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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赫留朵夫特別喜愛一個叫克雷裡卓夫的害癆病的青年。

克雷裡卓夫跟瑪絲洛娃在同一個隊裡，被流放去服苦役。

聶赫留朵夫早在葉卡捷琳堡就認識他，在途中又同他見過幾面，還同他談過話。

夏天裡，有一次在旅站上休息，聶赫留朵夫跟他幾乎消磨了一整天。

克雷裡卓夫興致勃勃地把自己的身世講給他聽，還講了他怎樣成為革命者。

他入獄前的經歷很簡單：父親是個富有的南方地主，他小時候父親就去世了。

他是個獨子，由母親撫養長大。

他念中學和念大學都很輕鬆，大學數學系畢業時名列第一，得碩士學位。

學校要他留校，以後還要送他出國深造。

他猶豫不決。

他愛上了一個姑娘，想同她結婚，並且進地方自治會工作。

他什麼事都想做，可就是拿不定主意。

這時候，有幾個同學要他給公共事業捐點錢。

他知道，這種公共事業就是革命事業，但那時他對它還毫無興趣，只是出於同學的情誼和自尊心，唯恐人家說他膽小怕事，就捐了錢。

收錢的人被捕了，搜出一張字條，知道錢是克雷裡卓夫捐的。

他因此也被捕，先是關在警察分局，後來進了監獄。

“我坐的那個監獄，”克雷裡卓夫對聶赫留朵夫講道（他胸部凹陷，兩肘撐住膝蓋，坐在高高的板鋪上，偶爾用他那雙害熱病的聰明、善良、好看的亮晶晶眼睛對聶赫留朵夫瞧瞧），“那個監獄不算太嚴，我們不僅可以敲敲牆壁互通音訊，而且可以在過道里來回走動，隨便交談，相互分送食物和菸草，到了晚上甚至可以齊聲唱歌。

我原來有一副好嗓子。

真的，要不是我媽過分傷心，我待在牢裡也還不錯，甚至很愉快。

我在這裡認識了赫赫有名的彼得羅夫（他後來在要塞裡用碎玻璃割破喉嚨自殺了），還有別的人。

但那時我還不是個革命者。

我還認識了隔壁牢房裡的兩個人。

他們都是因攜帶波蘭宣言①案被捕，後來又在押往車站途中企圖逃跑而受審。

一個是波蘭人，姓洛靖斯基；另一個是猶太人，姓羅卓夫斯基。

是啊，那個羅卓夫斯基簡直還是個孩子。

他說他十七歲，可是看上去只有十五歲。

他又瘦又小，兩隻黑眼睛亮晶晶的，人挺機靈，也象一切猶太人那樣賦有音樂才能。

他還在變嗓，但唱起歌來很好聽。

是啊！他們被提審我是看到的。

他們一早被帶出去，傍晚回來，說是被判了死刑。

這事誰也沒料到。

他們的案情實在輕得很，只不過企圖從押解兵手裡逃走，也沒有傷什麼人。

再說，把羅卓夫斯基這樣一個孩子判處死刑，實在太不近人情。

我們關在牢裡的人，個個都認為這只是嚇唬嚇唬他們，上級是不會批准的。

開頭大家激動了一陣，後來平靜了，又象原來那樣過日子。

是啊！不料有一天晚上，看守來到我的門邊，鬼鬼祟祟地告訴我說，來了幾個木匠，正在搭絞架。

我開頭沒弄懂是怎麼一回事，什麼絞架不絞架的。

但看守老頭十分激動，我瞅了他一眼，這才明白是為我們那兩個人預備的。

我想敲敲牆壁，把這事告訴大夥，可是又怕被那兩個人聽見。

大夥也都不作聲，顯然全知道了。

那天晚上，過道里和牢房裡一直象死一般地安靜。

我們沒有敲牆壁，也沒有唱歌。

十點鐘光景，看守又走來告訴我說，從莫斯科調來了一名劊子手。

他說完就走開了。

我喚他，要他回來。

忽然聽見羅卓夫斯基從他那過道對面的牢房裡對我叫道：‘您怎麼了？您叫他有什麼事？’我支支吾吾地說，他給我送菸草來了，但羅卓夫斯基似乎猜到是什麼事，就問我為什麼我們不唱歌，不敲牆壁。

我不記得當時對他說了些什麼，但我趕快走開，免得他再問我什麼。

是啊！那真是個可怕的夜晚。

我通宵留神聽著各種聲音。

第二天一早，忽然聽見過道的門開了，進來了好幾個人。

我站在窗洞旁。

過道里點著一盞燈。

第一個進來的是典獄長。

他是個胖子，平時神氣活現，行動果斷，但這會兒臉色慘白，垂頭喪氣，彷彿嚇破了膽。

他後面是副典獄長，皺著眉頭，神情嚴峻；再後面是一個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