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方形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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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方形箱子
長方形箱子
幾年前，我在哈迪船長那條漂亮的郵船“獨立”號上預訂了艙位，準備乘該船從南卡羅來納的査爾斯頓去紐約市。如果天氣允許，郵船將於當月（6月）15日起航。14日那天，我登船去我的特等艙做一些安排。
我發現打算乘該船的旅客特別多，其中女士的數量又多於平常。旅客名單上有幾位熟人的名字，我欣喜地看到科尼利厄斯·懷亞特先生的名字也列在其中，對這位年輕的畫家，我懷著一種深深的友情。他曾是我在C大學時的同學，在校期間我倆經常在一起。他具有天才所常有的那種稟性，既憤世嫉俗、多愁善感又熱情奔放。由於兼備了這些特性，他的胸腔裡跳動的是一顆最熱烈而真誠的心。
我注意到有三個特等艙的門號卡片標著他的名字，再看旅客名單，我發現他是為他和妻子以及兩個妹妹預訂的座艙。特等艙足夠寬敞，每艙有上下兩個鋪位。誠然這些鋪位窄得只能睡下一個人，可我仍然不能理解為什麼這種關係的四個人需要訂三個特等艙。那段時間我正處於一種憂鬱的心理狀態，這種心態使人對尋常小事也異常好奇。現在我不無羞愧地承認，當時我對他多訂一個特等艙的目的進行了各種各樣無禮而荒謬的推測。雖然這事與我毫不相干，但我還是執拗地絞盡腦汁想解開這個謎。最後我終於得出了一個推論，而這個推論使我非常驚異於自己為什麼沒能一開始就想到這個謎底。“這當然是為僕人訂的，”我自言自語道，“我真是個白痴，竟然沒有早一點兒想到這個如此顯而易見的答案！”於是我再次細看旅客名單——可我從名單上清清楚楚地看到，並沒有僕人與他們同行；儘管事實上他們本來打算帶上一位，名單上原來寫有“僕人”字樣，但後來又被劃掉了。“哦，一定是額外有行李，”這下我暗想到，“某種他不願意放進貨艙的東西，某種他希望放在眼皮底下的東西。啊，我明白了，大概是一幅畫，就是他一直在和那個義大利猶太人尼科利洛討價還價的那幅。”這一推論令我滿意，於是我暫時打消了好奇心。
懷亞特的兩個妹妹我都很熟悉，她們是一對非常聰明可愛的姑娘。他的妻子同他剛結婚不久，因而我從未與她見過面。不過，他曾經常常在我面前談起她，而且是以他通常的那種富於熱情的語調。他把她形容成一個超凡絕倫的美人，既有智慧又有教養。所以我非常渴望能與她相識。
就在我登船的那一天（14日），懷亞特一家也要登船看艙，船長這樣告訴我。所以我比原計劃多在船上待了一小時，希望趁機結識那位新娘，但不久就聽到這樣一個解釋，“懷亞特夫人偶染小疾，要到明天開船的時候方能上船”。
第二天終於來臨，我正從我下榻的旅館去碼頭，這時哈迪船長碰見我並對我說，“鑑於某種情況。”（一個笨拙但實用的辭令）他認為“獨立”號得推遲一兩天才能起航，待一切就緒，他會派人來通知我。我覺得這事很奇怪，因為當時正颳著強勁的南風；但由於“那個情況”無從得知，所以我儘管刨根問底地打聽了一陣，最後還是隻能回到旅館，無所事事地忍受我心中的焦躁。
