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千古艱難唯一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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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千古艱難唯一叛2
第9章 千古艱難唯一叛 (2)
現在來看袁世凱維新期間進獻給翁同龢等大臣的說帖，其眼光和見識，其對改革的理解和把握，決不在其他任何維新中堅人物之下。
在戊戌政變中，袁世凱在最危急的時候充分展示了他臨機應變的才智，保住了項上人頭，但這個“賣主求榮”的名聲也讓他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甚至可以說是他的歷史地位被大為扭曲的一大原因。戊戌政變讓世人知道，袁世凱絕對不是儒家史筆喜歡揄揚的“忠臣”，甚至連“義士”都算不上。
他對誰“盡忠”呢？他既沒有對光緒盡忠，也沒有對慈禧盡忠。滿清鼎革之際，袁的公開文稿中無不強調自己對清朝、對太后、皇上的一片拳拳忠心，但其實他只要求別人對自己忠心。
總之，在他所存身的那個君臣體制中，他不得不做臣子，但他心裡卻絕沒有一個值得他以死效忠的主子。他隨時可以在各個“主子”之間更換門庭。他要做事，首先就得保住自己的性命。他會贊助推動維新派的事業，但決不會如譚嗣同般有“流血請自嗣同始”這樣的血性衝動。死，永遠都不可能成為他的選擇。這也是袁世凱“善變”的一個原因：他沒有信仰，如果有，也許其信仰物件就是功業和權力。為了追求這些，他忍辱負譏，此後，他將獨自承受皇上無邊的怨恨，朝廷無端的猜忌，同僚無言的鄙夷。
戊戌那一年，走向菜市口的譚嗣同，走向流亡的康梁，和此後很快將走向直隸總督官衙的袁世凱，誰走的道路更為艱險？
2．動與靜樹挪死，人挪活。人總是盼著往高處走，往中心走。袁世凱在戊戌八月走進北京，最初的打算也不過是希望自己的官位子能夠“升一級”，更加靠近權力的金字塔頂端一點，於是透過徐世昌的活動，花兩千兩銀子買通光緒面前的紅人御史徐致靖上折保薦袁。結果光緒召見後，袁居然意外地升了兩級，徐的家人覺得這摺子“物超所值”，竟然厚顏要求袁世凱再追加二千兩，此事一時在京城傳為笑談。
康有為在百日維新期間，一再提出要光緒開“懋勤殿”以供新進諸卿議事參政，企圖在清朝現有政治體制之外，建立由其控制的議政機構（繞過保守的軍機處和六部衙門），用意也是想自己和最高權力中心的距離再挪近一點，以藉此進入政治權力核心。直到百日維新結束，康有為也沒有謀到可以時常接近光緒的權位。除了翁同龢、張蔭桓等少數幾人，維新派們官階都太低了，手中的權力太小了，他們急於掌握權力。戊戌維新時，康有為41歲，官僅六品工部主事，梁啟超26歲，以六品銜辦京師大學堂、譯書局，34歲的譚嗣同是六品銜的軍機章京，50歲的楊深秀是山東道監察御史，24歲的內閣候補中書林旭、32歲的候補侍讀楊銳、40歲的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均是四品卿銜軍機章京，32歲的康廣仁則是一介布衣。他們都被排擠於政治權力核心之外，既沒有高層政治的經驗，也絕無自己的執政基礎和班底。軍機章京的權力和軍機大臣相比真是判若雲泥，他們只相當於軍機處的祕書，能有多大作為？
所有的政變和革命，要解決的核心問題都是由誰掌權。如果揭開罩在戊戌年那一場鬥爭上的觀念和言辭織就的華美外衣，那麼這可看作光緒和太后，一幫中下級官僚和上層官僚之間**裸的權力鬥爭，或許還有現實的功利。康梁的維新學說，不僅褻瀆了“聖典”，觸犯了一大批以“衛道自任”和“假道求食”的經生文人的切身利益，其變法的措施，如廢科舉、裁冗衙，更要打破許多人的飯碗，必定要引起這些人的反對。康有為們落敗了。意外闖進這個權力和利益角鬥場的袁世凱，倒有了一番額外的收穫。
