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權力之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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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權力之鋒1
第14章 權力之鋒(1)
袁世凱在洹上村隱居時有名的遺蹟，除了他那幾幀照片外，就是一些故作閒散的詩作了。他最著名的詩，倒不是上面引用的《自題漁舟寫真二首（之一）》，而是一首題名《登樓》的五絕：樓小能容膝，簷高老樹齊。
開軒平北斗，翻覺太行低。這一首小詩，時人的評價是“有曹阿瞞橫槊賦詩的氣度”。他到底要爬到什麼地方，才不覺得自己所處地位之低呢？
看袁世凱對權位熱衷到什麼程度，只要比較他和翁同龢、瞿鴻禨三人被清廷罷斥時的不同情狀就行了。這三人都是漢人，又都是在軍機大臣任上被清廷斥退回原籍。
翁同龢是在戊戌變法時期因為得罪慈禧而被罷官。這一天有旨，先讓他待在宮外。翁同龢私下想，自己的處分最過也不過是如甲申年恭王那樣被趕出中央，甚至開去各項差使而已。結果詔書一下，他當場就捧著詔書哭了起來，因為他的處分不止是開去本兼各職，而且是被趕回老家，由地方官嚴加看管，以帝師之尊，等於斥逐，沒有任何掩飾的禮貌言詞，實在大出意料。1907年，袁世凱和瞿鴻禨鬥法，結果瞿鴻禨落敗，被放歸原籍。
當時正是炎炎夏日，樞廷各大臣來到宮中稍微早了點，都解下冠帶，在室內休息。等到詔書從宮中下來，大家都擁上來圍觀。瞿鴻禨本來學問很高，年富力強，稍微掃了一眼就將內容看得明明白白，看完就束帶整冠，入宮內謝恩，謝完恩從容出來，沒說一句話。宣統元年（1908），輪到袁世凱也被放歸原籍。當天軍機處已經散值了，攝政王又召世續和張之洞兩人入內，將詔書給他們看，這上面的言詞和處分比後來實際釋出的要嚴厲得多，世續等力爭，為袁世凱爭得“開缺回籍”的處分。袁世凱看到詔書的時候，滿面皆赤，強作笑容地說，“天恩的確浩蕩！”當時正在辦慈禧和光緒的喪事，袁世凱為恭辦喪禮大臣之一，要輪日值班，這時候他忽然記起這件事來，說，“今天我當值，怎麼辦？”世續說，“我替你吧。”袁世凱半跪一下表示謝意，然後匆匆回家作自己的打算。聽到這一訊息，袁世凱家裡人慌作一團，又是袁克定，出了一個好主意，勸他馬上到國外去。袁開始猶作鎮定狀，後來子女妻妾都跪求，他也慌了，急忙叫張鎮芳來計議出逃一事。
第二天清早就換裝祕密出奔到天津，戴著墨鏡，火車坐的還是三等車廂。
後來還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趙秉鈞向他報信，說張之洞說的，“袁宮保還沒有向皇上和太后謝恩呢。”他這才驚醒，看來張之洞認為他不至於丟命，自己出逃得太慌張，連基本的君臣禮儀都置諸腦後了，忙又偷偷溜回北京，去宮中“謝恩”。要是這一次袁世凱按照原來想的出逃到英美（不敢去日本，日人恨之入骨），那就根本不會有後來傾覆大清王朝的袁宮保了。
翁同龢當場老淚縱橫，那是覺得自己被斥退得太沒面子，他這樣的名士儒生，感時傷世，入世出仕，圖的只是一個名聲。瞿鴻禨磊落大方，從容沉靜，他志在匡時濟世，“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毫不戀棧，有古君子之風。而袁世凱這時候忽然想起守喪輪值這樣的小事來，其心慌意亂、悻悻不甘之情溢於言表。心理學家也許會說，袁世凱這時候是近乎本能地想找個藉口留下來。他之所以狼狽潛逃，是存著“留得青山在”的打算的。