幾乎整整一個星期，我都沒有收到期待的船長送來的訊息。最後訊息終於傳來，我立即動身上了船。船上擠滿了旅客，一切都處在起航前的忙亂之中。懷亞特一家比我晚十分鐘到達。登上船的正是那兩姊妹、新娘和畫家本人——後者當時正處於他習慣性發作的憤世嫉俗的抑鬱之中。不過，我對他的脾性早習以為常，所以並未特別在意。他甚至沒向我介紹他的妻子，這一禮節被迫由他聰明可愛的妹妹瑪麗安來完成，她三言兩語匆匆為我和那位新娘作了番相互介紹。
懷亞特夫人嚴嚴實實地蒙著面紗，當她撩起面紗向我還禮之時，我承認我當時萬分詫異。不過，我本來應該更加吃驚，但長期的經驗早已告訴我，當我那位畫家朋友縱情談論女人的美麗可愛時，不能過分地盲目相信他那種熱情奔放的描述。我知道得很清楚，每當美成為談論的話題時，他是多麼容易翱翔於那種純粹的理想境界。
事實上，我不得不認為懷亞特夫人無疑是個其貌不揚的女人。如果不說她長得絕對醜陋，我認為和難看也相差無幾。然而她的衣著頗有優雅的情趣，因此我確信，她迷住我朋友的心憑的是她更永恆的智慧和心靈之美。她只同我略為寒暄了幾句，就馬上隨懷亞特先生進了船艙。
我剛才那份好奇心又死灰復燃。沒有僕人隨行，這已經不言而喻。於是我期待那件額外的行李。稍過了一會兒，一輛馬車抵達碼頭，運來了一隻長方形箱子，它看上去似乎正是我所期待的東西。箱子剛一上船我們就揚帆起航，不一會兒就平安地駛過港口的沙洲，離岸駛向寬闊的海面。
正如我剛才所說，那隻箱子是長方形的。它大約有六英尺長，有兩英尺半寬。我觀察得很仔細，尺寸似乎恰好如此。這種形狀非常獨特，我一看見它就暗暗為自己推測之準確而得意。讀者應該記得我已得出的那個推論，我那位藝術家朋友這件額外的行李應該是畫，或者說至少是一幅畫，因為我知道好幾個星期以來，他一直在同尼科利洛協商。而現在從箱子的形狀可以看出，它裝的不可能是別的什麼東西，而只能是達·芬奇《最後的晚餐》的一件複製品。一件由小魯比尼在佛羅倫薩繪製的《最後的晚餐》的複製品暫時被尼科利洛收藏，這是我早就知道的事。所以，我認為我心中的疑點已得到充分的解釋。一想到我的精明，我就禁不住暗自發笑。這是我第一次知曉懷亞特對我保守他藝術方面的祕密，但他這次明顯是想瞞著我，想在我鼻子底下把一幅名畫偷運到紐約，而且希望我對此事一無所知。我決定遲早得好好地嘲弄他一下。
但有件事使我大為不快。那箱子沒有被放入多餘的那個客艙。它被抬進懷亞特住的艙內並被放在了那裡，幾乎佔據了艙內的全部地面——這無疑會使畫家和他的妻子感到極不舒服——尤其是用來在箱蓋上寫字的瀝青或油漆散發出一種強烈、難聞、我覺得異常討厭的氣味。箱蓋上用大寫字母潦草地寫著——“紐約州奧爾巴尼市阿德萊德·柯蒂斯夫人。科尼利厄斯·懷亞特先生託。此面向上。小心搬運。”
一開始，我只意識到那個阿德萊德·柯蒂斯夫人是畫家妻子的母親，隨後我就把那姓名、地址統統視為一種特意要迷惑我的故弄玄虛。我當然能肯定，那隻箱子和裡面裝的東西都絕不會從我這位憤世嫉俗的朋友在紐約錢伯斯大道的那間畫室再往北多走一步。
