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於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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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於民（9）
沈哲只聽到兩個連線緊密的“啪、啪”聲，一份奏摺已經出現在了他的腳前。
載淳這個扔奏疏的動作，無論從投擲角度還是用的力道上都扔得很有水平，在荀同慶、李鴻藻這些外人看來，皇帝的意思似乎是大發雷霆，要把這封奏摺，甩在沈哲臉上以洩其心中怒火，但是最終奏摺不過是在空中劃出了一道弧線，穩穩地落在了沈哲的腳下。
對於自己的“失手”，載淳顯得有點不甘心，眉心緊緊地擰了起來，高傲地稍稍揚起下巴，道：“沈卿家，這禍事可是你惹出來的，你看現在這亂局該怎麼收拾？”
沈哲彎腰拾起地上的那份奏摺，但注意力卻集中在餘光範圍內的荀氏父子和李鴻藻一行人身上，對於沈哲來說，這些人就算是不知道這奏摺裡寫的究竟是什麼但是收到的風聲肯定比他沈哲要多得多，此時此刻，這些人的態度就是事態發展的晴雨表，而其準確度絕對高於100多年後的天氣預報。
在這些人中，恭親王是站在他這一邊的，但偏偏恭親王早已把喜怒不形於色地功夫練就到了最高境界，面色上無波無瀾，看不出有任何情緒，而荀同慶和李鴻藻這兩個人雖然歷經宦海沉浮，但到底是文人出身，況且均以他沈哲為一個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子，根本不放在眼裡，倒是在面色上還有一些頗為幸災樂禍的喜色。
朝廷中的事兒，總是有幾家的歡喜就必然會伴隨著幾家的愁，荀同慶和李鴻藻這些人要有好心情這個“上層建築”，基本上得以他沈哲的倒黴為“基礎”，這一次計劃外的面聖看來他是凶多吉少。
但細想一下似乎又並不是如此，剛剛載淳朝他扔奏摺的時候，他很清楚地看見載淳的嘴角略微向上勾了一下，雖然只是轉瞬即逝，還是被他準確地捕捉到了，以沈哲的經驗判斷，這樣的表情明顯地表明載淳的心情不但不緊張，反而和荀同慶、李鴻藻這些人一樣愉悅，這就顯得有點矛盾，沈哲可以說是載淳現今在朝中唯一一個自己人，但凡載淳的智商達到了平均水準也該明白就算是想學漢高祖來個兔死狗烹，現在肯定不是時候，因此，以載淳的表現看來，他的前路不但沒有任何危險，反而還會很是光明，甚至是可以在一些他念念不忘的“死角”峰迴路轉，柳暗花明又一村。
而沈哲向來自信，腦子裡根本就不會產生什麼“是不是看錯了”這類的想法。
從彎腰拾起奏摺到翻開，不過短短十秒左右的時間，屋內幾個人的表現已在沈哲的腦海中飛速地組合、分析，最終在奏摺中的第一個文字映入眼簾之前，嘴角露出一個漫不經心地笑意，對這次廷議做出最終判斷——此中有戲。
沈哲將手中奏摺草草瀏覽了一遍，大概用了十分鐘左右的時間，而在這短暫的十分鐘的時間裡，荀同慶也在一直不露聲色地觀察這個最近風生水起的年輕人的反應。
荀同慶其實早在兩年前大清派遣考察團遠赴歐美的時候就已經有些坐不住了，他是典型封建時代中常見的那種范仲淹式“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人物，對於捍衛孔孟之道的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一直使他備受煎熬，而另一方面朝廷的冷漠和無情又讓他感到恥辱和無奈，更何況，當時的大清朝還是由一個女人掌權，而且這個掌權的女人甚至不是正宮娘娘，僅僅是咸豐皇帝的一個妾室，甚至沒有向康熙朝的孝莊太皇太后那樣有一個良好的出身，這些就讓他更加情難以堪。