1．高與低政治鬥爭就和貼身肉搏差不多，狹路相逢勇者勝。但勇氣來自何方？
來自權力慾，一種遏制不住的要掌控別人命運的衝動和極度快感。愷撒在高盧的軍營，展卷讀著亞歷山大大帝的傳記，不禁潸然淚下，他說，亞歷山大大帝三十歲的時候，已經征服了所有已知的世界，而我到現在還什麼都沒有做。拿破崙告別科西嘉島，牽著他的戰馬，深深遙望著隔海的大陸，對他的初戀情人說，我註定要去改變整個歐洲的命運。他們為什麼如此醉心征服，如此迷戀權力？青年時代的袁世凱，是否也曾有這樣的豪情，或野心？
還是光緒初年的時候，李鴻章督直隸，任廣西才子于式枚為北洋大臣總文案。這時候袁世凱還沒有投奔吳長慶，到處落魄尋出路，因父叔的關係來到李鴻章處謀事。李鴻章只給他微薄薪水，要他師事于式枚學八股制藝。
袁年少無行，好邪辟，多醜行，于式枚深以為苦，但于式枚也知道袁氏能成大事，於是逐日記下袁世凱的行動舉止，戲曰《袁皇帝起居注》，而且每寫完一條都給袁世凱看，同僚宴會的時候，必大呼袁皇帝到了。在於式枚，他做這些大概存著戲謔的態度，也沒怎麼當真。他萬萬想不到袁世凱有一天真的要當皇帝。袁世凱後來顯貴了，每每問于式枚索要這“起居注”，於總是不給，袁也無可奈何。
袁世凱既然對權位的慾望如此強烈，則指望他成為忠臣烈士是有點勉為其難了，因為凡是將權力看作第一原則的人，是不會為信仰作犧牲的。
袁世凱不是大清朝的忠臣，他也沒有打算做大清朝的忠臣，因為這個大清朝已經為他對權力的追求設定了天花板。
早在辛亥革命前很久，袁世凱就暗地裡支援革命黨，他實際上是排滿倒清的主動人物，而且是真正的實行家。這一袁氏幕僚於“洹上之墓草青矣”
之後道出的祕聞，乍一聞頗有石破天驚之感。然而瞭解袁氏對權力的狂熱追求和為此習得的騰挪手段後，則這樣的事對袁世凱來說也無足為奇。
原來，自庚子之變後，革命黨之旗幟，時揭起於滇粵之間，而清朝雖宣佈舉行新政，但不過是迫於中外壓力，做做樣子。新政中袁世凱是一心鼓動，銳意實行的中堅人物，但他做起來才發覺自己孤掌難鳴，頗受疑忌，事多掣肘。他也看出，清廷的氣數和以前相比大為衰弱，尤其是他看出革命黨“東竄西突，其勢未可撲滅，一旦變起恐非教匪發逆之比也”，所以他有一次特意去看望榮祿，討求對策。他對榮祿說：“您多年來都是忠誠體國的，這種情況應該早有一個根本解決的對策，這樣才可使祖宗基業如磐石萬年。我袁某願意為此奔走效勞，萬一不成，至少也算報答了皇太后、皇上的恩遇。”榮祿聽得這一席話，面容肅然，沉吟良久，喟然長嘆一聲：
“你說的當然對。我也知道朝廷敷衍新政，浮費無益，可是太后年紀已高，又狃於成見，而皇上威信已墮，也不能成事了。你指望我，可是我雖然顯貴，也沒有特殊權力來做這一番事，而且我也老了。以後繼承我志業的只有你了，你好自為之吧。只是現在還不是機會啊。”袁世凱又問，“那麼現在做立憲、練兵這兩件事，怎樣？”榮祿說：“立憲，朝廷並不相信，這只是老佛爺牢籠中外的羈縻之策罷了。兵情積弊甚深，國家每年靡費鉅款，可是並無效果。新兵習聞的是民權之說，未必忠於朝廷。我恐怕他日之禍，就隱藏在練兵之中。你如果秉政，能夠維持下去，就是祖宗社稷之幸了！”榮祿到底是胸有丘壑的英才，這些話，字字見血，切中肯綮，他對情勢的判斷後來也無不得驗，可是他也有無力迴天之感。這一席傾心長談，無論對袁世凱個人，還是對清廷和近代中國的命運，其意義簡直無法估量。袁世凱回來後，就對其親信說：“滿人中只有一個榮中堂是人才，而他暮氣已深。
其餘的則不是尸位素餐，就是乳臭未乾，這樣的大局還能有什麼作為。”
正是從這一席深談之後，袁對滿清王朝的態度，對革命黨的態度，以及自己此後一生的志向抱負，完全改變，用其親信的話來說，就是“始有予智自雄之意”。在這之前，他還想著在滿清王朝這個臺子上建功立業，有所作為，自此之後，則有另起爐灶的打算了。因為，滿人朝廷已經是扶不起的阿斗，而憑他的習性，他決不會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