開始三四天天氣很好，不過完全是頂頭風，因為我們剛離岸不久風向就驟然由南轉北。好天氣使船上旅客興致勃勃，大家都樂於互相交往。除了懷亞特和他的兩個妹妹，他們行為拘謹，我禁不住認為他們對其他人都顯得無禮。懷亞特的行為我並不很在乎。他情緒低落，甚至比平常還抑鬱，事實上他一直愁眉不展。我早已習慣他喜怒無常的怪癖，但對他兩個妹妹的行為我無從解釋。在航行的大部分時間
裡，她倆都把自己關在船艙內，雖然我多次相勸，可她們斷然拒絕與船上其他任何人接觸。
懷亞特夫人倒是非常容易相處。這就是說她喜歡聊天，而愛聊天在船上則是最好的介紹信。她很快就與船上的大部分女士打得火熱，令我震驚的是，她還非常露骨地向男人們賣弄風情。她把我們大家逗得樂不可支。我說“逗”——可連我自己都幾乎不知道該怎樣來解釋。實際情況是，我很快就發現懷亞特夫人更多的是被人嘲笑而不是與人共笑。先生們很少談起她，但女士們不久就宣佈她是“一個相貌平平、毫無教養、俗不可耐，但心腸好的女人”。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懷亞特怎麼會陷入這樣的一場婚姻。財富是一般的解釋，但我知道這壓根兒不是答案。懷亞特曾告訴過我，她既沒有帶給他一個美元，也沒有繼承任何遺產的希望。他說他“結婚是為了愛情，僅僅是為了愛情；而他的新娘非常值得他愛”。我承認，一想到我朋友的這些表白，我就感到說不出的困惑。難道可能是他當時正在發瘋？除此我還能怎樣認為？他是那麼高雅，那麼明智，那麼講究，對瑕疵有那麼一種精微的直感，對美有那麼一種敏銳的鑑賞能力！當然，那位女士顯得對他特別多情，尤其是當他不在場的時候。這時，她會十分可笑地左一句她“親愛的丈夫懷亞特先生”怎樣怎樣，右一句她“親愛的丈夫懷亞特先生”如何如何。“丈夫”這個字眼似乎總是——用她自己精妙的話來說——“掛在她的舌尖”。與此同時，全船旅客都注意到，她親愛的丈夫以一種最明顯不過的方式在躲避她，他大部分時間都把自己一個人關在艙裡。事實上，可以說他完全是一個人住著那個特等艙，任憑他妻子在大艙的公共場合隨心所欲地按她認為最合適的方式消遣。
我從我的所見所聞得出結論，由於命運莫名其妙的捉弄，或者因為一陣突發的奇思狂想，這位畫家娶了一個完全配不上他的女人，因而很快就自然而然地對她徹底生厭。我打心眼裡覺得他可憐，但由於上述原因，我不能原諒他在《最後的晚餐》這件事上對我保持沉默。因此我決定對他施行報復。
一天他來到甲板上，我照從前的習慣挽著他的一條胳膊，和他一道在甲板上來回散步。然而，他心中的憂鬱絲毫未減（我認為在那種情況下這非常自然）。他很少說話，即便開口也依然非常勉強而且悶悶不樂。我冒昧地說了一兩句笑話，他也試圖擠出一絲微笑。可憐的傢伙！當我想到他妻子，我真想知道他是否能有心思強顏歡笑。最後我壯著膽子開始了致命的一擊。我決定針對那隻長方形箱子來一番含沙射影或巧妙暗示，恰到好處地讓他慢慢察覺我壓根兒不是他那個小小的滑稽把戲的笑柄，或者說不是他的“受騙人”。我的第一番話就像一座隱蔽的炮臺突然開火。我說起了“那隻箱子奇特的形狀”，在我說話之間，我狡黠地衝他笑了一笑，會意地朝他眨了眨眼，還用食指輕輕地戳了戳他的肋骨。