權力是一種無形的力，而政壇就是由這些大大小小、來自不同方向的力道組成的權力場。真正的官場高手一定是一個“太極推手”，懂得借力打力，懂得化剛為柔，懂得隱忍不發，最重要的，要懂得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動靜無常而有界。有時候一動不如一靜，有時候，則又必須靜極而動。
戊戌維新中，康有為們變法的“動作”太大、太快了，而政變的動作又太慢，動靜太響，沒有實力的時候亂動。也許，“改革”的難度確實大過“革命”。“革命”主“破壞”，只要揮動榔頭或大刀就行；而改革既需要“動”，也需要“靜”，要在催生、造就新事物的同時，讓腐爛的部分“靜靜地”死亡。這需要剪刀甚至是手術刀，而不是大刀。前者需要“藝術”，後者依賴“**”。李鴻章在甲午戰後哀嘆，自己是大清朝這所破房子的“裱糊匠”，可見他長於動“剪刀”，而且動作輕柔。即便如此，他還是被指責。某次覲見，慈禧不陰不陽地問：李鴻章，有人說你是康（有為）黨。你怎麼說？李鴻章抗顏道：臣實是康黨！如果凡變法皆指為“康黨”，則臣確是康黨！慈禧默然良久，悻悻然退讓了。在晚清的政局中，真可謂“動輒得咎”。袁世凱算得康有為、譚嗣同的政變計劃為紙上談兵，所以他決不輕舉妄動；待到生死關頭，又當機立斷告密保命，動如脫兔。
有人評論袁世凱，說他生平行事，皆於最後五分鐘靠天成功。但天意和人事，誰能分得清呢？就像動與靜轉折的那一瞬時機，又有幾人能抓得到？
袁世凱能夠在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做到左右逢源，關鍵就是他堅持謀定而後動，而且秉持“做人做事不做絕”的原則，他絕對不願意把自己置於非此即彼的選擇困境中，也絕對避免“背水一戰”這樣沒有轉圜餘地的“死地”，他的政治策略中甚至沒有“置之死地而後生”這樣的觀念。袁世凱政治上最擅長的，就是在各種勢力各種時機之間縱橫捭闔，合縱連橫，陽以陰取，上下其手。
他實施這樣的戰略有幾個“經典”案例。一個就是在1900年義和團運動引起的“庚子事變”中。這時候慈禧憑藉義和團這樣的烏合之眾愚昧地向十一國列強開戰，（以一弱國而敵十一列強，其豪氣可謂空前絕後，史上所無。）還要求地方督撫出兵“勤王”。袁當時是山東巡撫，又手握精銳重兵，不出兵吧，得罪慈禧後果不堪設想，出兵吧，不止引火燒身，而且他算準清廷無取勝之理，到時候八國聯軍“秋後算賬”受不了。所以，他兩方面都不得罪。對慈禧，一方面派一小部軍隊慢慢“星夜馳往直隸”
勤王，另一方面是輸銀輸餉，以及綾羅綢緞等各種奢侈品，使她即使倉惶逃命的時候還能保住一點體面，滿足她窮奢極欲的虛榮心理。在慈禧迴鑾的路上，袁世凱又是花車又是別館地迎候。慈禧太后的第一輛汽車，就是袁世凱進貢的。可惜慈禧覺得，司機竟坐到她前面，這不成體統，所以只用來做擺設，但她心裡對這新奇玩意還是興致勃勃的，對袁世凱的活絡心思也就高看一眼。對外洋列強，則是飭令山東州縣官員，用軍隊保障教士教民的性命財產，讓洋人找不到尋釁藉口，一面不動聲色地剿滅義和團。
這一策略極為成功。慈禧對袁世凱青眼相加，是歷經庚子事變之後，而八國聯軍認為袁是方面大員中強有力的“朋友”，對他讚賞備至。反觀當時和袁處在相同處境的其他督撫，都沒有袁世凱做得這麼天衣無縫。那幾個和袁一樣手握重兵的將領如聶士成、董福祥、宋慶，於大局是一葉障目，於小節是膠柱鼓瑟，聽信慈禧太后的賭氣指示去和八國聯軍打無理之仗，結果敗得一塌糊塗，不止把手裡的軍隊折騰得一乾二淨，而且自己也沒討到好——聶士成一代名將被義和團洋人兩相逼迫，慘死於亂軍，董福祥戰後成了戰犯被剝奪軍權，其部隊解散，宋慶部則潰不成軍了，因此慈禧對他再無借重之處。倒是袁世凱，手裡的軍隊成了清廷唯一依賴的精銳。而那些督撫們，在這兵荒馬亂、自顧不暇的時節，誰也沒有想到如袁世凱這樣如此“盡心”孝敬慈禧。由此可見，袁世凱在大局中靈活處置、掌握主動的策略收效不可謂不顯著。