從此，凡是留學東西洋回來的留學生，他都竭力延攬，而對於那些歸國後倡言革命自由的青年，尤其嘉納無忤，而且私下對這些人厚贈多饋，毫不吝嗇。
對於他與革命黨為善的舉措，他的幕僚開始還不明白箇中奧妙，直到有一天私下聚談的時候，這謎底才揭開。席間袁世凱對眾人笑道：“蘇長公（蘇東坡）論戰國養士，說那些有智勇辨力的人，要是有人收養他們，則天下太平了。如今革命黨氣焰方張，我就用這辦法收而養之，這樣或許可以藉助他們來消弭將來之亂也未可知。”他這時大概想起了早年嫖妓時的見聞了，又說：“我聽說江浙一帶的村中老太婆，在家中蓄養非親非故的幼女，養大了，就打扮得漂漂亮亮賣了。諺語說這樣的女子為‘瘦馬’，用意跟養士差不多。這些幼女與其供盜匪略賣，還不如做村嫗的瘦馬。”
他還發感慨：“皇上駕崩後，一定會有攝政王，而且，這攝政王恐怕要跟我計較以前的事，不顧大局，我的事恐怕要遇挫折。我這話要說不中，大清朝尚可支柱殘局，要是不幸言中了，則一定有那些願意同歸於盡的。檀道濟說‘壞汝萬里長城’，他跟我為仇，他能得到什麼好處！”這話微言大義，讓後人聽了，真讓人不寒而慄，不得不感嘆袁世凱心計之深，計慮之遠，真正是雄才大略，寥廓恢弘。他是不會做那與大清朝“同歸於盡”
的人的。如果後來的攝政王果然有謀國之才，則恐怕不會貿然罷斥袁世凱——他要麼乾淨利落除掉袁以絕後患，要麼效法當年榮祿在戊戌政變之後的故伎，反而更加倚袁為幹櫓。袁氏固然不是什麼忠臣，但要他自己舉兵造反，則還有點難為他。他的確像曹操，曹操權位過於皇帝，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但終其一生，他大概懼於言論，沒有做出廢立自代的事來，曹操之得魏武帝這一帝號，還是拜他取漢而代之的兒子魏文帝曹丕所賜。
攝政王見識短淺，優柔寡斷，對袁的處置兩不搭界，反而激起袁世凱的不臣之心。而攝政王的種種舉動，竟早在數年前就已被袁一一料中了，兩相對照，袁真有不得不反的理由，清有不得不亡的道理。國學大師章太炎看得很準，他在為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所作序言中說：“袁氏仕清，權籍已過矣，不遭削黜，固不敢有異志，趣（促）之者滿洲宗室也。於臣子為非分，於華夏為有大功。”
袁世凱眼看大清朝不行了，又不願為它殉葬，只好“自謀出路”，所以，這時候革命黨就不是他的敵人了。尤其在宣統初年被黜之後，他對清廷就更無眷念之情，只有利用之意。他在洹上看似杜門卻掃的三年，其實正忙著製造革命黨。當時留學東洋回國的留學生，為數不少都繞道謁袁，而袁則分別其才之高下以為待遇。其私邸中，談燕遊觀，無不座客常滿，不少是以推翻滿清為己任的革命志士。袁這時候雖然不能封官許願，但饋以錢財，暗中援手，則是舉手之勞。所以，有些革命黨人經費不足，竟可以從袁世凱處領到津貼。大清朝的最後幾年，革命星火屢撲不滅，反成燎原之勢，這其中實在有袁宮保一份功勞。正因為袁和革命黨人早在辛亥以前就有這一段姻緣，在辛亥之後，有些革命黨人才對袁取孫中山代之以為理所當然。
1911年袁世凱復起而為總理大臣之後，為了和革命黨談和，保全了在獄中的革命黨人，其中以刺殺攝政王，寫下“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這樣名詩的汪精衛對袁最為有用。汪精衛還在獄中的時候，袁就已經派袁克定與其傾心結納，出獄後，克定還和汪結成兄弟，所以汪精衛對袁世凱代孫而為大總統奔走效勞，甚為賣力，這未嘗不是袁世凱當年養瘦馬之功。