而從客觀上講，朝廷當時也被他折騰得自討沒趣，老早就放棄了“三顧茅廬”的熱情，兩年來，他連個下臺階的機會都沒有，復出的事也就一直耽擱著。
直到朝廷放著太和殿的復建磨洋工卻大力著手去給洋鬼子修什麼娛樂場所，京城大街小巷進進出出開始有黃面板黑眼睛的“洋人”他才開始意識到現在乃是道統存亡之際，不能再計較個人顏面得失。
恰巧此時慈禧太后架不住清流派的誠懇請求，象徵性地關心了一下這位已下野多年的老人家的生活現狀，結果去慰問的人多嘴跟這位看似一心向著田園生活的“隱士”問了一句有沒有接受朝廷返聘的意願，其實這只是例行公事得一句問候，通常誰也不會當真，可偏偏這位荀同慶大人等著的就是你朝廷給個坡，他好順勢下驢，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好機會，竟一口應承下來，當場讓那個送慰問品的倒黴蛋兒驚得目瞪口呆，慈禧太后這邊當然也沒料到竟然出了這麼一個結果，悔得連腸子都青了。
但是反悔卻也不現實，荀家家大業大，歷經數代而不見衰勢，其在朝野上下的故吏門生比之東漢時期四世三公的袁紹怕也是有過之而無一不及，更何況她一天到晚說什麼朝中乏人，天下正是多事之秋，用人之際這些話，就更加不可能在此時拒絕這位至少是清流派眼中是“棟樑”的這位老臣的忠心，連載淳和沈哲都不知道，西太后急急忙忙地跑到京城郊區去避暑固然是要對二人進行例行試探，但是也不得不說其另一個不足為外人道的原因則正是有意要躲這個由乾隆皇帝親自賜名的荀同慶。
沈哲這廂可沒意識到自己正在接受這位當朝一品大員的注目禮，要在最短的時間內看完這份奏摺他必須全身心投入。
看到一半的時候，沈哲才陡然發現，要不是這份摺子，他幾乎都要忘記在大清國的政府機構裡還有這個他曾經掛過職的總理外務衙門。
這倒不是因為他沈哲健忘，只是作為一箇中央官署而言，這個沒建立幾個年頭就基本上失去了其作用的政府職能部門的確太缺乏其存在感，名義上總理衙門似乎是大清國的外交部，但實際上其權利卻是在被限制在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之下，在加上此段時間之內中西關係正處在難得的和局階段，一時間讓在同治初年風起雲湧了片刻的總理外務衙門比內閣還清閒。
而這份奏摺的內容，說是總理外務衙門的奏疏還不如說是總理外務衙門向朝廷轉達法蘭西大使館的最新表態。
中國和法國的關係在中英沒有訂立同盟的時候起就一直處於不冷不熱的狀態，主要原因在於法蘭西雖然擁有著歐陸頭號強國的名號但是政權更迭著實太過頻繁，迄今為止，最長的一個沒超過過十八年，最短的只有百來天，這就讓自古熱衷穩定的中央朝廷應接不暇，再加上法蘭西雖然人文主義底蘊深厚，文化發達，擁有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等一大批優秀的思想家，但清朝政府當局對歐洲看重的也不是他們一貫自信的文學功底，而是法國人比之歐美各國少有建樹的科技方面，這也就促使了在清政府這個力主洋務，加溫中西交流的契機中，法蘭西退居到二線的地位。
中英祕密同盟訂立以後，清政府就更加與法蘭西保持距離，既不去惹他，也不會有多熱乎，基本上處於井水不犯河水的狀態。
這兩個皆處在政府重心邊緣的物質能相互結合並且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外力的影響。