懷亞特對這個沒有惡意的玩笑的反應，使我一下子確信他是瘋了。一開始他只是呆呆地盯著我，彷彿他覺得不能理解我那番話的言外之意。隨著我話中的弦外之音漸漸深入他的心竅，他的眼睛似乎也慢慢地從眼窩突出。接著他的臉變得通紅，隨之又變得煞白，然後好像被我的冷嘲熱諷所逗樂，他突然開始大聲狂笑，使我驚訝的是，他竟然越來越厲害地狂笑了十分鐘，或者更久。最後他重重地跌倒在甲板上。當我衝過去扶他之時，他看上去好像死人一般。
我叫來人幫忙，大家費了好一番勁兒才終於使他甦醒。他醒來後就一直語無倫次地說胡話。最後我們給他放了血，讓他安睡。第二天早上他便完全恢復了，不過這僅僅是就他的身體而言。至於他的精神，我當然什麼也不必說。依從船長的勸告，我在其後的航行中一直避免和他見面，船長似乎同我的看法一致，認為我的朋友精神錯亂，但他告誡我，別把這事告訴其他任何人。
緊接著懷亞特的發病又發生了幾件事，它們促使我本來已具有的好奇心變得越發強烈。在這些事中最突出的是下面一件事：我感到神經過敏，喝了太釅的綠茶，夜裡睡不安穩，事實上可以說有兩天晚上我整夜未能入睡。我的特等艙與船上其他單身男子的艙位一樣通連大艙，或者說餐廳。懷亞特那三個艙房是在後艙，由一道夜裡也不上鎖的輕便滑門與大艙相隔。由於我們幾乎一直是逆風航行，而且風勢並非不強勁，所以船朝下風傾斜得很厲害；而每當右舷朝向下風，那道滑門便自動滑開，也沒有人自找麻煩起床去把它關上。可我的鋪位在這樣一個位置，當我的艙門和那道滑門同時都開著時（由於天熱，我的艙門總是開著），我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後艙，而且正好是懷亞特先生那幾個艙房坐落的位置。這樣，在我輾轉不眠的那兩個夜裡（並非連續兩夜），我每晚十一點左右都清楚地看見懷亞特夫人小心翼翼地從懷亞特先生的艙房溜進多餘的那個船艙，她在那裡一直待到黎明時分，然後由她丈夫把她喚回。他們實際上是在分居，這顯而易見。他們早已分開居住——無疑是正在考慮永遠地解除婚約；而我認為，這就是多訂一個船艙的奧祕。
另外還有一件事也使我極感興趣。就在上述那兩個我夜不成眠的晚上，緊接著懷亞特夫人溜進那個多餘的特等艙之後，我馬上就被她丈夫艙內某種奇異、謹慎而低沉的聲音所吸引。聚精會神地聆聽了一段時間，我終於聽明白了是怎麼回事。那是畫家用鑿刀和木槌撬開那隻長方形箱子所發出的聲音，木槌的前部顯然被包上了某種毛織品或棉織物，以便使聲音變得低沉。
這樣我相信我能準確地聽出他何時開啟箱蓋，也能聽出他何時把蓋子完全移開，還能聽出他何時把它放上他艙內的下鋪。譬如說我知道後一點就是憑著他極力將箱蓋放下時，箱蓋與木床邊相觸那一點兒輕微的聲音——艙內地板上沒有放箱蓋的空間。兩天晚上都一樣，箱蓋移開之後就是一片死寂，直到快天亮我都再也聽不見什麼響動，除非可以允許我提到一種壓抑得幾乎聽不見的嗚咽聲或哀訴聲，假如這種聲音真的不是我憑空想象的話。我說那聲音像嗚咽或哀訴——但它哪種聲音都不可能是，這自不待言。我寧可認為它只是我的耳鳴。毫無疑問，那僅僅是懷亞特先生出於習慣，在縱容他的一種嗜好——沉浸於他藝術**的一陣衝動之中。他開啟那隻箱子是為了解解眼饞，想看看裡邊那件繪畫珍品。然而做這件事沒有任何理由使他嗚咽。所以我再說一遍，那嗚咽聲肯定只是我的一種幻覺，是好心的哈迪船長送我的綠茶所引起的幻覺。在我所說的那兩個晚上快天亮之前，我都清楚地聽見懷亞特把蓋子重新放上木箱，並用那把包著軟物的木槌把釘子釘回原處。做完這事之後，他便衣冠整齊地走出艙門去喚回懷亞特夫人。
