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忍將功業誤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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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忍將功業誤蒼生
第22章 忍將功業誤蒼生
站在歷史的這一頭，我還是止不住想去訪問他，想問問他，在戊戌八月初三的深夜，糾纏他的到底是什麼樣的念頭？在人生的終點，他肯定怨恨在心。如果他知道，此後近百年他都會頂著“竊國大盜”和“賣國賊”
的頭銜，走進歷史的書寫，他在走向那具冰涼的龍椅時，雙腳會不會顫抖？
他會不會為了他的“功業”，一直走到路的盡頭……美國作家埃利斯在描繪美國建國國父們的傳記作品《那一代》中告訴我們，獨立戰爭之後不久的美國，是一個“尚處在襁褓之中的國家”，其“政治圖景是一片危險的流變地帶”，具有“高度流變的、依然脆弱的特性”，是一種“尚在向一個穩定形態摸索前進的政治文化”，它的“國家政治和制度還需要建設一個自己的免疫系統，以抵禦會侵害所有新成立的國家的各種政治疾病”。而這時候，政治是否能夠走上正軌，端有賴於領袖們的個人品質，所以才有漢密爾頓和伯爾為了榮譽而進行的生死決鬥——“榮譽之所以是重要的，是因為品格是重要的。而品格之所以是重要，是因為美國的共和政府實驗的命運，還維繫在具有道德風範的領袖能夠存活下去這一點上。最終，美利堅合眾國會發展成為一個法治之邦，並確立能夠經受得住腐敗或無能的政府官員的制度。但是當時還沒有到這種地步。它還要求有可敬的、尚德的領袖才能繼續存在下去。”
“中華民國”是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這個寶貴的“第一”往往被我們徹底忽視了。它意味著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建設“共和”的艱難也許遠遠超出了美國建國的時代，超出了法蘭西建立共和的時代。美國建國快一百年的時候，還在出“美國皇帝”，法國的“共和”、“帝制”也數經反覆。
當“共和”的制度尚在未定之數的時候，我們只能寄希望於領袖的道德。
中國“共和”的悲劇在於，那個時代不僅沒有為中國準備好“共和”的制度，也沒有提供足夠的“共和美德”。社會沒有提供，袁世凱也不具備——雖然在民國元年，連孫中山都盛推袁世凱為“中國之華盛頓”。他的政治對手，同樣缺少這樣的美德。在“中華民國”，第一個威脅帶兵包圍國會、以武力脅迫議員的人，並不是袁世凱，而是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孫黃一派，為的是讓參議院投票定都南京。
然而，對政治人物來說，道德真的那麼重要？袁世凱的功業，不都是建立在摒棄道德的基礎之上？袁世凱的政治對手，在道德上就那麼優越？
這個問題，留下無盡的沉思空間。
也許他的一生，還充滿了巨大的遺憾。人生是遺憾的美學，歷史又何嘗不是？所有歷史的書寫，總是現時代的隱喻，而我們對這時代卻總也參悟不透。雖說作為站在時間這一頭的後人，我們可以有些“後見之明”，例如，知道袁世凱稱帝必然失敗，知道共和是歷史潮流，但站在時間那一頭的袁世凱和他的對手，又怎能輕易地看到這結局？在人生的每一個十字路口，我們選擇，卻不一定知道那一項選擇的真正含意和後果。比起歷史人物來，我們是端著望遠鏡回望過去的歷史，過去的一切似乎盡收眼底，他們卻只能用放大鏡端詳著眼前的現實，一隻小小的跳蚤很可能放大為一隻怪獸，需要他滿懷焦慮地全力應對。所以當他們面對的“現實”，成為今天我們審視的“歷史”時，我們也許應該多一點點同情，對他們的“舉止失措”，多一點點理解。今天的時代也必然成為歷史。後人可能比前人看得遠，那未必是因為後人站得高，很可能只是因為他們看得多而已。
“人生若只如初見”，這種絕望，皆因為人生中所有最初的美好，最終都會隨著時間的流逝化為灰燼。 袁世凱如果死於1914年，或者死於1904年，或者死於1894年，他留在歷史鏡中的，會是哪一種印象？
很多年後，顧維鈞回憶第一次見到袁世凱的情形：“堅強、有魄力，誰一見他也會覺得他是個野心勃勃、堅決果斷、天生的領袖人物。” 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這樣描繪剛當上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他（袁世凱）身材矮胖，但臉部表情豐富，舉止敏捷。粗脖子，圓腦袋，看來精力非常充沛。他的兩隻眼睛長得優雅而明亮，敏銳而靈活，經常帶有機警的神情。他銳利地盯著來訪的客人，但不顯露敵意，而老是那樣充滿著強烈的興趣。他的兩隻眼睛顯示他多麼敏捷地領悟談話的趨向。”