庚子年的亂局中，還有幾件小事可值一提。袁初接到要求地方招募義民練拳、獎勵義和團打教滅洋的廷寄諭旨時，開始是立即通告全省遵旨辦理的。但他的一個主辦洋務文案的幕僚徐撫辰，力諫他不可奉此亂詔，給他剖析了一番利害得失，袁世凱初不聽，後徐撫辰立即留書告歸，袁世凱醒悟，急忙遣人追回徐撫辰，同時用六百里、八百里牌單，飛騎分道追回那一道廷寄諭旨。可是，如何處置這道諭旨成了傷腦筋的問題。如果像此時督兩廣的李鴻章那樣，直說這是“矯詔”（李鴻章在給盛宣懷的信中斬釘截鐵地說“廿五矯詔(指宣戰詔書),粵斷不奉,所謂亂命也”。其電文中也有“亂命不可從”之語），他沒有李鴻章那樣的權勢，在亂局中被作為“殺雞駭猴”的那隻“猴”，得一個“抗旨不遵”的罪名那是輕而易舉；可是這又是萬萬執行不得的旨意。這真是顧得了眼前顧不得長遠，顧得了長遠又顧不了眼前。
這一天，有一統兵官接到袁世凱的命令，要他拔隊往某州剿匪（此“匪”
當然是指義和團），行前謁見袁世凱，請示如何辦理。袁世凱煞有介事地交代：
“我是命令你去查辦假義和拳，可不是要你去剿滅真的義和拳。真義和拳，奉朝廷的旨意，咱得扶持。”那統兵官一頭霧水：“大帥，如何分別義和拳的真假？”袁世凱虎目一瞪，訓斥道：“真假你都分不清，你還帶什麼兵！”回頭問某先鋒官：“你知不知道如何分真假？”這位先鋒官倒是伶俐，介面道：“回大帥，遇到義和拳，只管開槍迎擊，槍能打死的就是假義和拳；真義和拳刀槍不入，肯定傷不了。”袁世凱馬上將此事交給此先鋒官去辦。
就這樣，一個左右為難的局面化解於真與假的言辭之辯中。
到辛亥年武昌起義以後，天下局勢已成瓦解，各種政治勢力風起雲湧，政事軍情瞬息萬變，革命黨、清廷和立憲黨均無力收拾殘局，只有請袁世凱出山來擺平。這時候的袁世凱真可謂“眾望所歸”，但他牢牢握住兵權之後，對哪一方都不完全支援，也不完全反對，而是左顧右盼，左右騰挪。
一方面對清廷信誓旦旦披瀝自己的忠肝義膽，同時以革命黨的勢力和要求來要挾清廷，一方面則對革命黨表示民心思安，天下為重，而又以清廷的要求來壓榨革命黨，還充分利用立憲黨在其中穿針引線，終於攘得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位子。這一幕大戲，演得是起承轉合、跌宕起伏兼有聲有色，的確是袁世凱一生中耍權用詐的經典之作。可惜袁世凱身邊有些人不明白他種種舉措的妙處，覺得他做事不像以前有決斷了。袁聽了不免得意地向這些人解釋：“你們知道拔樹的辦法嗎？專用猛力去拔，是無法把樹根拔出來的，如果硬來，樹一定會斷折，只有一個方法，就是左右搖撼不已，才能把樹根的泥土鬆動，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樹，還是二百多年的老樹，要想拔這棵又大又老的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今天的忽進忽退，就是在搖撼大樹，現在泥土已經鬆動了，大樹不久也就會拔出來的。”
