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遠去的“政治名人”】恭親王奕的政治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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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遠去的“政治名人”】恭親王奕的政治遺言
1898年5月29日，清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日，夜幕降臨時分，位於內城什剎海西北角的恭王府內哭聲一片。恭王府的主人，也就是大清王朝首席軍機兼總理衙門領班大臣恭親王奕終於久病不治，撒手人寰，終年六十六歲。人們普遍相信，依照中國王朝政治政隨人亡的千年規律，隨著恭親王的逝世，中國政治必將發生某些變化。
恭親王奕為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為親王。三年後，年僅二十歲的奕充任軍機大臣，開始了他在清廷最高決策層的政治生涯。當1860年英法聯軍向北京進犯的時候，體弱多病的咸豐帝帶著妻妾親隨一溜煙地逃亡熱河，恭親王奕擔當起留守北京的重任，負責與聯軍議和。
奕先前與外國人接觸時，總是抱有蔑視態度，並摻和著仇恨與恐懼。當他與西方人的接觸越來越多時，他的態度發生重大改變，開始讚賞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敬業態度。他同意由英國人李泰國整頓重建中國海關，充分信任英國人赫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足以證明他對西方、對世界的看法已發生根本性轉變，所以有人送給他一個“鬼子六”的綽號。
英法聯軍導致的外交危機化解後，中外交涉事務日漸增多，清政府原有的“六部”架構已無法滿足這種需要。1861年初，清廷批准恭親王等人的建議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接管以往由禮部和理藩院分別執掌的對外事務。中國終於開啟通往世界的大門。在此後總理衙門存在的四十年中，奕擔任領班大臣達二十八年之久。
在恭親王主持朝政的那些年，他與漢族出身的大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等人在慈禧太后的支援下，修補內部政治秩序，調整對外戰略方針，基本放棄沿襲已久的宗藩朝貢體制，向西方學習，以屈辱的姿態韜光養晦，接受條約體制，致力於和平外交，為大清王朝的恢復與發展贏得了一個難得的外部環境。
和平的外部環境、穩定的國內秩序、相對開放的對外政策，當然有助於中國的發展，經過大約三十年的努力，中國在經濟上修復因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所遭到的破壞，綜合國力與軍事力量雖不能與老牌資本主義強國相比，但在亞洲的中心地位與大國氣勢畢竟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恢復，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至少在亞洲尚無其他國家可以取代大清國的地位，中國終於邁出步入“近代”的腳步。恭親王奕由此被譽為“中國第一次近代化運動”的倡導者和踐行者。
在中國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親王奕確實起到過重要作用，然而他在提倡中國向西方學習的同時，始終不認為中國在整體上落後於西方，始終相信中國自古相傳的政治體制在經過兩千年的不斷更新後，大有“歷史終結”的意味。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國不如西方只是暫時的和區域性的，一旦中國人學習、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學技術，中國必將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極。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奕的期待並沒有變成現實。1894年黃海一戰，舉全國三十年積累建立的北洋海軍頃刻瓦解。緊接著，馬關議和，割地賠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機。人們將矛頭對準恭親王領導的清政府，以為三十年洋務新政不過是一場“跛足”的近代化運動，中國並沒有利用財富增長的機會適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舊有的政治體制束縛了中國的發展，這也是甲午戰敗的根本原因。