多麼生動的一副形象，這就是處在權力和榮譽巔峰時的袁世凱。那時候他總是有揮灑不盡的精力，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不管政務多忙中午總要睡一覺，晚上不時和愛女玩玩“找銀元”的遊戲，將幾枚“袁大頭”藏在床角或櫃底，女兒找到了他就哈哈大笑，將銀元賞給她們。他晚上辦公忙碌到深夜，日復一日，有如永不停歇的鐘擺。不管一天要看多少報告，寫多少批文，他面上從無倦容，他一邊批著檔案，一邊聽著彙報，手舞筆動之間，各種難題一言而決，從無拖沓。如果加上一點點生活細節，這該是多麼完美而有趣的一個人物：他每天的早餐要吃掉二十多個煮雞蛋，加一籃子白麵饅頭（別人的回憶，似乎有點誇張），再加上一大碗牛奶；他吃東西非常快，用大海碗吃麵條，幾口就可以吃完；他喝湯或喝稀飯的時候，往往弄得鬍子、衣服上汁水淋漓，他又從不用手絹，遇著他流鼻涕的時候，如果無人在旁伺候，就用衣袖一擦了事，他是個天生的軍人，一生都保持著最標準的軍人行儀，喜歡穿軍裝和制服，所以顏色莊嚴的衣袖上總是斑斑駁駁，留著些汁水的痕跡，為了大總統的儀容，他的九個姨太太輪流著將毛巾沾溼，幫他擦拭乾淨，他像個不會照顧自己的髒孩子一樣，伸出手來，乖乖地讓她們擺佈，自己從不為這些小事動手……不到三年，袁世凱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睛變得黯然無神，他常常滿面戚容呆坐在空無一人的辦公室裡，半天不發一言，目光呆滯，不知所從。到他病重再也無法端坐的時候，躺在**，顫顫巍巍地抓著檔案，半晌無法看完一篇。他的幕僚再也不敢拿那些煩人的難題交給他解決，因為他一看到有人反對他的訊息就要罵人，有時氣得暈厥。
共和誤民國？民國誤共和？百世而後，再平是獄；君憲負明公？明公負君憲？九泉之下，三復斯言。 這是楊度寫給袁世凱的輓聯。袁世凱臨死前喃喃自語，“他害了我！
他害了我！”這個“他”，有人說是楊度，有人說是袁克定，說起來兩人都不冤。所以出喪時，楊度作此聯掛於靈棚，明為弔唁，實為自己申辯。
但又有誰為袁世凱申辯呢？據說袁氏謝世之日，几上發現其親書二語曰：“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也許，這就是袁世凱的自挽之聯。
究竟是袁世凱負了民國，還是民國害了袁世凱，這問題且留給歷史學家去回答吧。當歷史人物走進歷史文字之後，合上書頁，我們的目光也許會迫不及待地轉移到這些人物生前巨大身影掩蓋的“小人物”身上來。袁世凱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太大了，以至於很久以來我們對其難以正視。而他的後人，也長期被他的身影所遮蔽。
說起來有點好笑，袁世凱這個“武人”最有名的兒子，卻是一個**不羈、大大有名的文人。恰恰是這位文人，對他的稱帝極力勸阻。在袁世凱復闢帝制氣焰方張的時候，他最疼愛的二子袁克文做了一首題為《感遇》的詩，勸他不要稱帝：
乍著微棉強自勝，陰晴向晚未分明。
南迴寒雁掩孤月，西去驕風動九城。
駒隙留身爭一瞬，蛩聲催夢欲三更。
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
這最後一聯，是當年傳頌一時的名句，其義看似淺顯而實深沉。可袁世凱還是一意孤行，登上了“瓊樓”最高層。於是，等待他的是風雨飄搖，風刀霜劍。
那麼，等待他後人的又是什麼風雨呢？
袁氏的後人中，唯一的知名人物只有一個袁家騮（袁克文之子），他和夫人吳健雄是“華人物理界無出其右的菁英伴侶”，二人均是聞名世界的物理學家。其餘的兒孫，則都在公眾視野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1973年，袁家騮闊別中國37年之後，第一次踏上故土，受到周恩來接見。
他回到河南安陽，給袁世凱上墳，但他見到的墓園卻是一片頹敗、凌亂。
石人、石馬、五供等全部被推倒在地。袁世凱下葬的時候，墓上澆鑄了兩米厚的鋼筋水泥，紅衛兵們用各種自制的炸藥，都沒有把袁世凱的墓炸開。
這片墓園，稱為袁公林（陵）。
袁死後其家人要求以皇帝規格公葬袁世凱，要將袁世凱墓稱為“袁陵”
（傳統中陵是帝王的墓），懼於輿論，北洋領袖不敢答應。袁世凱最大的政治對手孫中山之墓卻毫無爭議地被稱為了“中山陵”，歷史的敘說站在了孫中山一邊。
還是徐世昌出的主意，在墓園四周廣植松柏，稱其為袁公林，可以諧音袁公陵。
多少年後，再也無人來和他計較真假。
袁世凱陵墓稱為袁林，位於今安陽洹水北岸之太平莊，北望韓陵，東接御道，西依京廣。陵墓外圍為純中式風格，神道、碑亭、牌樓、照壁、望柱、石人石馬一應俱全。
而今，神道旁站立的翁仲一如往昔，墓園卻已鬱鬱蔥蔥，林木茂盛，不負徐世昌“袁林”之名，只是昔人不再，舊物仍存，唯有彳亍的風，和婆娑的樹，相互低語，訴說歷史的煙雲。
8282民國時期袁世凱陵墓的神道與碑亭，83袁林裡的翁仲83袁林仿明清帝陵建築形制，以神道為中軸的建築群承襲傳統建築風格。墓冢則仿美國第十八任總統格蘭特濱河廬墓的形制修成，內包水泥，外砌石牆，獨具歐式風貌。形成了中西合璧、風格迥異的陵園特色，這種中西兼收的風格，正如袁世凱的一生，既有中式權術，又有西式思維，既武且文，可以說他是一個典型的馬基雅維裡式的政治家，融合各種衝突於一身。
袁林墓冢鐵門84歷史的臉譜作為晚近中國華盛頓式的人物，曾經有太多的人在其身上寄予厚望，即使如孫中山，也曾對袁世凱抱有諄諄之期。然而，歷史的風雲，如同一幕幕無聲電影，演繹著的不僅有喜劇，更多的是在時間面前的無奈和無力迴天的悲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