在戊戌變法中，他最初也是秉持靈活機動的策略，而且極為成功。雖然他有段時期被慈禧太后目為維新黨，而且康梁一黨的確對他也倚為腹心，連政變這樣“大逆不道”的事也請他參與，但袁世凱在保守派和務實派那裡也很吃得開，至少是他們極力拉攏的物件。榮祿對他的器重和保全是不用說了，李鴻章這一洋務派大佬則從一開始就非常賞識他，而李鴻藻作為清流派的首領，對務實派李鴻章的政見和為人向來不齒，對袁世凱這一“李鴻章的人”居然也讚賞備至，而且收其為門生。所以，當袁世凱1895年活動到專辦練兵事宜的重要位置的時候，無論是兵部尚書榮祿、慶親王奕劻這樣的滿族親貴，兩江總督劉坤一（袁世凱也拜為他的門生），湖廣總督張之洞這些方面大員，還是軍機大臣李鴻藻、軍機大臣兼戶部尚書翁同龢這樣卓具清譽的清流黨，抑或是李蓮英這樣陰柔毒辣的宮中紅人，對他都是交口稱讚、鼎力支援。想想只要在這袞袞諸公中巴結上一位，也足以青雲直上了，而袁世凱居然能夠個個搭上線，其交結手腕真令人歎為觀止。
這時候他在官場中處在遊刃有餘的超脫地位，那些洶湧澎湃的政壇暗流，不管來自哪個方向，到他這裡卻都能為他所用。可是，康有為這個剛愎狂妄、毫無政治經驗的書生改革家，卻硬是將他拖進了一場他毫無準備的軍事政變中，從而將他置於“非此即彼”的“死地”，不得不在光緒和慈禧之間做抉擇，而且給他考量的時間如此短促，以袁世凱一貫的作風，真的是難煞他了。
治國之道也脫不了掌握“動靜”之機，也即平衡“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慈禧折騰出來的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以李鴻章簽訂《辛丑條約》
告終。簽約後，李於病榻上上奏朝廷：“臣等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上年事變之來尤為倉促，創深痛巨，薄海驚心。今議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或可漸有轉機。”
也許他是有點樂觀了。《辛丑條約》規定的賠款，一直到1938年由於抗日戰爭才停止支付，中國前後共賠款白銀已近6.532億兩,摺合銀元近10億元。這筆持續三十八年的賠款，和《馬關條約》的賠款一道，將中國的財政抽空，使其再無多大餘力進行現代化改革。改革的各項事業需要資本，而晚清最後十年的改革，為著羅掘財源，卻使得中國的底層民眾完全破產，革命也就勢不可免。這是對外不懂“韜光養晦”的結果。庚子年的“危機”，並不因和平的來臨而有“轉機”，繼承李鴻章北洋衣缽的袁世凱，也無力迴天。
3．涼與熱經戊戌一役，光緒被圈入瀛臺冷宮，袁世凱倒成了太后面前的紅人。
世態炎涼，往往如蹺蹺板，有人炙手可熱，就有人失意乘涼。紅了熱了，常常引出別人的“紅眼病”來，涼了冷了，又不免遭小人落井下石。炎涼總是伴隨著進退，是政治生涯中的另一個雷區。明乎此理，也就明瞭，在別人處在落難境地時稍一援手，將令人銘感終生，在別人萬事順意的時候，哪怕送上厚禮，別人也會轉眼就忘。所以，一個人是否“重感情”，並不在於他出手是否闊綽，只在於他什麼時候“出手”，什麼時候“闊綽”。
袁世凱之所以幾十年來能夠成為政壇不倒翁，在晚清政治鬥爭中權勢越來越大，很大程度上和他做人的圓滑、靈活有關。前面說到袁世凱處心積慮地結交五湖四海的各方人物，但他的發達，也並非交遊廣闊這樣簡單。
他能結交人，更能籠絡人，關鍵還能留住人。袁宮保“義氣”，“手面豪闊”，“念舊”，是很多人對袁世凱的一般觀感。在官場上，他雖也不得已做出過“丟卒保車”的事，但他極少做“過河拆橋”的事，同樣也很少做趕盡殺絕的事。
吳長慶在國內去世時，袁世凱在朝鮮有職在身，無法親自扶靈送葬，但他送了一千兩的奠儀，並專門派本營副將率軍士護送吳長慶的靈柩回鄉安葬。
一千兩銀子，是當時司道級（相當於現在的司局級）官員十個月的收入，袁世凱戊戌年買官一級也只花了二千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