洋務新政只變其末不變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認同，恭親王奕也期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改革，重建一個高效廉潔的政府。無奈清政府積弊太重，而且奕也真的老了，不論是體力上，還是精神意志上，他都沒有過去十幾年前的狀態，他在勉為其難地維持著殘局，只是希望大清王朝在他真正退出歷史舞臺之前不要再出什麼亂子。他甚至考慮過退休，但每當提起這件事情時，總是被各種各樣的原因所羈絆。
奕期待大清王朝不出亂子的願望僅僅維持了不到三年時間。1897年底，原本與中國關係還算友好的德國突然不宣而戰出兵強佔膠州灣，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因此再度高漲，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年輕一代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標，要求清政府取法俄日，以定國是，從根本上剷除舊制度的根基，建立君主立憲體制。
康有為的呼籲逐步贏得了社會各界的喝彩，光緒帝令奕認真研究這些建議。作為穩健的政治家，奕當然無法認同康有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張採納改變大清王朝固有政治體制的激進變革。
1898年1月11日，奕主持總理衙門例會討論光緒帝的指示。當朝帝師翁同龢竭力贊成光緒帝的看法，以為康有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康的那些建議儘管有某些不切實際的理想成分，但總的來說還是很有價值的，值得予以重視。至於派遣康有為出洋考察各國政治，既是皇上的主張，當然應該實行。而與康有為有過直接接觸的工部尚書許應騤則認為康有為人品低下，是不逞之徒，更是中國化的叛徒，因此他堅決反對派遣康有為出洋考察。雙方爭論不下，無法達成共識，於是奕建議由總理衙門大臣對康有為進行一次面試，然後再做決定。
根據恭親王的建議，總理衙門大臣於1月24日下午在西花廳召康有為問話，雙方就中國是否應該進行改革，以及怎樣改革等問題交換看法。所談情況於第二天由翁同龢向光緒帝作了報告，翁同龢繼續建議皇上儘快召見康有為，就中國改革與發展等問題直接徵求康的看法。
光緒帝有意接受翁同龢的建議，但奕以皇上召見康有為這個級別的小臣不合祖製為由，建議先請康有為將改革方案書面報告，然後視情況發展而定。
奕的建議合乎體制要求，故而這一建議很難說是反對康有為的變法主張。不過，當變法運動在後來被鎮壓下去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分析失敗原因時總是將奕的反對視為一個重要因素。
事實上，在甲午戰後三年時間裡，奕領導的政府雖然沒有在行政體制改革方面做出多少工作，但實事求是地說，奕和他的政府對於那些必須進行改革的許多新舉措還是持積極態度的，比如同意貴州學政嚴修的建議創設特科以廣收人才，同意榮祿的建議增練新軍以固國本，開設武科以培養新式軍官等，都具有重要意義。即便對康有為等人創辦的強學會，雖然朝野上下要求嚴厲查封，但奕的處理則比較低調，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青年一代的愛國熱情。
青年一代應該說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奕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再年輕些，按照他過去的思想傾向，他一定會全力支援這些年輕志士。不過，奕的生命畢竟已進入最後歲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對康有為的激進主義改革方案完全贊同。他似乎已意識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為的方案進行改革，那麼很可能意味著清朝歷史的終結。
阻止了光緒帝召見康有為，並不能從根本上阻斷皇上與新思潮的接觸，而且更為嚴重的事實是，恭親王奕的病情越來越嚴重，進入5月就基本臥床不起。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很快就要走到終點，所以他深為憂慮的還是大清帝國的未來，他期待中國能夠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繼續前行，依然不希望清政府在他身後進行太大的動作，更不要聽信那些極端激進主義的建議。
5月26日、27日，慈禧太后和光緒帝多次前往探視恭親王，恭親王也利用這個機會向兩宮表達了自己的憂慮。恭親王希望年輕的皇帝能夠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后，在用人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憲，維繫人心，與那些忠誠的大臣們共同商量，治理國家，經武整軍，富國強兵。