很明顯，這個“外力”不會自己毫無理由地產生，而是由作為這個世界的意外外力因素——沈哲所導致的。
不過，和以往那些都是由於蝴蝶效應而間接導致的特殊事例不同的是，這件事是由沈哲一手策劃的，是他實踐半年前對章雲平那個關於“讓朝廷允許私人辦廠”那個連章雲平都幾乎要忘記的承諾的計劃中一個承上啟下的重要步驟而已。
而這項計劃的第一步則早在慈禧太后還坐鎮儲秀宮的同治十二年四月份就已經姍姍來遲。
在後世人看來，這個時代的清政府最大的頑症是頑固守舊，固步自封，最缺的是像日本那樣如飢似渴地吸收新事物的心態，但正所謂當局者迷，中國此時的“局”不在於某個階層，而是屬於這個時代，這個“局”中的人也不只有慈禧太后和滿朝文武，而是整個大清。
因此，無論是在最底層的平頭百姓還是這個國家最高決策人的意識裡，此時此刻大清朝最缺的不是什麼心態，而是錢，什麼時候空蕩蕩的國庫可以豐盈到康乾盛世時期的水準，和西方各國沒有債務關係的時候就天下大吉了。
所以，雖然清政府當局仍然堅定保持著重農惡商的態度，但是對“錢”這樣東西是完全沒有儒家理念的淡泊情懷。
也正因如此，當四月上旬，上海的江南製造局向朝廷報告局內虧損加劇，如果朝廷不加大投入力度恐怕是無法再支撐下去的現實情況之後，慈禧太后一度很氣憤，認定是江南製造局的負責人要麼貪汙朝廷下發的公款，要麼就是玩忽職守，經營不善，當然這樣的言論完全是私人空間中的發洩情緒而已，沒在公共場合流露半分，但是發洩歸發洩，頭腦裡她還是對現實情況認識的非常清楚的——
江南製造局其本身根本就不可能是一個賺錢的行當，而江南製造局如果是單單作為一個工廠的話關就關了沒什麼大不了的，但是它偏偏是洋務派開辦得最大也是最富盛名的工廠，湘軍大員曾國藩還在世的時候就親自主持過江南製造總局向德國的軍艦採購事宜，而現在淮軍的“大掌櫃”——李鴻章也對這個工廠頗為關注，更何況，江南總製造局從開辦開始實質上就是她慈禧太后給洋務派的恩惠，如今洋務派仍然是她的中堅力量，她再怎麼樣也不會自折羽翼。
但是江南製造局這麼一直只進不出，建立快十年了，什麼看得著實際利益的成績都沒有做出來過不說，每年向朝廷索要的撥款還一年多過一年，也定然不是一個長久之計，一定要拿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解決辦法才行。
自從同治皇帝在慈禧太后眼中“長大”以來，她就形成了一個習慣，一旦有政務一定要跟自己的兒子載淳商量，而有涉及到洋務的政務就會再加上一個如今在她老人家眼中最大的功臣——沈哲一起參與進討論決策工作。
沈哲當時也正好在為紡織廠的事情犯愁，19世紀後半葉可是工業革命的時代，不像一百多年前的封建時代那樣，四個發明就能撐得了幾千年。
這個時代缺勞動力，缺市場，但就是不缺快速變更的新技術，他手上那份所謂英國最先進的紡織機圖紙中的“先進”二字不知還能保持幾年，不管這件事是不是對章雲平打的包票，反正是肯定不能拖太久。
但他乾著急也沒用，別說一直沒有合適的機會，連他可以創造機會的條件都沒有，畢竟他也拿不太準，朝廷對於私人開辦工廠一事到底有多大的忌諱，本來以為，不管怎麼樣，“萬國公館”完工之前，這件事怕是難以辦下來，誰知道，這次老天爺居然對他格外眷顧，不但“餡兒餅”從天而降，還剛好砸在了他手裡——當看見西太后他老人家為了江南製造局花費犯愁的時候，沈哲就意識到自己的機會來了，當下為西太后提供了一條解決問題的良方。
