問題。
楊度那一代中國人中的絕大多數確實相信君憲主義是解救中國的最佳方案，革命只有在朝廷不願改革的時候方才有倒逼的功能，只要朝廷願意改革，就應該支援其重構君主立憲的政治架構，阻止革命發生。我們沒有辦法評估革命與改良誰對誰錯，但事實確實如此——當清廷1906年宣佈預備立憲後，革命立即陷入低谷，大批革命黨人在朝廷感召下紛紛放棄革命，迴歸主流，參與君憲主義的政治變革。
武昌起義、灤州兵諫迫使清廷改“皇族內閣”為真正意義上的內閣，但在怎樣重構國會問題上，清廷中的強硬派和南方獨立各省爭論不休。就在這個非常微妙的時刻，楊度與汪精衛共組“國事共濟會”，以第三者立場調停南北，力主將君憲還是共和的問題提交給“臨時國民會議”去討論。楊度此時似乎並不排斥共和作為一個政治選項，只是這個選項因為南北僵持，正式國會無法成立，一直沒找到出路。
國事共濟會很快結束了，中華民國很快建立起來。在中華民國的政治架構下，楊度最初並沒有感到有什麼不合適，然而到了1915年，一戰爆發，日本宣佈參戰且出兵中國山東，攫取了德國人在山東的全部權益，並以此逼著中國政府簽字畫押給予認可。更令中國人吃驚的是，日本人的要求遠遠超出德國人在山東的權益，其範圍擴大到了滿洲和蒙古。這就是被稱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二十一條》確實是中華民國遇到的最大外交困境。面對這樣的外交困境，正確的解決辦法應該是就事論事，不存在“由外交而內政”，也不可期待透過改變內部政治架構去應對外交危局。然而，楊度就在這個微妙的歷史時刻這樣想了，且這樣做了。
1915年5月25日，中日“二十一條”及換，由外交總長陸徵祥與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簽字並交換。就在這個歷史節點上，楊度發表了著名的長篇政論章《君憲救國論》，上篇詳述君憲救國的理由，中篇分析中華民國總統制的缺點，下篇批評清末的假立憲和民國成立後的民主立憲。經過一番複雜邏輯論證和事實陳述，楊度的結論是，中國如果不能就此廢共和，立君主，則“強國無望，富國無望，立憲無望”，中國終歸於亡國而後已。在楊度看來，以**之權行立憲之業，方才是中國未來的唯一出路。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方，楊度在這裡呼喚重立君主，重建君主立憲體制，大約與後來的新權威主義相彷彿，就是要以一種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推動政治進步。
學理離事實有多遠
如果僅從學理層面言，楊度的這些分析並不令人吃驚，因為民主共和畢竟在中國只有三四年時間，而且這三四年裡確實因為民主共和無法真正落實而帶來很多困擾——二次革命、外交危機、周邊分離主義危機，都在威脅著這個年輕的共和國。這個時候，不僅楊度有這種想法，其實按照許多人的分析，即便後來反對袁世凱帝制復辟最有力量的梁啟超，也並不認為中國的出路就在共和，只是他認為楊度和袁世凱選擇的時機不對。甚至在先前極端激進的革命陣營中，比如章太炎，也不認為袁世凱不可以稱帝，也不認為共和就是中國的唯一選項。章太炎在1913年面見袁世凱時就說過這樣的意思：袁公稱帝不是不可以，假如袁公能夠振作精神發奮為雄，出兵踏平蒙古，讓蒙古迴歸，那麼不是袁公願意還是不願意當皇帝，是人民期待袁公當皇帝。
很顯然，民主共和即便在法國那樣的國家都經過無數次反覆，那麼對於中國這樣具有悠久帝制傳統的國家，出現一次或者幾次反覆應該是一種很正常的情形。所以當時不僅中國人有這樣濃厚的帝制情結，即便來自民主共和國家的美國憲法專家古德諾也在他的一篇研究報告中認為最適宜中國目前情形的政治架構，還是君主立憲體制。
古德諾認為，民國建立以來之所以始終無法恢復秩序重建和平，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憲法對總統權力約束太大，使大總統徒有虛名，不能有所作為，因而導致政局不穩。而政局穩定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幾乎成了唯一訴求，中國必須建立一個強固的中央政府，然後才有可能去實施各項政策。