我們在海上已航行了七天，此刻正在哈特勒斯角之外的海面，這時突然颳起了一陣猛烈的西南風。我們對這場風多少有所準備，因為天氣顯現其徵兆已有多時。甲板上所有的東西該收好的都收好
，該入艙的都入艙，該拉上桅杆的都拉上了桅杆。隨著風力逐漸加強，我們最後只好加倍捲起後檣縱帆和前檣中桅帆，這時船已不能前進。
我們在這種情況下平安地漂泊了四十八小時——“獨立”號在許多方面都證明是一條好船，一直沒有任何大浪打上甲板。但在那四十八小時之後，疾風加強而成為颶風，我們的後帆被扯成了破布條，這下船被拋進深深的波谷，一連幾個巨大的浪頭從甲板上衝過。這一變故使我們失去了三個人、艙面廚房和差不多整個左舷壁。我們剛剛回過神來，就趁前帆未被撕成碎片之前拉起了一張支索帆，這一措施在幾小時內還算奏效，風浪中的船比剛才平穩多了。
但暴風依然吹個不停，我們看不到任何風勢減弱的跡象。索具被發現難以承受，全都繃緊到了最大限度。在風暴持續的第三天下午五點左右，我們的後桅在船迎著風頭的一次劇烈傾斜中折斷落水。由於船顛簸得厲害，我們花了一個多小時也未能使船擺脫傾斜。當我們還在努力之時，船上的木匠從船艉跑來告知，艙底積水已達四英尺。更糟的是，我們發現抽水機全都滅了火，而且幾乎不能修復。
這時一切都陷入了混亂與絕望之中，大夥兒仍進行了一番減輕船體的努力，儘可能地拋掉了船上裝載的貨物，並砍掉了剩下的兩根桅杆。這一切終於完成，但我們仍然沒法修好那些水泵，與此同時，艙底漏水越積越深。
日落時分，暴風明顯地不再那麼猛烈，而由於海面上的波濤隨著風勢的減弱而減弱，我們仍然懷有乘救生艇逃生的一線希望。傍晚八點，上風頭天際的雲層突然裂開，我們看到了一輪滿月，這一好運極大地振奮了我們頹喪的精神。
經過一番難以置信的努力，我們終於成功地把郵船上那條大救生艇順利放入水中，這條救生艇擠上了“獨立”號的全體船員和大部分旅客。他們立即駛離大船，在經歷了許多苦難之後，終於在“獨立”號沉沒後的第三天平安地抵達了奧克拉科克海灣。
另外十四名旅客和船長當時還留在船上，決定把自己的命運託付給船艉的那條小救生艇。我們毫不費力就把小艇放進水中，儘管它落水時居然沒傾覆完全是一個奇蹟。小艇上載的是船長夫婦、懷亞特一家、一位墨西哥官員和他的妻子以及四個孩子，此外就是我和一名黑人僕從。
當然，除了必不可少的幾件器具、一些給養和穿在身上的衣服外，小艇上已沒有裝其他任何東西的餘地。事實上，也沒人想要帶上更多的東西。可是當小艇已離開大船已有幾之時，懷亞特先生突然從艇艉座上站起身來，厚顏無恥地要求哈迪船長把小艇退回去取他那隻長方形箱子，當時大家的驚訝可想而知！
“坐下，懷亞特先生，”船長的回答有幾分嚴厲，“你要不靜靜地坐好會把船弄翻的。我們的舷邊都快要進水了。”
“箱子！”懷亞特仍然站著大聲嚷道，“我說那隻箱子！哈迪船長，你不能，你不會拒絕我的。它很輕，它不重，一點兒也不重。看在你母親的分兒上，看在仁愛的上帝分兒上，看在你救助之心的分兒上，我求你讓我回去取那隻箱子！”
船長一時間似乎被畫家真誠的哀求打動了，但他很快就恢復了鎮靜，依然嚴厲地說道：“懷亞特先生，你瘋了。我不能答應你的請求。坐下，我叫你坐下，不然你會把船弄翻的。擋住他、抓住他、快抓住他！他要跳船！瞧，我早知會如此，他跳下去了！”
