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節:第二章 中國農民文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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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節:第二章 中國農民文化(11)
第三個原因,只能說西方經典的基督教不能幫助中國農民擺脫生活的困境,在那種條件下,農民需要的是革命。
太平天國革命,從純農民思維出發,既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又反對滿族統治者的民族壓迫,更反對儒教政治產生的階級壓迫,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中國農民的鄉土性和平均主義特點,對滿清滅亡後,中國向何處去,有比較直接的關係。毛澤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的口號,與之有一脈相承的關係。說毛澤東把馬列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這種使農民思想有承接性的革命綱領就顯著地說明問題了。
但是,儘管太平天國提出了全新的社會主張,但洪秀全仍然把位傳給了自己的宗族子弟,各位大臣爭相勞命傷財,大興土木,娶妻納妾,說明他們砸孔廟還很不徹底,儒學的東西不僅僅是儒士們的家產,更成了社會生活的無所不及的組份。
例如宗族觀,從原始社會的黃帝,到奴隸社會的周姬旦,再到封建社會晚清,已成為中國的一大特色,即使是毛澤東發動行為極端的**,也沒有徹底消滅宗族觀和山頭主義。到中國的鄉村去走一走,看一看裙帶關係,宗族觀依然構成了當今農民的文化生活和經濟互助形式的基礎。
太平天國受理論界批評最切中的東西,就是其理想的社會是飽暖社會。
是的,中國農民是最易知足的勤勞的農民,即使是勞筋累骨,只要能養家活口,也要以為快樂,並在大年裡放上串喜炮。對偷工覽閒,感到恥辱,因而對提高生產力和技術並不特別渴望。
出現資本主義以後,中國封建社會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到太平天國為止應該結束,剩下的應該是資本家和地主之間的勢力鬥爭。但是,儒學中的民族自尊意識,還導演了一場農民對抗外來侵略者的農民戰爭。公元1900年,在京津地區瀑發了一場專門反對帝國主義的農民戰爭,即義和團運動。
義和團又是利用宗教為宣傳手段組織起來的,以壇口為單位,各壇口信奉不同的神仙,既沒有系統的政治組織,又沒有系統的軍事組織,更無變革的社會主張,只反洋鬼子,不反清朝統治。確切地說,更象一群散兵遊勇,在對敵鬥爭中,處於被清朝統治者利用的地位。
但是,義和團在和帝國主義軍隊的戰爭中,其被集體屠殺式的流血,在中國青年人中刻下了深刻的印記,客觀上推動了二十世紀初葉中國人學習西方技術,奮發圖強的浪潮。
2/11 小結與評論:大同文化是中國農民文化的根本
從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起義,到1864年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革命,共2073年曆史,中國爆發了十次大農民戰爭(隋末農民起義不算,因為其太零散,沒有形成完整的農民起義規模),除陳勝吳廣起義是農民求生存的本能反抗以外,其他都在王朝政治腐敗,民生凋蔽,剝削苛重,並夾雜自然災害的情況下爆發。尤其在後來幾次起義中,基本上先做宣揚鼓動工作,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目標的起義,均以宗教為主要手段,其追求的目標以洪秀全的《天朝田畝制度》為最高成就,農民盼望大同社會,農民的社會組織能力確實達到較高水平,不再是烏合之眾。
正是透過農民的十次大起義,農民們將古思維中的三大家系進行融合提煉和再生,形成了滿清滅亡後來的中國農民思想基礎。
在政治上,陳勝吳廣不知儒學為何物,但是王匡王鳳和樊崇則是農民們全盤接受儒學的時期。到張角的黃巾大起義時,老子的甘服美食,安居樂俗開始佔一定的地位,普通民眾開始嚮往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社會。到王仙芝發動唐末農民戰爭後,大一統和平均主義思想開始形成中國農民的思想主流,儒家的宗族觀念,忠孝觀念也還有一定普遍性。王小波、李順敢於自己做皇帝,標明儒學開始庸俗化,皇帝是龍種的最初學說被推翻,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觀念和儒學的三綱五常相雜合,並使儒學在農民文化中退居二位,太平觀念向前發展。宋江起義是一個特例,它是維護儒學政治的,當然遭到其他將領的反對,而且最早到梁山泊的晁蓋也不主張如此,只能說起義軍的政治要求與宋江個人的成份關係太大,不能代表民眾要求。與宋江同時代的方臘起義則大不同,其宣揚的思想接受外來佛教的主張似乎比較多,即人生輪迴觀,另外提出平等的主張,反對封建的政權、神權、族權和夫權。到鐘相楊么起義時,農民又開始接受法家系的思想,要求以法治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至此,古思維中的三大家系均在農民文化中生根,但是三大家系都改頭換面了。道德家系的太平觀成為農民嚮往的大同理想,併成為民眾政治思想的主流,但是拋棄了其消極無為的主張,而且社會財產向公有制方向發展。儒家系的定名份受到懷疑和嘲弄,但是三綱五常,忠孝觀,家庭觀仍然維持著生活的各個方面,也成為民眾痛苦的來源,農民生活於其中,但是已經知道它是達到太平理想的最大阻力。法治的觀念也加深了印象,韓非主張的“法不阿貴”,受到民眾歡迎,民眾並不指望依靠法來解決一切問題,“法”只相當於今天的刑法,即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紅巾軍起義是民族壓迫激化的產物。李自成起義的政治要求將前面所有起義的政治要求都歸納起來,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起義時,農民的政治思想水平達到反封建的高峰,這就是反對孔孟之道,反對儒學,讚美公有制,讚美人人皆兄弟,人人平等的政治觀,讚美飽暖社會。
在經濟上,農民最早期的思想是平均財富,反對貧富不均,即反對人壓迫人。到李自成時期,問題開始切中要害,即涉及到平均土地的問題,這是封建社會得以生存的經濟本質。太平軍頒佈《天朝田畝制度》,更把平均土地當作工作的重點,農民對土地的要求愈來愈強烈,已不滿足分封制和大地主兼併土地。
這樣,在清朝末期,在政治上,農民們徹底懷疑儒學,否認儒學,嚮往以平均為標準的大同社會。大同成為農民文化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