古德諾在1915年接受中國政府委託，就中國未來政治架構進行憲法學的研究，他的結論是，現在正在實行的共和體制並不合乎中國國情，立憲體制下的君主制其實比共和制更為優良。古德諾的這個結論為楊度的“君憲救國論”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力的旁證。此外，日本憲法學者有賀長雄也有類似論，都在證明君主制優於共和制。民國建立之後遇到了一次真正的體制威脅。
如果僅從學理層面而言，楊度以及古德諾、有賀長雄的研究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在最初階段袁世凱也不願冒妨礙學術自由的風險加以干涉。然而，楊度等人不知適可而止，他很快將這種尚在討論中的不成熟方案轉化為政治實踐。1915年8月14日，楊度串聯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及嚴復聯名發起“籌安會”，向全國各省軍民長官發出通電，呼籲就君主還是民主問題進行討論。實際上，此時的楊度和籌安會已不再只是研究學理了，而是深度介入了現實政治，並對袁世凱產生了嚴重誤導。袁世凱看了楊度的《君憲救國論》，以為很有深度，說到了點子上。及至古德諾、有賀長雄兩出，袁世凱更覺得共和病弊的根本解決只能是廢除共和，重建一個君主立憲體制，讓國家政治重回正軌。
袁世凱的理解或許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他的這個理解被利用了。他的大兒子袁克定可能太想當皇太子了，他的那些貼身幕僚、隨從們太懷念幾年前大清帝國的威風了。於是，緊接著的帝制活動演變成了一場鬧劇，梁士詒組織了各省國民請願團，參政院也在這場逆流中隨風而動，擅自決定以“國民代表大會”去決定國體，結果全國一窩蜂進行國體投票，全國“完全一致”同意改共和，立君憲，全體一致“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無比莊重的國體構建，就這樣兒戲一樣的完成了，而一輩子沉穩內斂的袁世凱竟然鬼迷心竅般地相信了這樣的擁戴。
鬧劇即將結束時，梁啟超登高一呼，震驚了全國志士仁人；蔡鍔雲南首舉義旗，宣佈了洪憲王朝的死亡。袁世凱急火攻心，一命嗚呼。楊度逍遙復逍遙，以為自己的理論探討沒有錯，錯就錯在袁世凱的實踐方案不對路。
楊度的堅持遭到各方面的抨擊，以為無恥。只是一百年後重新檢討這個事情，又不能不承認楊度的方案與袁世凱後來的方案之間確實存在著巨大差異。楊度自信他的學理研究沒有錯，這不是因為有美國憲法學專家古德諾和日本有賀長雄等人背書，也不是因為舉國狂歡認同了這個方案，而是他的方案是晚清以來中國人的艱難探索，是一項共識，所以楊度並不認為他的這個學理研討有什麼錯。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麼錯誤的話，那也是袁公和他身邊的那些幕僚們太沒有用，將一件好事給做砸了。
從歷史層面看，楊度的辯解不能說毫無道理。只是楊度忘記了，儘管袁世凱後來的方案與你楊度的最初方案有差異，但如果沒有你的最初方案，沒有你那如簧之舌肆意鼓吹，中國政治會向這個方向轉軌嗎？
一個學者的力量當然不會扭轉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方向，但是一個學者的思考如果從“私”的層面激活了領導人內心的焦慮，那麼這種思考就有可能轉化為政治實踐。在這種轉化過程中，政治家總是選擇有利於自己的一面，放棄或者無視那些必要的、充分的條件。所以，楊度後來不懺悔，古德諾也不認為自己有什麼錯，只有袁世凱還算誠實，表示責任終歸在自己，畢竟自己擁有最終選擇權。
洪憲帝制和籌安會已成往事，但楊度和籌安會給中國知識人的教訓是深刻的，知識人的學理探討即便與現實政治有關聯，然而畢竟不是一回事，兩者有著非常遙遠的距離。知識人適度矜持永遠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