就在船長說話之際，懷亞特先生事實上已經跳出了小艇，由於我們當時正位於沉船的下風處，他憑著超人的努力成功地抓住了一根從前錨鏈上垂下的繩子。轉眼間他已經上了沉船，瘋狂地衝進了船艙。
此時小艇已被吹到沉船船艉，完全離開了它的背風面，任憑洶湧的海浪擺佈。我們曾努力想靠攏沉船，但我們的小艇猶如暴風中的一片羽毛。我們一眼就看出，那個不幸的畫家已難逃厄運。
當小艇與沉船間的距離急速拉大之時，我們看見那個瘋子（因為我們只能這麼看他）出現在升降口，憑著一股顯然是巨大的力量，他把那隻長方形箱子拉了出來。就在我們目瞪口呆之際，他用一根粗繩在箱子上繞了幾圈，接著把那根繩子纏繞在自己身上。轉眼間，他連人帶箱子都已在海里——非常突然，並且永遠地從海面上消失了。
我們悲哀地停止搖槳，任船逗留了一會兒，大家都呆呆地盯住他沉沒的地方。然後我們搖槳離去，整整一小時誰也沒有說話。最終由我冒昧地打破了沉默。
“你注意到了嗎，船長，他連人帶箱沉得多快？這難道不是件奇怪的事？我得承認，當我看見他把自己和那隻箱子捆在一起投身大海時，我心裡還產生過一絲他終能獲救的希望。”
“他們當然會沉沒，”船長回答道，“而且沉得和鉛球一樣快。然而，不久他們就會浮上來——但得等到鹽化完之後。”
“鹽！”我失聲重複。
“噓！”船長止住我，指了指死者的妻子和兩個妹妹，“這些事待適當的時候我們再談。”
我們吃盡了千辛萬苦，經歷了九死一生，不過命運對我們也像對大救生艇上的夥伴一樣照顧。在危難中漂泊四天之後，我們終於死裡逃生，登上了羅阿諾克島對面的海灘。我們在那兒逗留了一個星期，沒有受到營救者的虐待，最後我們搭上了一條去紐約的船。
大約在“獨立”號失事一個月之後，我在百老匯偶然遇上了哈迪船長。我們自然而然地談起了那場災難，尤其談到了可憐的懷亞特悲慘的命運。於是我知道了以下詳情：
原來畫家為他和他妻子、他的兩個妹妹和一名僕人訂了艙位。他的妻子正如他所描述的一樣，的確是一位美麗可愛又極富教養的女人。6月14日（我登船看艙的那天）早上，那漂亮女人突然犯病死去。年輕的丈夫悲痛欲絕，但情況又絕對不允許他延期去紐約。他必須把他愛妻的屍體送交她的母親，可另一方面，他深知世俗的偏見將會阻止他公開運屍。百分之九十的旅客寧可不乘那條船，也不願和一具屍體待在一條船上。
進退兩難之際，哈迪船長為屍體做出了安排，他建議先將屍體做區域性防腐處理，然後再和大量的鹽一道裝入一隻尺寸相宜的木箱，這樣便可以作為貨物搬上船。那位女士的去世一點兒風聲也沒走漏，而懷亞特先生為妻子預訂有艙位的事已為人所知，所以必須得有人裝扮成他妻子在旅途中露面。他亡妻的女僕很容易就被說服擔當此任。在其女主人未亡之前為這個姑娘訂的那個特等艙仍然保留。當然，這個假扮的妻子每天晚上都睡在那個艙裡。而在白天她則盡其所能扮演她女主人的角色——船長早已仔細核定，船上的旅客都不認識懷亞特夫人。
當然，我自己的錯誤就在於我過分輕率，過分好奇，過於感情衝動。可近來，我夜裡很少能睡得安穩。儘管我想避開，但總有一副面容出現在我的眼前，總有一種歇斯底里的笑聲迴響在我的耳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