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節：第三章 國君王文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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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節：第三章 國君王文化(6)
王莽受過正統的儒學教育，但是他並沒有沉迷到儒學的教條中淹死。他自己廢除封建兒皇帝，自己登上皇帝寶座，受到天下儒士的反對。他從以禮治人的政治觀擺脫，針對漢末土地高度集中、賦役苛重、奴婢與牛馬同欄的悲慘現實，提出發展經濟和管理經濟的系列創新思想。
首先，王莽規定土地王有，換句話說叫做土地國有，私人無權買賣，今天我們公有制社會主義中國的土地政策也是如此。男丁八口以下的農戶，佔用地不得超過900畝，超過了的，要將多餘的拿出來交給宗族、鄰里、鄉黨，變相地無償沒收。沒有土地的農民，由政府分給土地，一對夫婦原則上要達到100畝，不滿100畝的，由政府補足。
其次，禁止在市場上買賣奴婢，規定奴婢由主人私有，進行買賣則違法，緩解奴婢的踐踏程度，以限制奴婢的範圍和數額的方法，阻止這個階層的擴大，使之最後自然取消。
第三，實行“五均”“六管”政策。五均，指在各大城市設立五均官員，管理市場物價，徵收漁獵、卜卦、醫生、旅館以及女子家庭手工業十分之一的所得稅。五均官還有權辦理借貸款，人們因祭祀或喪葬的需要，可向政府借無息貸款，若為經營農商業而貸款，政府則收取純利十分之一的本息，六管指政府專賣酒、專賣鹽、專賣鐵器、管理貨幣發行、徵收山林川澤稅等。
王莽的三大政策，為後來的農民起義軍提出土地問題寫了序曲，為土地國有開了先例。但是，王莽的改革，超出了當時社會大地主、儒生和農民的思想接受能力，他面對的社會又是經儒家教化了的私有名份社會，因此王莽改革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是君王文化中政治和文化相脫離的一個典型例子。
公元23年，王莽42萬大軍被綠林赤眉軍消滅，王莽失敗。這次失敗，中國又一次選擇了非法治社會，又一次選擇了非經濟發展為主的社會組織形式，這不是一般的失望。因為王莽失敗後，他就被儒生們以不忠不孝的罪名作為反面教材來宣講，中國更成為注重人與人之間政治鬥爭的社會，生產力被儒生們遺忘，更談不上會取得革命。外國人評論中國鄉村的農民，具備天生的組織能力和政治眼光，是中國儒家系提倡社會鬥爭的自然產物。
王莽是中國封建社會比較突出的一個進行土地國有和平均地權的君王，他的失敗和漢武帝的成功，清晰地表現了中國社會的結構待徵，即中國儒學社會基本上為精神社會和政治社會，表現為靈活的格式，任何深諳權謀術，不落窠臼，認準最終目標講究策略而不擇手段的人，均可在政治舞臺上演出一幕大劇，並非只有人們和歷史所期望的明君和才華橫溢者才可當政。
中國儒學社會不是物質社會和經濟社會，給一部分人以物質利益，必定給另一部分人以物質損害，產生的後果是形成矛盾，往往因得不到控制而一發不可收拾。所以中國的改革要想成功，首先要保證該政治社會的精神充實，即不產生意識危機。其次，才可談論制度的改革和經濟利益的調整。1989年中國的學潮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
這次學潮表面上是因為官僚主義和黨風不正、官倒腐敗而產生，深層次的原因是一些青年人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危機導致的。這與江澤民在1995年講的一部分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出了問題是相應的。而走在學潮前頭的，是平反了的右派知識分子和在改革開放中富裕了的個體戶，這些人是改革的受益者，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受益者，沒有理由在東歐社會主義解體時搖起中國風。
從經濟上看，當時更沒有爆發的理由，經濟在十年改革中取得長足發展，國家處在歷史上最繁榮的時期，不論是新型的富裕階層還是普通人民，生活都比過去更富足，因為實質上人們的生活提高了，物價上漲只是心理作用，應該不足以爆發這場學潮。
唯一的解釋，中國仍然是一個精神社會和政治社會，在前途迷惘，理想淡化時，危機也就產生了，這是不以經濟發展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