早在1840年清政府與英國簽訂《江寧條約》，改廣州一港通商為五口通商，上海就已經以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成功地將中國的貿易交流區從珠江沿岸轉移到了長江沿岸，但由於清朝長久以來的閉關鎖國政策，導致長江的航運業潛質並沒有得到較為有效及全面地開發。
而此時此刻，歐洲各國都有心思將自己的市場從沿海城市深入到中國大陸的內部，急需要一個可靠的航運部門來保證其交通運輸，因此，長江航道這塊市場可以賺取的利潤絕對不容小視，反正江南製造局造軍艦也造不出來，都得向外國進口，能造出來的所謂“先進武器”要是真正跟洋人拼起來也未必能佔上風，況且，這幾年中西關係趨於穩定，也不會有什麼大規模衝突，囤積那麼多武器沒什麼用不說，還有生鏽的可能。
但江南製造局作為一個標誌肯定是不能廢除的，而作為朝廷的“雞肋”，成本又實在是太大，倒不如讓他們發展發展副業，反正造客輪跑航運這事和造軍艦比起來，那技術含量肯定是不能同日而語，成本也會低很多，最重要的是前者有豐厚的利潤可以賺取，如果經營妥善的話，不但能讓江南製造局反虧為盈，還能帶動江浙乃至湘鄂一帶當年為深受太平天國叛亂破壞地區的繁榮，如果江南製造局的試點成功，朝廷便可以將這種做法因地制宜，在形式加以改變鼓勵各個洋務企業實施效仿，這麼算下來，別說能為朝廷減少多少財政負擔，就是要促進朝廷的財政收入也不是沒有可能。
在慈禧太后的心中，現在這個時候，不管能不能給朝廷掙錢，只要能讓朝廷少花錢，快點還完一切外債，從此和西方各國兩不相干，重新回到以往幾千年持續的那種與世無爭的狀態，那就是天大的好事。
而慈禧太后雖然是那個時代不可多見的女強人，但仍然像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存在的那種對於西方各國幾乎是出於本能的排斥和厭惡，因此，雖然她可以憑藉自己與生俱來的**和智慧在朝堂中長袖善舞，能將集團勢力協調得妥妥當當，在“政治”——這個基本上是被男性壟斷了幾千年的舞臺上游刃有餘，不費吹灰之力，但對於各國勢力在在華的利益分佈，箇中牽絆的瞭解，就遠遠沒有她洞察朝中黨派分佈那麼敏銳。
而最重要的是，她對自己不瞭解的朝政很有了解的興趣，而對於有關洋人的事務，慈禧太后的態度，則是就算是自己一頭霧水，也沒有搞清楚的熱情。
這樣的情況就給了沈哲很大的可乘之機，他將所有重點都放在陳述長江航運業務一旦展開，會有多少白銀源源不斷地湧入國庫，到時候別說是還外債了，連重修圓明園也只是一個零頭可以解決的事，完全將西方各國對長江航運業務這塊“肥肉”的野心給自動忽視，愣是讓對他器重如斯的慈禧太后認為，這筆買賣是沒有任何風險的只賠不賺，樂呵呵地讓同治皇帝降下聖旨，快馬加鞭地送到了江南，並敦促江南製造局方面以更快的速度將之加以實行。
江南製造局的官員們長期和西方各國的三教九流們打交道，對於中西關係的常識，必然是比深宮之中的西太后要了解得深得多，一眼就看出來，要辦這件事，開罪於西方各國是必然的，但一來出於民族情緒，本身就有些想和西方列強對著幹一次血氣，二來也是怕江南製造局關門大吉，自己從此宦海漂泊，誰也沒將自己的擔憂說出來，而是一咬牙，按照朝廷的最高指示行動，一切聽指揮。
航運業務剛開始的確是一個開門紅，給朝廷賺了不少貴金屬，江南製造局終於嚐到了往裡拿錢的滋味，勞動熱情空前高漲，一時間，江南製造局的業績蒸蒸日上，不僅多次受到皇帝和兩宮太后的大家讚賞，更是以大清國唯一一個不虧本的洋務企業的身份被樹立成了提供給各個洋務企業效仿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