1911年武昌起義之後，在舉國上下一片“非袁不可”的籲請聲浪中，袁世凱重秉朝政，收拾亂局。但他再無儲存滿清皇權的用心，滿清政權成了他和革命黨人做交易的籌碼。他對清廷的利用，其中最關鍵的一點，是在清帝退位詔書中特意加上這麼一句：
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
這意味著，袁世凱所組織的臨時共和政府，非由孫中山等人在南京組織的臨時政府延續而來，而是由清朝的皇權變相地“禪讓”（授權）得來。
袁世凱強調，他手中的權力得自清廷，而非孫中山。這之中的差別簡直不可以道里計。大清立國之初，特佈告天下，其叩門入關是得明朝邀請平亂，其天下取自明朝的“亂賊”李闖而非明朝朱姓皇帝。所以其政權的合法性奠立在幫明朝戡亂的基業之上，而非顛覆明朝皇室取而代之，以此解說來消除明室忠臣對其統治的抵抗。袁世凱反其意而用之，透過清帝退位詔書，他明告天下，其總統大權是取自清室而非民軍，其政權合法性來自“禪讓”
而非“作亂”，以此理由來抵制革命黨人對其權力的威脅。為了這宰制一切的權力，袁世凱真可謂苦心孤詣，其結果，則正好套幾句《詩經》的說法:“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他儘管去“經之營之”，但如果“庶民”不“攻之”，他有何機會“成之”？
經過晚清最後十年的改革與被罷斥，袁世凱終於積累了可以登臨最高權力的威望和實力，現在，缺的只是東風罷了，而來自“下層”民眾的“登高一呼”，這風雨居然應時而至。
2．上與下決定袁世凱在政治金字塔中上還是下的因素，很多並非他所能掌控，但有些“上與下”，卻是他善於也能夠掌控的，比如，以上馭下之道。
袁世凱交代屬下調查處理事情，為了防止下屬欺瞞，往往會派兩撥互不隸屬、又互不通情的人去調查同一件事。如果兩撥人彙報的情況互相沖突，他再同樣另派兩撥人去查對，直到從不同渠道得到的資訊足可供他有把握地決策為止。因此之故，他的屬下極少能夠對他欺瞞、作弊，所以他大兒子袁克定辦假《順天時報》的事，就不僅是對其父的不尊，更被袁世凱視為對其智力的侮辱。他暴跳如雷，氣得拿棍棒將跪在地上的袁克定一頓亂揍。
曾國藩說，辦大事的第一要義，就是找好替手，也就是得有一幫人為他打下手。在自己離開某一職務或為了辦更大的事而放手一件事以後，得有自己信得過的人繼續接手，不至於人亡政息。袁世凱之所以能成就一番功業，除了他自己的確有不凡的膽略、見識之外，他有一幫才能出眾的手下傾心竭力幫他，這也是不容忽視的條件。袁世凱是近幾百年來中國政治家中真正有帝王氣象的統治者，這不止是從他的戰略眼光、他的權謀機變、他的包容氣度可以看出來，尤其從他識人用人之術可以看出來。
他的手下真正是三教九流無所不包，人才濟濟有容乃大。不管是出身低賤的雞鳴狗盜之徒，還是魁星高照的學識巨集富之人，都能為他所用。而且，袁世凱的的確確做到了唯才是舉——他的親戚朋友並不能因為自己是袁世凱的親朋就得到重用，對於親朋中來門下奔走求食的，他寧願白給俸食，絕對不假以事權。在他手下，只要能辦事，就能得到升遷，並不計較任何人的出身。向來反對袁世凱的胡思敬，在《大盜竊國記》中也不得不承認，袁“敢於用人，不念私仇，不限流品，不論資格而已”。袁的幕僚張一麐也說：
“其虛懷下士，有不可及者。其精力過人，兩目奕奕有神，其未見者俱以為異。與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故各方人士奔走於其門者，如過江之鯽。然所用無私人，族戚來求食者，悉以己俸食給月廩，不假事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