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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9年,周恩來便在上海祕密組建了無線電人員培訓班,同時委託蘇聯幫助訓練了一批電臺報務人員。其時,蘇聯的無線電通訊和偵破、保密技術,已處於世界前列。隨著無線電通訊事業的發展,中國共產黨的祕密情報人員在苦練與掌握通訊、偵聽與破譯技術的同時,還利用一切關係,打入國民黨高層和特務機關內部,機智勇敢地竊取了敵人核心部門的一些密碼本。此舉,我情報人員不僅掌握了敵方的通訊密碼,更為重要的是瞭解了對方的編碼技術與編碼規律。

1931年11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瑞金召開第一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蘇維埃中央政府,同時成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及下屬的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經理部(當時還沒有後勤部概念)。總參謀部下設情報科,將原監聽敵臺的任務劃為情報科,與諜報隊成為當時紅軍的兩大主要情報偵察隊伍。原在上海中央從事搞情報工作的曾希聖任科長。從此,專門對敵從事無線電空中技術偵察的機構和隊伍就誕生了。

1932年初,隨著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鬥爭的勝利,紅軍繳獲了敵人多部無線電臺(無線電收、發報機),作戰更其頻繁,險情隨時發生,聯絡指揮顯得十分迫切。為此,中革軍委決定將情報科升格為局,主要執行無線電偵察任務(同時兼任通訊),按它在總參謀部的局的排序,簡稱為“軍委二局”。這個局有以局長曾希聖為代表的包括曹祥仁、鄒畢兆等幾名破譯高手以及偵聽員、譯電員、報務員、懂無線電技術的維修員等三十多人(警衛、運輸等不含)。

中革軍委二局成立後,在軍委的領導下,多次偵收並破譯國民黨軍隊的多種版本的密碼,為紅軍反“圍剿”鬥爭的勝利,提供了可靠的情報基礎。至中央紅軍長征前,二局已經基本具備了破譯國民黨軍隊各類密電的能力,成為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對敵鬥爭的祕密武器。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後,由於紅軍和國民黨軍隊雙方都處於運動作戰狀態,固定的有線電通訊根本無法保障對軍事行動的指揮與控制,無線電通訊便成為一種有效的手段。當時野戰狀態下的國民黨軍隊通訊,特別是蔣介石對下屬各軍、師下達的命令,主要以無線電報的方式傳送。於是,大量的敵軍通訊,為紅軍無線電偵察提供了廣闊舞臺,軍委二局無線電偵察的偵聽與電碼破譯工作達到了**,成為其破譯歷史最輝煌的時期之一。

軍委二局的無線電技術偵察,使得長征中的紅軍擺脫了數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使得重新回到黨的領導核心崗位上的毛澤東,能夠耳聰目明,料事如神,指揮紅軍勝利完成了戰略轉移的偉大任務。長征結束後,毛澤東在陝北的一次會議上,曾高度評價、讚揚“軍委二局”說:沒有軍委二局,紅軍長征是不可想象的;長征有了二局,我們就像打著燈籠走夜路。你們是能夠讀懂無字天書的先生,是紅軍的千里眼、順風耳。

建國後,“軍委二局”的職能有所改變,改名總參謀部第三部,對內稱為技術偵察部,除直轄若干局、監聽(處)站外,還間接指導和協調各大軍區情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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