恭親王還告訴光緒帝，大清王朝確實應該進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這種改革只能是清朝舊有體制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爐灶從頭開始。翁同龢、康有為等人的所謂“從內政根本”進行改革的構想，以及在內廷設立制度局的想法，實際上都是要脫離原有國家權力機關另起爐灶，意在“廢我軍機”。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經驗閱歷，勢必淪為翁同龢、康有為手中的傀儡，那樣不僅對滿洲皇族不利，對大清王朝也極端危險。所以恭親王奕用生命的最後一點力氣阻止光緒帝啟用康有為，稱“聞有廣東舉人主張變法，當慎重，不可輕任小人”。
對於翁同龢，奕根據自己多年共事與瞭解，以為翁同龢不僅一味誇張，力主開戰，一錯再錯，以致十數年之教育，數千萬之海軍，覆於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將國家從甲午戰前的發展坦途引領到現在如此危險境地，德據膠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龍，法貰廣州灣，此後相互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有這些，實際上都是翁同龢誤導之過。
至於翁同龢的個人人品，恭親王奕從根本上瞧不起，他告訴光緒帝和慈禧太后，此人“居心叵測，並及怙權”，如果不對他進行防制，將來一旦他與康有為等人聯手，必將禍及大清王朝。
恭親王的臨終交代引起太后與皇上高度重視，尤其是年輕的光緒帝感到格外惱火，因為被恭親王所不齒的翁同龢畢竟是自己敬重多年的師傅。因此光緒帝決定直接試探翁同龢的忠誠度。
對於恭親王的臨終交代，翁同龢在那幾天也有耳聞，他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位與權勢，就必須與康有為等新維人物一刀兩斷，至少要暫時割斷關係。
5月26日，光緒帝向翁同龢索要康有為的著作，已有心理準備的翁同龢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矢口否認與康有為有來往，更沒有他的著作。
翁同龢的反常回答使光緒帝不快，因為皇上清楚地記得正是這位師傅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薦過康有為，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皇上能夠破格召見康有為，聽聽這位年輕的政治改革家關於中國未來的設計。在翁的反覆宣揚下，光緒帝對康有為留有很深印象，由此開始格外留意康有為這班維新志士的一舉一動，而這位翁師傅也開始“議論專主變法，比前判若兩人”，不再向皇上嘮叨那些儒家倫理，而是“日講西法之良”。可是剛剛三四個月過去，這位翁師傅怎能說他不與康有為往來呢？於是皇上反問道：是什麼原因使你不與康有為往來？翁答道：康有為此人居心叵測。這個回答更使皇上反感：你翁師傅先前竭力推薦的所謂年輕有為的政治改革家竟然變成了“居心叵測”的政治小人，那麼你先前是怎樣考察的？你先前為什麼不詳說？翁同龢的回答：先前沒有看到過康有為的全部著作，最近得讀他的《孔子改制考》方才得到這樣的認識。這樣的解釋雖然可以自圓其說，但皇上肯定在認為，這位師傅要麼是在騙他，要麼這位六十九歲的翁師傅確實老了。於是光緒帝決定今天不再與師傅理論，待明日師傅調整好情緒再說。
第二天，光緒帝重演昨日故事，翁同龢並沒有忘記昨日的回答，依然如昨日一樣回答了皇帝的提問：一是康有為居心叵測，可能是政治小人；二是他自己與康有為也沒有什麼往來。翁同龢的回答使光緒帝非常憤怒，因為這在很大程度上證明了恭親王的判斷是正確的，翁同龢確實居心不良。
這個故事的細節都清楚地記載在翁同龢的日記裡。過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注意到了這個故事，但在解讀上認定這表明翁同龢與康有為在學術上確實存在著差別，或者說，翁同龢與光緒帝在用人、治國理念上存在差別，但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這個故事的背景，更忽略了翁同龢為什麼要把這個故事記錄到自己的日記裡，因為遭到皇上的訓斥畢竟不是一件多麼光彩的事，更何況這只是他們師徒二人之間才知道的事情呢？
其實，這個故事的真實原因就是恭親王的臨終交代，翁同龢自以為聰明矢口否認與康有為往來，殊不知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自己政治上不誠實的一面，驗證了恭親王的評判。
翁同龢已不可信，於是光緒帝在慈禧太后支援下，在恭親王奕去世之後半個月斷然罷黜翁同龢一切職務，對清政府進行大幅度改組，然而卻接受了康有為的建議，明定國是，開啟一個新時代。可惜的是，僅僅一百天，這個新時代就宣告結束。其原因，又可從恭親王的政治遺言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